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麦克尼尔：要以全球视角审视整个人类的历史

在当今日益全球化的世界，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以全球视角审视整个人类的历史。在我的诸多著作中，《西方的兴起》是反映出我的一种信念和主张，即所有人类社会都是在不同程度上相互联结的。我希望读者觉得这部书值得一读，希望它对你们探求整个人类历史的努力有所助益。

——威廉·麦克尼尔《致中国读者》

欧亚生存圈的联结

罗马军团于公元前146年洗劫了科林斯，此举足以向希腊人证明，导致他们一度引以为傲的诸城市陷落的，是其不幸的政治弱点。在此前后，罗马的劫掠者多次袭击希腊人世界。此后一个多世纪，将军、地方长官、税吏、各种冒险家们从西方涌来，以掠夺、榨取希腊化诸民族来获取成名发财之道。

在此过程中，他们将罗马人的统治扩展到东地中海所有岛屿，他们所积累的财富多数系从希腊化诸民族身上课征榨取而来。许多希腊城市，特别是那些处于希腊文明的爱琴海中心地区者，遭此打击后从未能够复原。人口开始骤减，一度使希腊文化高度弘扬的那种精神，也消失不见了。

在罗马人征服希腊18年之后，即公元前128年，一位富于冒险精神的中国外交家张骞，西行到奥克苏斯河（Oxus）和锡尔河（Jaxartes）河谷，在那里他惊异地发现了中东文明的最东边缘。

此后，中国人与中亚保持着零星的外交与贸易往来，直到公元前101年，中国军队沿着张骞的足迹征服了延伸到锡尔河的一系列绿洲。中国宗主权这次向西的大扩展，导致了在中国和中东之间建立起一条繁忙的商路，以“丝绸之路”而著称。

几乎就在同时，印度洋上的海路有了意义重大的发展。自从青铜时代的蛮族人入侵以来（公元前 1500—前 1200 年），沿着海岸线立足的半海盗式的小王侯扼制了阿拉伯海及波斯湾与红海相邻水域的沿岸航行。

尽管艰难，服务于埃及托勒密王“施主”二世（Ptolemy II Euergetes）的水手约在公元前 120 年冒险一直航行到印度。此后，公元前 30 年因罗马的征服而达到极点的埃及政治动乱，也未能使这条新开辟的航路停止运行。

一旦熟知了印度洋季风的变化规律，希腊与罗马的船长就渐渐鼓起勇气，缩短了他们到印度的航程，避免了在沿岸各地受到勒索，放胆航行于越来越宽广的水面上。公元1世纪，跨越阿拉伯海（即从亚丁海峡到印度南端）的直航已为习见之举。于是从地中海到印度洋的运输变得大为便宜和迅速，各个地区之间大大增加的货物运输经亚历山大里亚集散于埃及。

这种长距离贸易使亚历山大里亚保持了繁荣，甚至它相邻的尼罗河内陆河谷在罗马人统治下经济衰退时也是如此。一旦印度洋的船长们掌握了在季风前航行于阿拉伯海的技术，类似的航行就指向更远的东方。

在孟加拉湾的东岸，有进取心的商人们与其他从中国南部海岸航行而来的水手建立了联系。其结果是中国和印度经海上联系了起来。正如（可能仅仅在略早时）地中海地区与印度联系起来一样。在公元 2 世纪或许略早时，罗马与中国领土之间原本分割的几段海程，即从埃及到南印度，从南印度到马来亚，从马来亚到中国，结合为一条或多或少连续起来的商业网，跨越了从非洲到中国南部的整个南方海域。

于是，在公元前2世纪后期，中国有意识地与欧亚大陆的其他文明开始了经常性的接触。

在陆上与海上有组织的商路，迅速将这块大陆上的四大文明联结起来。而欧亚大陆中部大片草原又提供了第三种联系，这更易于吸引军事上而非商业上的冒险。

到公元前4世纪，马上游牧是这片草原地带所有部落的生活方式。这些部落相互间的关系是纷扰不宁的，他们与横亘在其南缘的各个文明间的关系也是如此，任何重大军事政治动乱产生的震撼经常会从大陆的一端传到另一端。这样，这个欧亚生存圈就联结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紧密了。

此事可以与公元 16—18 世纪全球生存圈这次著名得多的联结相比较，此时欧洲的探险家、商人和传教士们有计划地为西方的冒险事业开辟了全世界的海岸与岛屿。

确实，欧洲人的扩张在地理上有着更大的规模，它的政治、社会与文化后果比前一次更富有剧变性。

公元前200 年到公元 200 年间，欧亚的四大主要文明在技术上和艺术上几乎处于同等水平，因而没有迫使任何一种文明对既有生活方式做过于剧烈的调整。由此，由欧亚生存圈首次联结而兴起的文化借用，只限于那些情愿容纳的内容。

所以，古代航海家、士兵和商队领袖的冒险事业没有造成类似于近现代的剧变，以及对整个非欧洲人世界文化独立性的那种破坏。相反，欧亚大陆的文化平衡还像以前那样维持了下来。

尽管如此，这个生存圈的首次联结使欧亚历史的一般模式有了重大改变。

以前是文明世界边缘的两个地区现在成为新商路的中心点，即南印度和兴都库什山（Hindu Kush）两边的河谷。此后两三个世纪中，这两个地区成为重要的文化创新中心，这恐怕并非是巧合。南印度似乎一直是湿婆（Shiva）和毗湿奴（Vishnu）崇拜的主要发源地，这两种崇拜使后来的印度教有着独有的特点。而大乘佛教多半是在兴都库什地区发展成它所特具的形式。文化的创造性多是出现在这种地区，即商业贸易与城市化使各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能够在这里相遇和融合的地区。

但是，尽管雅利安人、达罗毗荼人（Dravidian）居住的南印度与东地中海的文化遇到一起，且中亚、中国、印度、希腊、游牧部落和中东的文化也有所重合，但是它们都没有产生任何一种可称之为新文明的事物。在这些地区，内部的保守性和古代牢固确立的欧亚文明的外部吸引力，很快就阻止了文明生活新风格的独立发展。

然而，南印度和中亚能够传播、融合和产生出较古的文化因素的某些变异形式，创造出使较古老的文明社会可以根据本地区的选择予以接受、抵制或进一步改变的重要的新因素。从总体上看，希腊化文明所映射出的因素在公元前 200 年到公元200 年间，比世界上其他文明的任何成就都更引人注目。

艺术史提供了最明显的证据，印度和中国这个时期的风格都深深受到希腊雕塑的影响。在宗教与科学方面虽不那么突出，但也可发现这种影响的作用。例如大乘佛教显示了希腊化宗教概念的影响，而印度和中国的天文学和占星术采用了许多希腊的因素，尽管保留了重要的地方性差别。

在罗马和西欧大地上深刻的希腊化印记简直无须论证，因为希腊文明在这个地区没有真正的竞争者。因而，甚至在爱琴海周边的核心地区丧失了全部创造力之后，希腊化的文化映射也没有中止，而是像一颗从寂静的星放射出的光线，继续传到文明世界更远的地方达两三个世纪之久。但是当源于希腊文明圈的思想和技术广泛地在欧亚大陆传播之时，其他的伟大文明并未静止不动。

确实，接受和转化源于希腊人的事物，这本身就是印度人和中国人同化能力的标志，因为没有外部力量强迫他们接受外来的发明。并且，由于对邻近的野蛮人的征服和归化，印度人和中国人都迅速扩展了以他们自身的生活方式占统治地位的地理区域。新的特色继续在他们各自的核心地域出现时，却没有破坏每个文明先前所具有的独特风格的内聚力。

因此，在分析由欧亚生存圈的联结而导致的文化交流的主要线索之前，概述一下在这种交流开始之前亚洲和欧洲西端各个文明的发展，看来是颇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