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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o的悲剧会否在香港互联网券商重演?

 道2和 2018-12-30

  近日,一家香港券商向客户发送的邮件被曝光,邮件内容借ofo危机事件直指 “中资券商”,质疑其业务模式及经营安全性。


 

  首先要指出的是,信中“中资券商”的说法并不准确。该券商站在香港的角度看内陆资金投资设立的券商,进而一概表述为“中资券商”,其实是对香港券商行业不够了解所致。


  中资券商有两大类:一是内陆大型商业银行及其大型金融机构在香港设立的证券公司,例如中银国际、建银国际、工银国际、农银国际、交银国际、招银国际等银行系公司以及信达、华融等公司;二是内陆证券公司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在香港设立的子公司。如:国泰君安、中信、中金、招商、光大、海通、国元、广发、华泰、国都、国信、安信、中泰、兴业、东方财富等公司。按照中国证监会对证券公司境外经营机构管理办法的要求,内陆证券公司“财务状况及资产流动性良好,净资产不低于 60 亿元(人民币)”,才允许在境外设立子公司。目前在香港开设子公司的内陆证券公司,每一家的净资产均远远超过60 亿元人民币。


  近几年,一些内陆其他企业、个人也出资在香港设立证券公司,不少公司声称以互联网模式经业务。按照邮件主旨,其指的应该是那些由内陆个人或非金融牌照公司投资,依靠融资支持、没有盈利模式、收不抵支的互联网券商,而非一般意义的“中资券商”。


 

  国内共享单车品牌ofo的危机已尽人皆知。正如邮件中所说,ofo由戴威在2014年创立,之后不断获得创投基金投资,业务规模爆发式增长,更拓展了海外业务。2018年3月完成8.66亿美元融资后,ofo先后退出澳大利亚、德国的运营。2018年11-12月,退押金浪潮席卷全国,ofo公司门口退押金的队伍从5楼排到了1楼大厅外。据媒体报道,全国排队退押金的用户已超过1千万,应退押金超10亿元人民币,ofo公司经营已进入困境。


  综观ofo的发展历程,其只重视融资及业务规模,忽视盈利水平及成本控制的经营模式是其走到如今困境的主因。众所周知,公司的目标是盈利,公司的生命线是现金流。俗话说,“做生意就是为了挣钱”。开设一家公司,经营一个业务,如果不以盈利为目的,那一定是危险的。ofo过度铺开业务规模,走“烧钱”路线,忽视投入产出比,其营收不足以覆盖车辆购置、人员、运营、货损等一系列成本。在有融资时尚可支撑,一旦融资停止,资金链便告急。


 

  香港私人互联网券商承袭内陆互联网企业基因,虽然在用户体验方面略胜一筹,但其业务模式似乎与内陆互联网创业公司没有区别:先组团队开发Demo版本并寻找投资,拿到融资后便开始走高举高打的路子,大规模投放广告,不惜成本地获取客户,采用激进的佣金策略。有的互联网券商的新客获取成本甚至已超过1500港元。在收入方面,券商的主要收入来源——佣金,却已经被“全免”, “零佣金”、“终身免佣”成为营销噱头。有些没有盈利能力的互联网券商在营销中大量“烧钱”,报刊等纸面媒体、公交车站、户外广告牌、地铁车身不时出现这些私人互联网券商的广告。这非但没有发挥互联网公司流量转化的优势,反而比传统劵商投入更高的广告费用。这种“烧钱”的模式实际上逐步丧失了证券公司应有的盈利能力。试问,如此高的成本和如此低的收入,到底是在做生意还是玩概念?到底是在开公司还是讲故事?


 

  这些私人互联网券商“烧钱”自然烧的不是创始人自己的钱,而是股东、投资人的钱。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创始人与投资者的关系也影响着公司发展的走向。创始人的目标是做好业务实现公司发展,做大做强;资本投资者的要求是获取投资回报,而获取投资回报的方式通常是公司发展获得后续融资或IPO上市。二者的目标看似一致,但在实现方式上有时会出现矛盾。很多创业公司的经营者没能处理好与资本投资者的关系。引入投资后,在公司经营话语权及经营方向上常有冲突。基于回报的要求,投资者会不断要求创业者进行后续融资,提高估值,有的急功近利的投资者甚至会“催肥”创业公司,要求公司快速扩张业务以便讲故事、撑估值。在投资者的压力之下,创始人及经营者或是为了保住控制权,或是为了坚持自己创业的方向,或是为了“恰到好处”地套现离场,常常放弃长远规划追求短期规模。故事讲完,股东离场,最终留给市场和用户的就是一地鸡毛。


 

  此外,金融公司还有一个重要的财务指标:资本金。这代表了一家公司的自有资金实力。通常香港私人互联网券商都不会保持高额资本金,大多采取“充值”形式,亏一点,补一点,刚好达到证监会要求的最低资本金要求。香港证券市场的制度设计又要求客户资产须托管在券商。一旦“虚胖”券商的资金链出问题,出现经营风险,其资本金远远不够偿付客户托管的资产。而投资者赔偿基金最多赔偿15万港币,对资产数额较大的客户来说远远不够。


  为什么很多私人互联网券商要号称“XX战略投资”?因为他们深知,做金融是要讲信用的。单靠自己没办法形成金融信用,要依靠这些大型互联网公司进行信用背书。但是国内大型互联网公司也都是私人投资创办,股权结构复杂,投资方向多元,证券业务只是其投资版图中的一个方向,盈利也是其追求的目标。若发现盈利无望或长期亏损,是调动资源继续投资还是及时止损停止支持也未可知。


  在香港以互联网模式经营的券商中,除了依靠国内大型互联网公司投资或创投基金融资的几家券商外,还有国内证券公司经批准在香港设立的子公司。这类的公司资本金来自于资本实力雄厚的母公司。内陆券商中的国都证券香港公司是香港最早以互联网模式开展证券业务的券商之一。根据香港中央結算系統(CCASS)的数据,其交易客户所持的港股市值,三年以来一直位列香港互联网券商的前二名。


  展望2019年,在创投退潮的大背景下,融资难度将大幅提升,创业公司的生存会愈加艰难,香港互联网券商也不例外。没有人希望ofo的悲剧在香港互联网券商身上重演,否则将是一场行业地震,也会是投资者的家庭地震。


  但同时,投资者也应当注意:莫被免佣遮望眼,擦亮双眼选券商。


  寒冬已至,保暖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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