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生于前清光绪十三年正月二十六日。辛亥革命清运告终，余时为二十四岁，在省立法政学校银行科尚未毕业，次年为民国元年壬子岁，学校复课，一切仍旧，惟校址已由又一村迁至肇家坪。余原住营盘街老屋父亲家，因营盘街与肇家坪距离太远，往返不便，乃寄居青石桥爵禄斋帽店。以至于民国二年初毕业，爵禄斋因时局关系结束。余乃就湖南实业银行工作，暂住於本行楼上。不久，携眷来城，奉父命居於营盘街老屋后进赐闲湖。父谓房租可少不可无，每月仍纳租数元，详数记不清楚，一直住至民国八年秋。因邻居失火，几肇焚如，幸消防队扑救得力，损失不大，但余因此而患伤寒重病，属濒於危，适银行同事聂君鼎午来视余病，认为危殆，立邀其契友黄君伯常来诊断。黄君诊脉后说，病已临危，但不能不尽力抢救，姑与一试，看效力如何。药服下后，顿见平稳。次日，聂复陪同黄君来，诊脉后黄说，脉见好转，大有希望，但将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方能痊愈。从此，黄君每日上午必来，大约总是九时来，来则对余而坐，详察动静，然后开方，有时还要侯余服下方才离去，则已将近中午矣。如是达数月之久，从先年十一月到次年二月。病初告癒，我乃在家休养，至冬月方完全恢复健康。聂、黄俩君为我救命恩人，我终生铭感不忘。最令人知感的是，聂君为实业银行庶务，公务繁忙。他看我病重，一上午多在我家。每日陪同黄君前来我家，从未开过一文车钱。聂见我拮据，常设法资助我家日用。聂住樊西巷本行，黄住坡子街，我家住赐闲湖，南北遥远，两人的车资亦殊可观。尤其黄伯常兄，他系坡子街豐亨豫钱庄经理。他自看见我病勢好转，即专心为我治病。他将店务全部交给助手，说他本人会有一响不问店事，专为金君治病，上午要去诊脉，下午要在家看医书，找对证。可见他替我治病用心之专，是可感也。因此与我成为契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