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戴鸿慈：清末改革关键人物 ◆ ◆ ◆ 文 |石禄生
1911年，辛亥革命终结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毋庸置疑，封建皇权体制的崩盘，是时代的必然趋势。
但话说回来，其实在清政府被推翻的前几年，清廷的立宪政治改革一直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那么历史就有一个假设：如果给清政府多留几年时间深入改革，它还会崩盘吗？
笔者认为：清廷的政治改革改变不了历史的方向，但或许可以延缓历史的进程。 清政府的消亡是必然的，但如果它的政改进程再快一点，辛亥革命或许不会爆发，清廷的存活时间大概可以延长。
本文的议题，当然与清末政改有关。而在清末政改过程中，有一个比较关键的人物，引起了笔者的浓厚兴趣。 此人名叫戴鸿慈，当时位高权重，官至清廷军机大臣。
戴鸿慈画像 戴鸿慈生于咸丰年间，广东南海人，光绪二年（1876）考中进士，此后官运亨通。后来戴鸿慈任起居注官，相当于光绪皇帝的秘书，官品只有四品，但影响力很大。 甲午战争期间，由于清军惨败，戴鸿慈主张严惩北洋水师大臣李鸿章，并解拿前线指挥官丁汝昌。清廷果然拿李鸿章和丁汝昌问责，后者更是被革职处理。
后来丁汝昌“戴罪”留在前线，率领部属视死如归，英勇就义。这当然是题外话，只是为了说明戴鸿慈在清廷中的影响力。 甲午战争后，戴鸿慈被光绪派遣至福建任提督学政。学政任期为三年，戴鸿慈在福建的经历，乏善可陈。 之所以提及这一经历，因为戴鸿慈在福建任学政期间，题写了一块匾：【锡尔纯嘏】，题匾原文出自先秦《诗·小雅·宾之初筵》，大意是祝福受匾人“天赐洪福”。
清·光绪二十五（1899）年【锡尔纯嘏】匾 福建品藏文化公司收藏 此后戴鸿慈回到清廷中央任职，历任礼部侍郎、刑部侍郎、礼部尚书等。 虽然1898年的戊戌变法差点把清宫搅得天翻地覆，但戴鸿慈还是官位稳定，并且受到了慈禧太后的倚重。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事变爆发，慈禧避走西安近一年，翌年回京的时候，前往迎驾陪同慈禧回京的人，正是戴鸿慈。 晚清政府接连受到甲午战争失利和八国联军侵华的打击，又被紧随而来的日俄战争所刺激（日俄之战在中国领土上打得热火朝天，而清廷却无力干预），让执政的慈禧终于意识到，清王朝摇摇欲坠，不改革是不行了。
始于1901年的清末改革，开始是零敲碎打，后来慈禧也急了：“时不我待，得加快进程。”关键是政治改革不伤筋动骨、怪骨疗伤，根本没有卵用。 慈禧心一沉，终于同意了朝廷上下呼声很高的政改方针：学习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度。 于是清廷决定派出五名大臣进行环球考察，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慈禧特意强调：“五大臣出国考察，名单中要有戴鸿慈。”历史就这样把戴鸿慈架上了清末政改的舞台。
五大臣出洋考察，晚清社会的舆论主流还是支持的，但也有反对的声音：那就是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党人。 在代表先进思潮的革命党人看来，晚清腐朽统治已经病入膏肓，清廷内部政改于事无补。 光绪三十一年（1905）9月24日，清廷出洋考察的五大臣在北京正阳门出发，不料却遭到革命党人吴越的炸弹式暗杀，吴越本人被当场炸死，五大臣幸免于死，但也有两位大臣受了重伤。这次暗杀虽然失败了，但成功地阻止了五大臣的如期出洋。
戴鸿慈虽然躲过了暗杀，毫发无损，但要说内心不害怕是不可能的。不过这并没有影响他出洋考察学习西方政治经验的决心，归根结底还是封建效忠思维在起作用：“难得慈禧太后信任我，我甘为大清政改付出身家性命。” 几个月后，五大臣出国考察之行再次启程，这次终于顺利成行了。但出洋考察的名单发生了一些变化，最后的成行人员是：载泽、戴鸿慈、端方、尚其亨、李盛铎。前三位没有变，变动的人员是后两位。
让我们来解读一下这份名单：毫无疑问，前三位是主要角色。其中载泽、端方都是满族人，属于皇室宗亲，正宗的皇室“自己人”； 而戴鸿慈是来自广东的汉人，其位列名单第二员，足可见清廷对他的看重。
关于五大臣的出洋考察经历，如果要详细论述，起码需要几本厚著作才说得清楚。这里就不赘述了。 简而言之：出洋考察团兵分两路，历时八个月，几乎将欧美主要国家都考察了个遍。 五大臣考察过的国家有日本、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德国、奥地利、俄国、意大利、丹麦、瑞典、挪威、匈牙利、荷兰、瑞士等。可见此次考察之行，收获何其丰厚。
值得一说的是，戴鸿慈作为其中的主要领队之一，在考察过程中，被西方政治体制的运行模式深深地震撼了。 这促使他在归国后著述了《欧美政治要义》、《列国政要》、《出使九国日记》等考察文本，为清末“君主立宪”政改提供了关键性的决策思路。
当然了，五大臣出洋考察是一个非常庞杂的历史议题，笔者无意详述。这里讲述两件关于五大臣出洋考察的边角料“旧闻”，以加深读者对这段历史的印象： 其一，戴鸿慈和端方是同一路的考察队友，前者为领队（另一支考察队伍由载泽带队）。戴鸿慈年长端方不少，后者对他十分尊敬。
戴鸿慈（中右）、端方及出洋考察随行人员 考察途中，有一次在美国加州演讲，由年轻的端方主讲，端方在演讲中几乎每发言一句，都忍不住当众请示戴鸿慈：“前辈（我说得）对不对？”戴鸿慈则以“对对对”做回应。此事被引为趣谈。 其二，戴鸿慈不但考察西方政治体制，也注重旅游，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外出游历一番。由此，他对西方的博物馆、图书馆、动物园、公园等，印象深刻，兴趣浓厚。 归国后，戴鸿慈力主推动建设了北京万牲园（即现在的北京动物园）。如今北京动物园的西洋式大门建筑风格，即为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的效仿成果之一。
北京动物园
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团，是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8月份回到国内的，结果到了9月份，清政府就颁布了《仿行立宪上谕》，即以光绪皇帝的口吻宣布清廷准备立宪。
由此可见，清廷对五大臣出洋考察回来后的建言思路是多么重视。 世人或许疑惑：“出洋考察八个月，回来一个月清廷就有了立宪思路了？太草率了吧。”
实际上，包括戴鸿慈在内的出洋五大臣，通过走马观花式的考察，并不能摸透西方立宪政治的精髓。 因此，早在归国前夕，戴鸿慈等人就让流亡日本的梁启超、杨度帮助起草好了宪政考察报告。加之戴鸿慈、端方、载泽等人归国后，频繁上奏催促立宪政改之事，终于让光绪皇帝下决心迅速推动改革。
在这场晚清政改中，戴鸿慈被任命为厘定官制大臣，他作为政改统筹小组的核心官员之一，参与到了这一清末政治大事中去。 而且随同政改的启动，清廷成立了（司）法部，而戴鸿慈也成为了中国几千年来的首任司法部门的长官，即法部尚书。 戴鸿慈主管法部的工作思路，用一句话来归纳就是：效仿西方试图实现“司法独立”。
为此，他围绕司法体系建设，开展了大量工作：如清理旧案、制定新法规、建设或改良监狱等。 清末立宪政改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本文无意详述。 总而言之，戴鸿慈从出洋考察到政改建言，从政改统筹到主抓清廷司法改革，做了繁重的工作。历史也铭记了这一点。
但是，清末政改归根结底是不可能成功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清廷效仿西方政治模式组建的内阁，十三名内阁成员当中，大多数都是满人大臣，换句话说都是皇权的代言人。这样的内阁，跟真正的立宪主旨相去甚远。
此外，还是那句话，历史留给清廷的政改时间不多。短短数年，清廷几乎不可能来得及理清政改的头绪，数千年的封建政治，死结太多了。 清末政改的进程，终于在1911年，随同满清封建统治灰飞烟灭了。
但是，我们今天回溯那场清末政改，还是能从中找出一些积极的意义： 从五大臣出洋考察，到清廷立宪政改，带动了当时整个社会思潮的进化，这为后来的民初新文化运动和社会改良风气，奠定了思想基础；即便是主导推翻满清统治的革命党人本身，也受到了来自清末政改的新思想驱动或启发。
戴鸿慈(前右) 端方(前左) 行文至此，我们的目光回归到戴鸿慈身上：这个留着长辫，身着满清官袍的清末重臣，其实并不像世人想象的那样是个老腐朽分子，他出洋见识过世界，头脑中也装满了西方新思想。近代中国历史坐标中，理当有戴鸿慈的一席之地。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