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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70年代初的一个冬天，我在中条山中参加三线建设修铁路。因工地向前延伸，我们移住到绛县鲁庄村。村中瓦房很少，绝大部分是窑洞。我们在平川住惯了瓦房，对窑洞很陌生，总觉着不安全。况且我们要住进去的这孔窑洞，窑顶已裂了一道长长的缝，很吓人。但又没办法——一则村里住房不好找，再则那个时候讲“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只求工程进度，不许提个人利益。当时能给我们一丝宽慰的是：院中有两孔窑洞，另一孔窑洞的窑顶也裂了缝，“房东”住在那里——他敢住，看来是不会有什么危险的，我们也就壮着胆子住了进去。 我们的“房东”，是这个村保健站的医生，他有个很好记的名字，叫蒋天良。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与我们一样，也是借住的，真正的房东另有新窑洞，已不住这里了。蒋医生比我们住进来得早，且是长期借住，我们只是临时住几个月，所以我们仍把他当房东看。他四十多岁，穿着一身黑色的旧棉制服，个子又有点儿矮，简直像个小老头儿。我能感觉出他并不欢迎我们，按说，他一个人住在这个空荡荡的荒院子里，有我们这些年轻人做伴该多好，干嘛不欢迎我们呢？这个人看来有点怪。 住了没几天，几个年纪小的同伴告诉我，蒋医生半夜里唱悲歌，他们很害怕。我们这孔窑洞较大，里面还有个小窑洞，小窑洞朝外一面开着小窗。在我们这些人中，我算是岁数稍大的。我喜欢看书，为了不影响别人，同时也少受些干扰，我就住在了小窑洞里。听他们说过之后，我夜里出来听，果然蒋医生深更半夜不睡觉，总在低声地唱，而且唱的时间很长。虽然听不出他唱的什么，但那凄凉得近似哭的调子，在夜深人静时听来确实令人有点毛骨悚然。 第二天，我瞅了个空儿，同蒋医生在院中闲聊了几句，提出有小青年夜里听了他的唱声有些害怕，希望他夜里别再唱了。他也没道歉，只是解释说一个人闷得慌，睡不着，并答应以后不再唱了。谁知没几天，他夜里又唱了，不过声音小多了。 有一天，我没上工地，留在家里整理一份材料。蒋医生敲门进来了。我十分高兴，这是他第一次来我们屋里。他说他的炉火灭了，想在我们炉子上烧点水。我说当然可以，并马上将炉火替他捅旺。我很希望能借机同他聊几句。 他端来小铁锅放在火上后，同我寒暄了几句，便出去拿来一把干萝卜叶和一丁点儿粗玉米面。他将萝卜叶按进水里后，把玉米面轻轻撒在上面。他说等锅开了后请我替他搅一搅，说完，他就回屋里了。我一写起材料就忘了那事，等蒋医生再进来时，锅已经干了。看他拿筷子翻搅时那惋惜的样子，我觉得他这人真是有点怪，就说：“你这个人，喂猪干嘛还这么顶真。”蒋医生顿了一下，嗫嚅着说：“我自己吃……” 我怔住了，不知是感到意外，还是觉得愧疚，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我这才想到，院内院外并无猪圈。在我们家乡，冬天一般都这样喂猪，我根本没想到这位蒋医生竟然这样吃饭，真不知他如何下咽。 当时，我们都还年轻，于事考虑很少。这次之后，我才突然想到，他怎么没有家人，一个人生活，他的老婆和孩子呢？我后来注意打听蒋医生的情况，听村里人说，他是从河南逃荒来山西的，因为是个大夫，有点文化，这个村里从来没有大夫，就让他们一家落了户。因祖上是行医的，他医术还可以，替人们治病也很经心。但因为他是外来户，因此比大家更艰难。他因为挣村里的工分，所以从不肯接受病人家馈赠的东西——其实病人也并不馈赠他什么，有谁拿出一个玉米棒子或两块红薯，便算是有分量的东西了。他又放不下文人架子，不肯像其他人一样去地里“弄点吃的”（即偷生产队的庄稼），而分的一点粮食又不够吃。饿得没办法，老婆带着孩子“出去了”——估计是讨饭去了。 我不由得同情、可怜他，同时也为我们的年轻无知而悔恨。可以想见，他夜里孤寂而哀婉地低唱时，心里该是一种什么滋味。那是他唯一的排遣方式，我们竟然还去限制！ 同蒋医生为邻的那段日子，他一直同我们没有多少交往，也没有多少感情，大概人陷入极度痛苦时都是这样子的吧。虽然几乎形同路人，平常极少说话，但我总想帮他点什么，可总也帮不上。 离开那个村子后，我们再没回去过。时光荏苒，转眼四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蒋医生如果还健在的话，如今应该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蒋医生，你还记得我吗？你如今住哪里呢？我们当年借住的那两孔旧窑洞，怕是早已坍毁了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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