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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浩瀚的中国铸币史上，西汉末年的王莽新政昙花一现，但其铸造的钱币形式多样，形制规范，钱文精湛，因此王莽被称为“泉圣”。
西汉末年的新朝皇帝王莽篡位后，为缓和西汉末年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改革措施，包括土地改革、币制改革、商业改革和官名县名改革，王莽的改革不仅未能挽救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反而使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终于导致了赤眉绿林为主的农民大起义，新朝遂告灭亡。但他所铸造的钱币，却在中国的铸币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西汉末年(公元前1年)，王莽摄政后，在货币问题上托古改制，大的货币变动就有四次，铸币六种、二十八品，即宝货制，这在世界币制史上是一种破天荒的制度，但其开辟了钱币多样化的先河，其泉品规范精致，钱文苍劲有力，钱币的制作工艺达到了历代钱币的一个高峰。 第一次币制改动是居摄二年(公元5年)。造大钱，径寸二分，重十二铢，文曰“大泉五十”。又铸造“契刀五百”、金错刀(一刀平五千)、与五铢钱并行。 第二次币制改动是在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罢契刀、错刀和五铢钱，专用大小钱。大钱为“大泉五十”，另铸“小泉直一”。 第三次币制改动在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行宝货制。宝货制的内容是：五物六名二十八品。五物：即金银铜龟贝；六名即钱货六品，金货一品，银货二品，龟货四品，贝货五品，泉货六品(小泉直一、幺泉一十、幼泉二十、中泉三十、壮泉四十、大泉五十)；布货十品(小布一百、幺布二百、幼布三百、序布四百、差布五百、中布六百、壮布七百、弟布八百、次布九百、大布黄千)。 王莽把货币也搞成了如同官场的等级制度一样，琳琅满目，光怪陆离。尤其是布货十品，每个只差一铢重，大小也只差一分，把老百姓搞得头昏脑涨，很难辨认，而遇到龟贝之类的货币，还要随时测量，很不方便，所以老百姓抵制宝货制，只用大小泉，这样王莽的第三次币制改革，在人们的眼花缭乱中失败了。 第四次币制改革在天凤元年(公元14年)，废了大小泉，改用货布、货泉两种通用货币。但是老百姓已经习惯使用“大泉五十”，也只能听之任之了。在王莽晚期，又发行了布泉。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王莽在位期间，似乎对造币情有独钟。他所造的各种各样的货币，虽然在历史的长河中是昙花一现，但其高超的造币水平和完整的货币体系，却给我们留下了古代文化的宝贵物质财富。王莽时期制造的货布，布泉字体为悬针篆，文字规整，遒劲有力，是汉代书法的典范；契刀、错刀其环如大钱，身形如刀，青铜铸造，形状很像现在的钥匙，非常精美。错刀的环部的“一刀”是阴刻，错黄金，“平五千”为阳刻，所以又叫“金错刀”。 “一刀平五千”是我国最早使用，而且也是惟一用错金工艺制成的钱币，后人把它作为珍贵的艺术品来收藏。历代文人雅士也对“金错刀”大加赞赏，如唐朝杜甫《对雪诗》曰“金错囊徒罄，银壶酒易赊。”韩愈诗曰：“尔持金错刀，不入鹅眼贯。”东汉杰出的文学家、科学家、思想家张衡在《四愁诗》中写道：“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王莽的金错刀成了钱币和财富的代名词，也成了文人骚客赞誉和情侣间馈赠的信物，足见其影响深远。 王莽政权短暂，币制混乱，所以流传下来的钱币除“大泉五十”“小泉直一”“货泉”“布泉”较多见之外，其他的钱币都比较少见，也是较为珍稀的泉品。 多年来，酒泉地区多处大量出土过王莽的钱币，主要是“大泉五十”“小泉直一”“货泉”“布泉”。肃州区博物馆藏有“大泉五十”的铜制钱范三枚，其中两枚是1973年3月，在现在的酒泉市肃州区上坝镇的野猪沟公路南侧的墓葬中出土，另一枚是1974年4月在原酒泉废品收购站收集，钱范为青铜质，面为7.5厘米—9.5厘米的正方形，高1厘米左右，经鉴定为国家二级文物。 这充分说明，在西汉末年的王莽时期，已经使用规范统一的铜范制钱，同时，在偏僻的西北地区，也已经在铸造“大泉五十”这种钱币。肃北县文化馆现藏有一枚从民间征集来“契刀五百”的刀头。2007年8月，酒泉一钱币收藏者在瓜州县布隆吉乡的农民手里，收集了一枚王莽时期“差布五百”。同时酒泉农行的一名钱币收藏者，还在瓜州分别收集到一枚断裂“契刀五百”的刀头和刀柄。 同时，在酒泉的敦煌、金塔、玉门也有大批的“大泉五十”、“货泉”出土。 酒泉出土了大量王莽的钱币和王莽时期的钱范说明：一、西汉政府对西域经营多年，中原文化渗透到了酒泉文化的方方面面。二、在西汉末年，虽说社会动荡不安，但位于河西走廊西部的酒泉、敦煌，当时的经济仍然很发达，和中原的联系紧密，内外交流活跃。三、酒泉有钱范出土，就说明王莽时期很有可能在酒泉设立了钱币的铸造机构，新莽政府非常重视酒泉的地位和发展。2008-12-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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