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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鲍 青 蒋少游为了考察南方宫殿建筑风格,充当使者来到萧齐都城。他的观摩学习,促进了南北文化交流,推动了南北文化融合。 蒋少游能够顺利出使南方,得益于战乱时代也不曾彻底断绝的南北往来。 南北朝时期,不仅政权更替频繁,双方外交往来也极不稳定。两强对峙下,战争成了时代主题,但和平交往也偶有出现,两者相杂平衡。 早在刘宋时,这种战乱与和平的交杂就特点鲜明。刘宋初立时,大臣郑鲜之建议与北方政权交好,缓解边境压力,利用和平环境发展农业生产,增强国力。他指出,在与北魏、赫连夏的三边关系中,应采取结好北魏对抗赫连夏的策略。宋武帝刘裕采纳他的意见,派人至北魏示好,共同对抗赫连夏。 但脆弱的和平局面并未维持多久。刘裕过世后,北魏趁机图谋河南地区,双方友好关系破裂。最终,北魏夺取河南之地,但因为双方实力相当,无法消灭对方,对峙状态继续保持。 宋文帝即位后,施政重点在清除徐羡之、谢晦等权臣,对开疆拓土暂时没有太多关注。此时北魏也遭受北方柔然进犯,没有多余精力同刘宋对峙。 为了获得稳固的内政环境,宋文帝派遣两批使者出访北魏,北魏也派出使团到达建康,双方恢复友好交往。但四五年后,日益强盛的北魏成为刘宋的重大威胁,双方再起干戈,混战一场。 战争使双方都有损伤。此后北魏多次求婚刘宋,刘宋也几次馈赠珍奇动物。当时每两年左右,双方就会派遣一个使团访问对方。 宋文帝后期的第二次、第三次北伐,遭到严重的失败。两次北伐不仅让两国关系进入冰冻期,也彻底打破了力量均衡,造成了北强南弱的局面。 直至北魏孝文帝即位,双方才逐渐恢复友好往来。蒋少游出使萧齐正是一次外交“破冰”之旅。 到了萧梁时期,南北关系更为复杂。此时北朝分裂为西魏(北周)、东魏(北齐),双边关系变为三边关系,利益交错,战和相杂。在侯景之乱以前,萧梁主要与东魏交好,与西魏交往不多。 侯景之乱后,萧梁元气大伤,内部四分五裂,对北朝关系呈现被动挨打的势头。梁武帝死后,宗室纷纷勾结外援,请为附庸。梁元帝与西魏约为兄弟,获得西魏的助力,取得皇位之争胜利。同时,由于西魏还扶植元帝的竞争对手,双方关系非常不稳定。 最终,梁元帝为了巩固帝位,又附庸于北齐。恼羞成怒的西魏随即进攻萧梁首都江陵,北齐此时选择袖手旁观,元帝政权随之覆灭。 陈朝建立后,大部分时间保持与北周通好。但在和平局势下,两国关系也偶有紧张。光大元年(公元567年),陈文帝病故,废帝即位,朝政为陈顼所把持。他为了清除政敌,开始大肆诛杀文帝旧臣。大臣华皎内心不安而“遣使引周兵,又崇奉梁明帝”。 陈朝与北周关系趋于紧张,东南地区骚动,连兵不息。“梁明帝遣水军为(华)皎声援,周武帝遣卫公宇文直屯鲁山,又遣柱国长湖公元定攻围郢州”。 陈朝出兵抗击北周进攻,取得一定的胜利。最终北魏遣使者说明通好之意,即位的陈宣帝才同意再次修好。两国关系逐渐缓和。 与政治交流时断时续不同,南北间纵使战争不断,政权更替频繁,经济交流却始终密切。南北经济贸易主要凭借使节物资交换与边境互市贸易。 如刘宋曾向北魏赠予黄甘,北魏向刘宋赠予马匹。使节间的交换,虽然多以政治意义为主,但无形中也促进了双方经济发展。 经济交流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南北边境互市贸易,并在战争氛围下展现了顽强生命力。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公元451年),北魏南侵军队北归后,即求互市贸易。时任刘宋北中郎府主薄颜竣上谏道:“议者不过言互市之利在得马,今弃此所重,得彼下驷,千匹以上,尚不足言,况所得之数,裁不十百耶。一相交关,卒难闭绝。” 颜骏认为经济交流一旦开启,往往难以禁断,请求朝廷不要同意互市请求。宋文帝采纳他的意见,拒绝在两国边境开设互市。 但现实利益需求乃大势所趋,不以帝王的思维作转移。仅仅三年后,北魏复求互市,此时朝中大臣江夏王、竟陵王、何偃等人以为应许之。孝武帝考虑再三,最终听从了他们的意见,南北互市“遂通之”。 而南北互市一旦开始,就如颜竣所预料的一样,“卒难闭绝”。南北通商互市主要区域在淮河流域和汉水流域,“魏于南垂立互市,以至南货,羽毛齿革之属,无远不至”。 边境的贸易极大丰富了百姓的物资生活,提高了百姓的生活水平,“路与南通,贩贸往来。家产丰富,而百姓乐之”。 经济交流带动文化融合。南北文化的差距逐渐缩小,北朝不再是只懂武力的北虏,开始改进自身修养,积极吸收南朝文化精华。南朝文化也受到了北朝影响。南北朝双方交流不断,使节往来频繁。而文人的流迁,又使得双方文化相互融合,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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