|
1 一 1 《烛之武退秦师》出于《左传》。《左传》，在司马迁《史记》中叫作《左氏春秋》，在班固《汉书》中叫作《左氏传》，后来习称《左传》。特别标明“左”者，一是相传作者系左丘明，二是区别于《公羊传》和《穀梁传》。“传”，是对经典的注释。一般是注具体字句，不成文章，而《左传》插入《春秋》中的文字却可以独立成文。孔子编订的《春秋》是一部编年史，只是简略记事，一年只有几句话，一事少则一字，多则四十余字。客观实录，并不直接表明倾向，可是其中隐含的褒贬非同小可，据说可达到使“乱贼臣子惧”的程度。如入选《古文观止》第一篇的《郑伯克段于鄢》，在《春秋》中只有“郑伯克段于鄢”一句话，六个字，而《穀梁传》却演绎出丰富的褒贬： 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杀也。何以不言杀？见段之有徒众也。段，郑伯弟也。何以知其为弟也？杀世子、母弟目君，以其目君，知其为弟也。段，弟也而弗谓弟，公子也而弗谓公子，贬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贱段而甚郑伯也。何甚乎郑伯？甚郑伯之处心积虑，成于杀也。于鄢，远也，犹曰取之其母之怀中而杀之云尔，甚之也。然则为郑伯者宜奈何？缓追逸贼，亲亲之道也。 《穀梁传》认为，按照史书记载的惯例，凡杀世子（太子，诸侯嫡长子）或同母兄弟，都会标明是国君杀的，这里标明了国君（郑伯），可知段是弟。既是弟，却不称为弟，既是公子，也不称为公子，是贬抑他的意思。而贬抑弟弟，也暗贬郑伯，暗示他处心积虑置弟于死地。还特别指出“于鄢”，追到那么远的地方（距新郑很远的鄢陵之北），好像从母亲的怀里把他拖出来杀死一样。郑伯当适可而止，不追，放掉他，这才符合亲兄弟之道。《左传》中也有以“书曰”为名，发挥类似的道理，但是简略得多： 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 从其“微言”析出“大义”，寓褒贬的笔法，“三传”是一致的。 《春秋》的叙述的确隐含深意，故有所谓“春秋笔法”“一字褒贬”；但“三传”尤其是《公羊传》《穀梁传》中的有些阐释，也难免过度，强加于人的痕迹明显。对这样的微言大义，后世众多儒家学者奉若神明，王安石则认为：“孔子作《春秋》，实垂世立教之大典，当时游、夏（指孔子弟子子游、子夏）不能赞一词。自经秦火，煨烬无存。汉求遗书，而一时儒者附会以邀厚赏，自今观之，一如断烂朝报，决非仲尼之笔也。”（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九》）。意思是说，孔子的《春秋》如果真像如今这样，有那么多未明确表达的“微言大义”，还缺这少那，那就是残缺陈腐的朝廷公报了。朱熹则认为《公羊传》《穀梁传》是经学，也就借之演义正统观念，而《左传》则是史学。（《朱子语类·卷八十三·春秋·纲领》）这话说得到位。《左传》的价值，不完全在《公羊传》《穀梁传》那样的微言大义，而是为《春秋》过分简略的陈述提供丰富复杂的历史情节。《郑伯克段于鄢》就展示了一个很曲折、很丰富、很生动的过程。然而，仅仅说它有史学价值可能是不够的，应该说还有文学价值。 1 二 1 先秦历史经典以记事和记言为务。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春秋》纯粹记事，而《尚书》（还有《论语》）则记言，大抵为直白和对话，尚未形成做完整文章的规模。《春秋》实录记事，并不记言，谈不上文章的体制。《左传》继承了《春秋》的文字简练而意涵深邃，兼用记事和记言，因果相衔，情节连贯，结构完整，在记事和记言的结合上突破了《春秋》和《尚书》。 记事和记言的结合，使《左传》能够展示完整的情节结构，特别是大规模战争的胜败完整过程，人物对答交锋犀利，细节丰富，产生了一系列大开大合的篇章。在文学史上，《左传》标志着古代中国书面文字从现场记言到融记事和记言为一体，从片段到首尾贯通为篇，具有里程碑意义。 “烛之武退秦师”，在《春秋》鲁僖公三十年，原文只有一句“晋人、秦人围郑”，有头无尾。《烛之武退秦师》的标题是后人（《古文观止》编者）所加，似乎并不完美，望文生义，好像是烛之武击退了秦师；将其改为“烛之武说退秦师”或“烛之武智退秦师”，可能更有利于提示全文主题。《左传》将有头无尾的六个字，扩展为两强兵临城下，郑国从君臣紧张、外交人员出使到缓解紧张局势、与两强之一秦国结盟、解除隐患的全过程。从语文表现来说，它明显继承了《春秋》的简练风格。开头完全是客观的、无动于衷的陈述： 晋侯、秦伯围郑，以其无礼于晋，且贰于楚也。晋军函陵，秦军氾南。 引起战事的原因本来是很重要的，但仅两句话带过：“无礼于晋”，“贰于楚”（晋与楚作战，郑帮了楚），都是过去的事。就为了这么一点事，毫无突发事故，晋侯就联合强秦，大军压境。这不仅是语言上师承了《春秋》的简练，而且隐含着言外的贬义：太霸道了。 郑国是很紧张的，但行文上没有明言，没有外部军事环境描写，更没有人物的心理描写，仅用动词和名词，连形容词都没有。这一点与《春秋》的笔法可谓一脉相承。 接下来超越《春秋》的简单叙述，几乎全用对话，但是构成情节，就超越了《论语》中对话的片段性，在当时可是一大创造。整篇不但以情节贯通，而且以关键词语前后呼应，强化了结构的严密性。 晋秦两军“围”郑，只一个“围”字，并未直接点明郑国的形势严峻。到了对话中，才让佚之狐说“国危矣”。这个“危”字，不但点明了客观形势，而且提示了主观心理的焦急。郑伯请烛之武出山，烛之武推辞，郑伯作为国君马上检讨自己“不能早用子”，这已经是很急的表现了；接着是“今急而求子”，这里的“急”，直接点明是心理上的，与佚之狐说的“国危矣”的“危”相呼应，构成了一种危而急的氛围。 《春秋》《论语》都是没有心理描写的。《左传》也没有心理描写，但是《左传》以对话、以关键词的前后呼应，显示了人物的心理。郑伯不但“急”了，而且急到“求”；不但“求”，而且是求“子”（在春秋时代，被国君称为“子”的，往往都是国君所敬重的老臣、贤臣）；这还不够，又直截了当地承认自己有“过”（“是寡人之过也”），没有任何委婉的辞令，可见形势“危”、心理“急”到何种程度。当然，郑伯如果一直这样低三下四，就不像国君了。其实，他软中有硬：“然郑亡，子亦有不利焉！”关键是个“利”字。亡国，不仅对我不利，而且对你也不利。 郑伯说服烛之武用了两手：一手软到家，先是“急”，再是“求”，最后是自己有“过”；另一手是“利”，再不出山，对你也不“利”。这个“利”字很厉害，一出口，烛之武就干干脆脆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答应了（“许之”）。这里没有心理描写，也没有动作、表情，更没有形容、渲染，但是人物的精神状态，对于细心的读者可谓历历在目。 写烛之武“夜缒而出”，国君派出外交使者本来是正大光明的，为什么选择在夜里，不是从城门走出来，而是从城头上用绳子吊下来？一个“夜”，一个“缒”，这个春秋笔法用得太绝了。外交使者不敢白天公开出来，城门都不敢开。这是写情节的进展，又是回过头来用这一结果说明前文的原因：军事形势的“危”和“急”，也说明国君为何“求”，还毫不犹豫地承认自己有“过”。 《左传》的用词太精准，太严密了。这种精准和严密，不但建立在用词的基础上，而且还体现在叙事和对话的行文中。 1 三 1 《左传》是编年体，按照时间顺序记载历史事件。秦晋此次合围郑国，自然有其复杂的原因和长远的背景，这些在此前“×公×年”的相关叙述中，已陆陆续续有所记载。因此在本篇中，就无须再费笔墨，而是直截了当，直奔主题和主角。 本文的主角是烛之武，但作者却先写佚之狐，让他引出烛之武。这至少藏着两个“玄机”。第一，郑国此次面临灭国之危，谁也无能为力，能解围者，唯有烛之武。这在内容上，显示了烛之武的分量；在结构上，构成一个悬念：且看此人有何招数。第二，在此之前，烛之武默默无闻，从下文烛之武推辞和郑君道歉的话中也可以看出，他一向不得志，此番是崭露头角。因此下文他的推辞和郑君的道歉，则是进一步铺垫，显示形势的危急和烛之武的老练：以退为进，让郑君信任并依仗自己。在“外交”之前，先在“内交”上牛刀小试。 接下来的问题是：秦晋合围，晋是主，秦是从，那为什么佚之狐推荐烛之武点名要“见秦君”，而烛之武冒险出城也直接“见秦伯”？可见他俩已有共识：说退了秦军，晋军则不战而退。之所以有这个共识，是因为他们都深知秦晋关系的要害。 我们现在有个成语“秦晋之好”，可见秦晋两国关系是很铁的。时任的两国国君，有着非同寻常的婚姻关系和政治关系。秦晋两国在地理上是一河之隔的近邻，根据《左传》记载，秦穆公（这是谥号，死后才有，为了叙述方便，这里姑且借用。下文类此）先是晋文公的亲姐夫，后来又是晋文公的老丈人。而且晋文公先前由于王室内乱，在外流亡了十九年，最后是秦穆公用武力帮助他回到晋国，当了国君。秦晋之间这种重叠复杂的关系，看似友好坚牢，但毕竟是政治联姻，其关系最终还是取决于政治利益。晋文公即位后，振兴晋国，成了霸主，下一步势必要四处扩张，身旁的秦国自然是嘴边之食；而且晋国要向东扩张，西邻的强秦也是“在后的黄雀”。秦国当然也想称霸，那么已经称了霸的晋国，正是横挡在它前面的巨大障碍。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晋国都是秦国最直接、最强大、最危险的敌人。佚之狐、烛之武正是敏锐地看到秦晋表面上牢不可破的关系背后，有着实质性的你死我活的利益矛盾，意识到只有从这个缝隙中下手，才能撬开它们之间的铁关系。 因此，烛之武为自己设定的首要任务是说服秦军退兵。而如上所述，这个似乎十分严峻复杂的问题，一旦抓住了要害，就变得十分简单清晰。大家都是明白人，也不必多费口舌纵横论说，剩下的就是口才：如何三言两语，简洁而雄辩，让对方口服心折。 当然，对于军事斗争来说，光是雄辩的口才并不够，大凡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要想凭外交口才得到是不现实的，主要还是凭实力。然而，郑国没有相当的实力。烛之武面临的艰巨任务是：缺乏实力的后盾，要在谈判中以口才战胜实力。 谈判实际上就是辩论。对立的双方利害关系相反，没有共同语言，必须有一个双方认可的前提，才能把辩论转化为对话。烛之武必须找到一个秦穆公认可的前提。他的杰出在于，正像前段郑国君主抓住了一个“利”字，这里，他抓住了一个关键词“益”，回避了眼前郑国和秦国利害关系相反的难点，以于对方有益作为前提。这就把论题转移了：第一，不是对秦国和郑国有没有益，而是对秦国和晋国有没有益；第二，不是眼下对秦国有没有益，而是未来对秦国有没有益。 为了回避与秦对抗，烛之武坦然放低姿态：退一万步说，“郑既知亡矣”，郑亡如果真对秦国有益（“有益于君”），那就听便。但是，他反过来指出，郑亡实际上并不有益于秦，相反有害于秦。有益转化为无益，条件有二。第一，灭了郑国，郑国成了秦国遥远的边地，可当中隔着晋国，秦国鞭长莫及，要向晋国借道，管理却受制于晋国，对秦国有什么益处呢？第二，郑国灭亡，实际上是增加了晋国的疆土，对于晋国有益，那就意味着对秦国是无益的（“邻之厚，君之薄也”）。这是从反面讲。从正面讲，如果不灭亡郑国，把郑国作为东方大道上的朋友（“东道主”），秦国有什么外交使节，郑国可以提供食宿的方便，这对秦国有什么害处呢？ 说到这里，从逻辑上来说，是够雄辩的了。但是，烛之武不像先秦的一般游说之士，满足于逻辑的推断，他的厉害之处还在于，进一步用历史的事实来实证。晋国的野心是很难满足的。秦国曾经有恩于晋惠公（武装护送他归国），惠公承诺割让焦、瑕二地，可是很快背约，早上渡过黄河，晚上就在黄河边筑起工事，防备秦国进入黄河以东的焦、瑕二地。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推断，晋灭亡了郑国，扩张了东边的领土，再要扩张，也就只能向西，除了攻打秦国，还有什么地方可去呢？ 最后的结论点到关键词“利”字上来，这一切结果只是损害秦国有“利”于晋国（“阙秦以利晋”）。 本来，秦穆公纠结于眼前战事，烛之武从战略上着眼，以长远眼光彻底唤醒了秦穆公。秦国不但退兵，且与郑国结盟，驻兵于郑，为郑协防。 从这里可以看出，烛之武与先秦游说之士不同。先秦游说之士仅仅是以现场应对的敏捷取胜，如刘勰在《文心雕龙·论说》中所说，“喻巧理至”，“飞文敏以济词”。以巧言妙喻取胜是暂时的，如《战国策》之《唐雎不辱使命》，唐雎作为外交使者，居然与秦王以在咫尺之间血拼相威胁，这不但是匹夫之勇，而且后患无穷。又如晏子使楚，将楚国这个大国比作狗国，也只是逞一时口舌之快。外交不讲究实力是空的。烛之武的雄辩，完全着眼于实力在战略上的利害转化：晋长必然导致秦消。 烛之武在策略和战略上有全面的考量。在两路大军压境的危急关头，策略上：第一，不是分兵抵抗，而是谈判；第二，先争取利害关系不太密切的一方，瓦解其同盟关系，另外一方自然退兵。战略上：不但扭转眼前的危局，而且从长远看，化晋秦同盟为郑秦同盟。有了这样着眼于实力转化的大视野，口才、逻辑的胜利才有坚实的基础。这在《孙子兵法》上叫作“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谋攻篇）。 1 四 1 不可忽略的，还有现场用语的胜利。 开头叙述郑国君求烛之武出山，双方所用语言都是直截了当的，没有尊卑等级的意涵，而在烛之武对秦穆公说话的时候，用的是一系列委婉、谦恭的词语。明明说如果消灭郑国对秦国有益，可在字面上却是“敢以烦执事”，一个“敢”字，有冒昧的意思；一个“烦”字，好像给他添麻烦的样子。称对方“执事”，字面上是左右执行之人，实际上是指秦君，意思是不用你劳神，用语极其恭谨。接着说得更清楚，灭亡郑国是损秦国而利晋国（“阙秦以利晋”），明摆着秦国是别无选择了，可字面上却是“唯君图之”，称对方为“君”，不再是“执事”，敬和重变成了委婉。 解决了秦国的问题，是不是再计议到晋国去游说一下呢？没有。最后的尾声，让晋国君臣说话，一笔两用。表面是有人建议晋文公追击秦军，晋文公的回答是不行，“微夫人之力不及此”，没有秦穆公的军力护送他归国，他成不了晋国的国君；深层则是显示烛之武举重若轻，解决了主要矛盾，次要矛盾迎刃而解。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本文的题目能改为“烛之武说退秦师”或“烛之武智退秦师”，应该是更准确的。 《左传》中的晋文公是不简单的。他奉行霸道，却打着王道的旗号。出师伐郑，讲的是利和益，就是霸道；霸道讲不成了，就换了一副面孔，用另外一套话语，大讲其仁（义），“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说借助过人家，又损害人家，显得不仁。用的是书面化的雅语，不但与郑国君主直截了当的口语不同，也与烛之武的委婉语不同。在这套雅语背后，《左传》作者写出了晋文公的两面性。既然讲仁义，那出师伐郑，发动流血战争，算什么呢？这一切，留给读者去判断吧。这就是《春秋》的寓褒贬。 《左传》不像《公羊传》直接说教，而是以有限的显性语言隐含丰富内涵，语言精练到极点。烛之武起初推辞，后来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只用了两个字的短句——“许之”，惜墨如金，举重若轻，这是《左传》一以贯之的笔法。烛之武成功说服秦穆公退兵，也只用了两个字——“乃还”。最后晋文公退兵，用了三个字——“亦去之”。全文几乎只用名词和动词，形容、渲染、抒情、描写，一概不取。但是在对话中，却用了不少语气词。如，佚之狐举荐烛之武：“国危矣！”郑伯对烛之武说：“是寡人之过也。”“然郑亡，子亦有不利焉。”烛之武推辞：“今老矣，无能为也已。”烛之武对秦穆公说：“郑既知亡矣。”“君知其难也。”“邻之厚，君之薄也。”“且君尝为晋君赐矣。”“朝济而夕设版焉。”“君之所知也！”晋文公最后也说：“吾其还也。”所有这些语气词，均系虚词，没有实词的具体意义，却有情绪上的意味。有了这四个“矣”、五个“也”、一个“焉”、一个“也已”，不但人物的情绪，而且现场感都大大增强了。值得注意的是，每个虚词潜在的意味均不同，如四个“矣”：佚之狐的“国危矣”，是紧张；烛之武的“今老矣”，是推脱，说得很放松；烛之武对晋文公说“郑既知亡矣”，是退一万步的假定，有试探的意味；至于“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这是挑拨秦晋关系，有了这个“矣”，语气就很肯定。如果把语气词省略掉，在语义上没有什么改变，但是人物的心态损失就太大了。不用形容词、副词，只用动词和名词，却反复运用语气词，乃《左传》修辞的一大特色。 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50年代，美国海明威提倡“电报文体”，只用动词和名词，避免用形容词，不用感叹、抒情，从原则上看和《左传》异曲同工。这一点，西方汉学家意识到了。有一位汉学家说，《左传》多第三人称叙述者的客观，很少主观的评论和介入。这种“实录”的语言达到非常精练的程度。例如，周天子送给齐桓公一块祭肉的场景，《左传》写齐桓公接受，只写四个动作：“下，拜，登，受”。（见《左传·僖公九年》）那位汉学家说：“在整部《左传》中几乎没有什么形容词，而副词就更少了。”《左传》把“无关要紧”的语言排除掉的能耐是令人惊叹的。这就是中国古代史传文学叙述的伟大功力所在，后来《三国演义》《儒林外史》《红楼梦》极少直接心理描写，全凭精彩绝伦的叙述和对话取胜，其史家笔法艺术基因就在这里。 作者：孙绍振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