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洛朗桑(MarieLaurencin,1885-1956年),她是巴黎艺术界的一朵耀眼的玫瑰。她是“野兽派”和“立体派”中的一员。年轻时与巴黎的画家、诗人们交往密切,诸如马蒂斯、毕加索、阿波利奈尔等,并深受他们的影响。但她又是一位独特的艺术家,她在巴黎那风云变幻的艺术天地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天空。 洛朗桑1883年10月21日出生在巴黎的一所公寓里,她的母亲波利·洛朗桑是从渔村来此地谋生的女服务员,父亲安德烈·杜雷是一位另有家室的税务官。这样的背景,让她一出生就背负着“私生女”的沉重。年幼的洛朗桑,在最渴望亲情的年纪里,既无法感知父亲的保护,也缺少母亲的温情,始终深锁在忧郁的阴影之下。直到22岁时,她才得知父亲的真实身份;此时,他已经离世8年之久了。在回顾这段岁月时,她感慨道,“青春是何等忧郁的年代。” 《 香奈尔小姐肖像》 早早懂事的洛朗桑时刻想着如何讨母亲欢心。在经年的努力下,母亲内心的寒冰渐渐融化了,开始将精力全花在培育女儿上,她希望辅助女儿成为一个高尚的淑女,鼓励她接触书籍,音乐,绘画,诗文……将家里的一切布置得雍容华贵,两个人沉浸在柔美的世界里。洛朗桑的私生女身份的尴尬,那些女性优雅、细腻,却始终带着哀愁,让她日后的作品中几乎没有容纳男性的空间。她一生致力于肖像绘画,男性人物却像被隔离在外一般,罕少出现。 1902年,19岁的洛朗桑进入工厂学习瓷器画,但她始终没忘记成为一位画家的愿望。一年后,进入了安贝尔艺术学院开始学习传统绘画。那时,她遇到了超现实主义诗人阿波利奈尔。此时的阿波利奈尔在巴黎的文艺界已颇有名气,人们称他为“新诗运动以来极富才华的继承者”。 可以说,二十世纪初“野兽派”和“立体派”的兴起,与他在评论界的大力赞誉不无关系。但这位诗人的内心也有一道难言的伤口:他是一位波兰女贵族与法国男人的私生子。这让他和洛朗桑在情感上有着一种天然的惺惺相惜。同时,他们也都是艺术的信徒。二人互为彼此的缪斯,成为了一段佳话。 在《醇酒集》中,阿波利奈尔耗尽半册的篇幅为洛朗桑撰写情诗;而洛朗桑的绘画中,也总能看到诗人和他朋友们的身影。除了恋人的身份,阿波利奈尔还是一位最好的伯乐,他不遗余力的推介爱人的作品:“她毫无男性的缺点,又最大限度的具备女性的长处……”1908年,洛朗桑的画作《一群艺术家》,在他的帮助下第一次被出售。让人遗憾的是:1913年,这段六年的恋情结束了。随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诗人赴尼斯抗战,在一场流感中不治身亡。突如其来的死讯,令玛丽·洛朗桑痛不欲生。 20世纪初的巴黎,印象派与后印象派的大师们正渐渐归于平静。高更死于南太平洋的小岛,老年的莫奈在重复睡莲的主题,塞尚隐居在埃克斯山中辞世。而此时,马蒂斯找到了自己的方向,毕加索也自西班牙来到巴黎……这些最富才华又最自负的青年们,正在酝酿一场艺术的新革命。布拉克、毕加索、马蒂斯、莫迪里阿尼……这些日后声名显赫、光芒刺眼的大家恰恰是洛朗桑的交际圈。 身为活跃分子的阿波利奈尔,不仅将她引入“洗衣船”(注:巴黎最传奇的先锋艺术团体),还带她参与了那里几乎所有的重要聚会。《阿波利奈尔和他的朋友们》正反映了她当时来往的名流们。图上从左至右,依次是:美国作家格特鲁德·斯泰因,毕加索的情人费尔南多,不知名的金发女性,阿波利奈尔,毕加索,诗人马格里特·吉约、莫里斯·克里姆尼茨;最右边身着蓝裙的女人正是洛朗桑自己。 在这个团体中,她被视作一名女画家,而不仅仅是著名诗人的情人。这让她与毕加索的情人费尔南多有着彻底的区别。这个时期,她也打开了自己绘画的视野。从野兽派到立体派,在她的画作中都能找到痕迹。正是这些实验让她意识到:浓烈或冷酷的理性分析并不适合她的作品。渐渐开始显现自己的风格:与野兽派的激昂相反,她作品的色彩都像被雨水冲淡了一般,又像隔着一层纱幔,带着柔和的美;与立体派明确的线条和理智的思考相反,她将所有的边缘线隐没在颜色之间,有着流畅的过渡。 在最杰出的的男性艺术圈走了一遭后,她选择了最为女性的语言;恰恰证明了洛朗桑在绘画中寻找自我的意愿胜于模仿别人。温柔的风格背后,隐藏着一股独立的力量。以致后来,人们将她的作品归入巴黎画派,即“那些在创作中保留自己语言,而无法被归类的风格”。 洛朗桑大部分的作品,是以女性为题材的肖像画。它们并没有严格遵从写实,也没花费过多精力在塑造细节上,往往给人一带而过,寥寥数笔完成的随意感。但对人物情感与眼神的捕捉非常传神。画中人物大多缺少激烈的情绪,却带着高贵而忧郁的色彩。即使在晚年,她的绘画世界依然反映出了一种少女的氛围。虽然她的作品具有强烈的梦幻感,画面中总弥漫着一种淡淡的灰色。忧郁,恰恰是她与现实仅存的关联。 《玛丽.洛朗桑自画像》 历史上很多艺术大家都以自画像而闻名,比如光影大师伦勃朗,后印象派画家梵高。自我描绘,实际上是对内心的审视和剖析。但洛朗桑的做法有着明显的个人特色:她画中的自己,从未显露时间的痕迹。即使在晚年的作品中,人物依仍是青春的,静美的。 1956年,73岁的她在巴黎的寓所去世了。安葬时,她身穿白色长裙,手持一朵玫瑰,胸前安放着一叠阿波利奈尔写给她的情书。她一生都没能成为这位挚爱的妻子,在走入墓地前完成了自己的心愿。这个仪式,也成了她“理想国”中最后一幅惊艳的作品。为并不完满的人生,画上了完满的句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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