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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力才是大英帝国真正的实力

 野田高梧 2018-12-28

历史研习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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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当老大的都会遇到一个问题,怎么样守住自己的位置?遇到挑战者来抢位置怎么办?


中国古代有一套“禅让制”的说辞,意思是有了更为贤能的人就把位置让出来。呵呵,这话读得懂历史的都知道怎么回事。背后不顶着一把刀子,谁愿意禅让?到了国与国的层面更是如此,谁都想成为世界秩序的建立者,制定规则才能获得最大利益;既得利益者总想维持秩序,而崛起的新贵则总想打破原有秩序。


在政治史上有个这几年比较热的概念“修昔底德陷阱”,简单说就是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在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将变得不可避免。


战争真的不可避免吗?你问问丘吉尔试试。



1911年10月24日,一位年仅36岁的非凡政治人物获任第一海军大臣,成为大不列颠及其帝国的守护者。他出生于布莱尼姆宫,成长于英国最显赫的家族之一,求学于哈罗公学和英国皇家桑德赫斯特军校,在战场上接受了三场帝国战争的考验,他在25岁时便当选为议员,著有11本畅销书并撰写了大量的文章。


可以说,温斯顿·丘吉尔体现了英国这个统治了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岛国的勇敢无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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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武力才是大英帝国真正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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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上任后的第四天,丘吉尔向其他内阁成员递交了一份备忘录,提醒他们勿忘本职所在。丘吉尔写道:“只有备战才能保卫英国的财富、自然资源和领土。


这与古罗马的警世名言“想要和平,你就要作好战争的准备”不谋而合。充分备战需要正确理解三件大事:“可能引发的威胁”、应对威胁“历史上用以面对该威胁的最佳良策”,以及如何最高效地运用当代的“战争物资”。


在1911年,上文所说的“可能的威胁”迫在眉睫,难以忽视:德国正在加快军事建设,尤其是海军建设的步伐,其舰队规模比十年前翻了一番。而应对这一威胁的“最佳良策”也是显而易见的:保持英国的海军优势。



根据1889年宣布的双强标准,英国要使舰队战舰的数量等于排名第二和第三的两国舰队的数量之和。丘吉尔对于科技创新的开放心态以及将新科技用于海军的决心也确保了对“当代战争物资”“最高效的应用”。


他不仅督造了更多战舰,而且通过应用先进科技使其更具杀伤力:装备更加精良,配备新的15英寸口径大炮,舰船速度更快,以石油而非煤炭为燃料,增加战斗的新式武器——飞机。


在他递交备忘录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1000天内,丘吉尔以赫拉克勒斯式(Herculean)的努力保持了英国海上的霸主地位,同时,通过大胆的外交斡旋来缓和与德国的关系,并抓住一切有利条件以防备战争爆发。


他的紧迫感源于他坚信,德国海上力量的猛增不仅是对英国国家安全的挑战,而且是对其存亡的威胁。丘吉尔认为,英国战舰“代表着大英帝国的力量、威严、统治权力和实力”。


他随后还写道,如果英国海军被摧毁,那么大英帝国将“化为泡影”,整个欧洲将进入“日耳曼人的铁腕统治之下”。他认为,英国“只有”(all we had)海军可以用来避免这样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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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英国人进退两难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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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英国陷入了一种痛苦的进退两难境地,对于这种处境,即使是现在的战略家在设计演习时也会极力避免。


一方面,英国的海上霸主地位是不可讨论的,否则英国在印度、南非、加拿大等殖民地的前哨基地都将会非常脆弱,更不用说英国本土了。此外,要确保英国的长期安全还要求不能出现掌握西欧控制权的霸权国家。正如丘吉尔之后所说:“400年来,英国的外交政策一贯是对抗欧洲大陆上最强大、最具侵略性和最具主导性的国家。


在陆地上超过对手的霸权国会将其资源投入到建设一支比英国更强大的海军上,而英国海岸线旁的不列颠群岛为侵略英国提供了理想的着陆点。因此,英国政府不会容忍出现挑战其海上霸主地位的势力,也不会容忍任何尝试打破欧洲大陆均势的举动。


另一方面,丘吉尔和英国其他领导人都认识到,阻止德国建立支配性的海军力量,或者防止它征服欧洲对手,都有可能导致一场前所未有的可怕战争。


英国人将他们的战略困境看得像世界末日似的,但这么悲观是正确的。回头来看,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英国一片废墟,500年来一直是世界政治中心的欧洲也陷入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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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为什么会选择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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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场灾难与其说是因为无知,还不如说是因为误判。欧洲领导人非常清楚战争可能会摧毁其社会秩序和经济发展。但是,一场过于理性的主导地位之争产生了结构性压力,这首先表现在德法之间,也存在于德俄之间。在这种情况下,与国家毁灭或者投降等选择相比,政治家们更倾向于冒战争的风险。


可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几个世纪以来修昔底德式的冲突有着相同的路径和很多相同的情形。英国与许多守成国一样,被焦虑所困扰;而德国则与许多崛起国家(up and comers)一样,雄心勃勃,又满怀愤怒。它们之间的激烈对抗,再加上欧洲各国的鲁莽和短视,使萨拉热窝的一场暗杀演变成了一场全球性的灾难。


虽然英国在巴尔干半岛的攸关利益并没有受到威胁,但它还是卷入了战火之中,部分是因为错综复杂的联盟关系,但是更主要的则是因为英国担心强大的德国如果在欧洲大陆不受约束,就会威胁到它的生存。


后来,丘吉尔这样写道,尽管英国领导人不相信战争无法避免,并试图阻止战争发生,但发生流血冲突的可能性“一直萦绕在他们的脑海中”。他回顾称,在1914年之前的十年里,“那些肩负着保家卫国重任的人同时生活在两个不同的精神世界里”,他们既生活在“那个实际的、可见的世界中,心怀大同世界的理想目标,为和平而奔波”,也生活在“一个假想的‘看不见’的世界”中,看似梦幻,但似乎可以立马成真,阴影叠连,丑陋无比,痉挛不断,呈现出一幅幅深不可测的灾难图景。


1914年8月,丘吉尔的噩梦终于变成了现实。就在欧洲爆发战争的几天前,丘吉尔曾给妻子写信:“每件事都朝着灾难和崩溃的方向发展……一股疯狂的浪潮席卷了基督教世界……但我们都沉浸在一种迟钝的、僵硬的恍惚状态中。”


他在信的结尾写道:“我将心甘情愿、满怀自豪地挺身而出,甚至如果需要的话,我愿付出我的生命,以保持这个国家的伟大、威名、繁荣与自由。但是,问题无比棘手,我们必须努力估量出那些不确定、难以计算的情况,以备应对。”


实际上,在大战爆发的七年前,德法两国走向冲突的无情逻辑已经奠定。那份后来被历史学家称为《克劳备忘录》(Crowe Memorandum)的文献生动地记录了这些。


1905年末,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询问他的政府,为什么英国人“对德国一贯表现出不友好的态度”,而德皇威廉二世还恰巧是爱德华的侄子。爱德华七世希望了解,为什么英国对一个曾经被视作潜在盟友的国家如此疑心重重,而现在又如此“急切地追求法国”这一曾被视作英国最大敌人的国家。


负责回答爱德华七世的是英国外交部的顶尖德国问题专家艾尔·克劳(Eyre Crowe)。克劳是英德混血,在德国长大,与德国人成婚并且热爱德国文化。但他很痛恨影响德意志各邦的普鲁士军国主义。


当时,“德意志”就是一个各州拼接的大杂烩。直到不久前,它们之间除了拥有共同的语言外鲜有其他共同点。直到1871年,普鲁士宰相奥托·冯·俾斯麦才将这些迥然不同的邦变成了由普鲁士国王(也是现在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祖父威廉一世领导下的统一国家。克劳对爱德华七世的问题研究了一年,然后在1907年元旦递交了这份外交史上的杰作。


克劳承认,“强大德国的正常活动”对世界有益。他写道,英国应该为德国加入“智识和道德领导权”竞争而感到高兴,并且应该“加入这场竞争”,而不是害怕德国的海外扩张。但是,如果德国的最终目标是“瓦解并取代大英帝国”呢?


克劳知道,德国领导人愤怒地否认了“任何颠覆性的阴谋”,而且也可能是德国并没有“有意识怀有”这些阴谋。与此同时,英国可能无法信任德国的保证。德国可能会寻求“一种普遍的政治霸权和海上优势来威胁其邻国的独立,并最终威胁到英国的生存。”


最后,克劳得出结论,德国的意图并不重要,其实力才至关重要。不透明的发展政策随时可能转变成获得政治和海上主导权的宏大规划。即使德国在逐步积累权力时并不是出于预先制定的取得主导权的计划,但是它最后获得地位本身也同样令人生畏、备感威胁。


此外,无论德国是否有这样的计划,“很显然,建造一支与其国力匹配的强大海军都是明智之举。”德国与日俱增的财富和权力会刺激海军的扩张,而德国海军霸权又“与大英帝国格格不入”。


因此,无论德国是否有意识地想要取代英国,英国都别无选择,只能勇敢地面对德国的入侵,并建造一支比德国海军扩张后还要强大的海军。


——上文内容摘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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