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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你投资的自控能力

 罗宋汤的味道 2018-12-28

版本1.0

成功的投资者需要一定的智力为基础,但成功的投资不与智力成正比,巴菲特一直强调:“大多数人在别人也感兴趣的时候买入,实际上最好的买入时机是别人不感兴趣的时候。买热门股不会有好成绩的。投资不需要高智商。投资不是智商160的人战胜智商130的人的游戏。理性是最重要的。”

后来,巴菲特对其接班人公开了三项要求原则:“独立思考、情绪稳定、对人性和机构的行为特点有敏锐的洞察力。”

也就是说投资成功更需要的是理性,首先要提高的是你的自控能力。投资历史上的案例也许会让你对此有所领悟:

从智商角度,应该少有人能超过牛顿,但在1720年2月,牛顿将部分积蓄买入南海公司股票,3个月后,牛顿持有的股票价格上涨了3倍,他将股票卖掉了。如果事情就此结束,一切会很完美。但那时牛顿无法从南海公司抽身了。他不安的看着那些仍然持有南海公司股票的朋友们越来越富有。7月,牛顿无法再忍受诱惑,重回股市,用700英镑的价格再次买入之前用300英镑卖出的股票。这次他不是投入了一部分资产—而是他所有资产的一大半。

11月,一切都结束了。“南海泡沫”破了。就像经过了一场高烧,南海公司投的投机来得快,去得也快。牛顿仓促卖掉了股票,最终每股股票只剩下100英镑了。最终牛顿亏损了20000英镑(大约相当于现在货币的300万美元)。对此,这个可能是地球上最聪明之一的人只能感慨:“我可以计算出天体的运动,却无法揣摩人类的疯狂。”

可惜那时候牛顿没看到查尔斯·麦基(Charles Mackay)的《大癫狂: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群众性癫狂》(Extraordianary Popular Delusions and the Madness of the Crowds),这本大众心理学杰作在120年后才出版。

终于,腐败像汹涌的洪水

淹没一切;贪婪徐徐卷来,

像阴霾的雾霭弥漫,遮蔽日光。

政客和民族斗士纷纷沉溺于股市,

贵族夫人和仆役领班一样分得红利,

法官当上了掮客,主教啃食起庶民,

君主为了几个便士玩弄手中的纸牌;

不列颠帝国陷入钱币的污秽之中。

这是大诗人蒲柏讥讽、批判将整个英国卷入其中的“南海泡沫”的诗句。

1942年,12岁的巴菲特为姐姐买了3股城市服务公司。之后股价从38.25美元一路下跌了30%到27美元。从此在每天上学的路上巴菲特都会受到姐姐的“提醒”,显然这让年少的巴菲特感觉到了巨大的压力和烦躁。 因此当股票终于回升到40美元的时候他立刻卖出,以此结束这段痛苦的投资。

然而,就在他卖出之后城市服务公司的股价很快就涨到了202美元,由此可见,即使是少年时期的股神也会受到压力的困扰而失去自控。 这段经历让巴菲特领悟到一生都受益无穷的三个教训:第一,不要过分关注股票的买入成本;第二,不要不动大脑地急于抓住蝇头小利;第三,不要轻易对其他任何人的资金负责。

除了巴菲特,这种外部环境,市场噪音对情绪的负面影响对于成名后的其他投资大师们也构成一定的烦恼,难怪连逆向投资大师邓普顿也说自从热闹的华尔街搬到清静的拿骚以后,他的业绩表现就越来越好了。再想想巴菲特为何一直将伯克希尔的总部定格在远离华尔街的美国中部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市。

红标为奥马哈市

以上两个案例有个共同点,无论高智商的牛顿,还是身具投资天赋的巴菲特都经历过卖出股票获取蝇头小利后,其卖出的股票开始大涨,相信中国投资者也都经历过这样的经理。而之后的对待方式区别开了二者,牛顿无法忍受别人的持续获利而在高位再一次接盘;而巴菲特却没有在追回城市服务公司。强大的自控能力促成了股神的诞生。

而说到自控能力,有一个人堪称巴菲特的老师的老师,因为格雷厄姆常常与其交流并高度重视其意见,在《格雷厄姆-华尔街教父回忆录》中,格雷厄姆这样叙述:

1929年上半年的情况还是令人激动的;甚至下半年的大动荡也没有给我造成太大的损失,真正的麻烦是在随后的的3年里发生的。这个时候我与伯纳德·巴鲁克出人意料的交往上了。大约一年前我认识了这伟大人物,并且在投资方面向他提了些建议(这些投资都是“格雷厄姆式”的)。

巴鲁克屈尊听了我的分析,同意我的看法,买进大量上述股票,从他的观点来看,他认同我的建议这件事本身无疑就是对我的努力的丰厚回报。……巴鲁克邀请我成为财务合伙人,如果我当时不考虑其他人就接受他的条件的话,我随后7年的遭遇就会完全不一样了,就会好过的多了。

接下来,巴菲特的老师在1929-1932年间基金损失了70%。而巴鲁克在这场迄今为止的人类最惨证券投资史来临前成功逃顶,全身而退。

伯纳德·巴鲁克(Bernard M. Baruch)生于1870年,比巴菲特大60岁,比格雷厄姆大24岁。他19岁进入华尔街,不到35岁便成了百万富翁(相当于现在半个亿万富翁)。之后也曾经濒临破产却又能东山再起,到了1910年,他已经和摩根等一起成为华尔街局指可数的大亨。在他无数传奇经历中,最为人晶晶乐道的就是他在1929年股市大崩盘来临前成功逃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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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婪与恐惧是投资失败的原罪,巴菲特说:“在别人贪婪时我恐惧,在别人恐惧时我贪婪。”这一理念与实践的统一需要强大的自控能力。

此文正值2018年岁末,市场就这样凄凄惨惨地过了一年,日本“失落的二十年”在前面恐吓着每一个投人,展望来年,让我们以巴鲁克在这本自传中提到的一次他给大学生的演讲言录来结束此文:

“战争与和平、繁荣与衰退、奴役与自由的周期性交替循环是人类历史的一大特征。每次大破坏之后,总会出现重建,而重建也总是让人类成就提升到新的高度——至少从物质标准来看是如此。然而,今天我们怀疑我们的文明是否经得起另一次周期性大破坏。我们不希望由来已久的崩溃和重建循环再次重现,我们渴望建立某种持续进步的体系。我相信,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居于主导地位的强烈意愿。要打破这种破坏和建设的循环周期,我们必须让自己摆脱从一个极端摆向另一个极端的倾向。我们必须找到一条自我约束的理性之路,以避免哑然的屈从和盲目的反抗。”

“我之所以相信理性,并非由于人类过往的历史所展现的智慧,而是因为理性依然是人类进行自我治理的最佳工具。每当某种疯狂席卷社会,理性首先沦为牺牲品的可能性并非微乎其微。无论是完美还是乌托邦,都不在人类掌握之中。但是,如果说过度狂热的希望永远无法实现,我们也可以避免陷入过度恐慌的绝望——如果我们学会全面思考问题,学会认清我们最珍视的事物,并且学会作为个人和一个国家来组织自己以便务必做到凡事应有轻重缓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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