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明一代，记述“四夷”的史籍不少。中华书局列出的《中外交通史籍丛刊》已出书目21种中，明代就占10种；《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已出书目17种中与明代有关的就占9种。没有被中华书局收入上述系列丛书的明代“四夷”方面的书则更多，不下数十种。尽管数量众多，然明代的这类著作多系抄录前人著作而成，尤其是成书于嘉靖、万历年间的著作。这固然有益于历史的传播，然对史学研究者来说，梳理各书的源流，澄清史实，则为深入研究必越门槛。在明人这些著作中，值得一提的是明王宗载编撰的《四夷馆考》。该书分上下两卷，是研究明朝对外关系史的重要资料。然因此书流传不广，研究者知之甚少。1924年,上虞罗振玉据旧本付铅印，此即现今流传的东方学会铅印本，因是明抄本，内容有缺损，无目录序跋，亦无撰人姓氏。罗氏据《明史·艺文志》史部职官类有汪俊《四夷馆则例》20卷、《四夷馆考》2卷，猜测可能是汪俊所撰。1937年，向达先生在巴黎发现法国东方语言学校所藏的旧抄本《四夷馆考》，其书首尾完善，作者王宗载自序不缺[1]。由此，此书作者不言而喻。向达先生将此发现撰文为《瀛涯琐志———记巴黎本王宗载〈四夷馆考〉》,发表在《图书季刊》新第二卷第二期（1940年6月）上，对此书作了一些必要的考证，列举了一些缺损部分。[2]半个世纪以来，虽有人提到或引用王宗载的《四夷馆考》，然对此书加以进一步研究的不多。笔者不揣浅陋，在向达先生研究的基础上，对王宗载及其《四夷馆考》作进一步考证。关于作者王宗载，向达先生查据光绪八年（1882年）续修《京山县志》卷11《宦绩列传·王宗载传》得知:王宗载，字时厚，号又池，湖广京山人，嘉靖壬戌(1562年)进士，授海盐县令，有政声，行取广西道监察御史，其《兴都事宜疏》抗陈五事，不畏权贵，为世所称。继按闽中，已而视京营，万历六年，以大理寺少卿提督四夷馆事，未几以佥都御史巡江西，转左佥都御史，罢归，年82卒。向达先生所节述的《京山县志》中的王宗载生平毕竟是依据前人记载所撰。实际上，明人吕维祺在《增定馆则卷之六》中就曾提到明四夷馆提督少卿王宗载:“王宗载，时厚，湖广京山县人，嘉靖壬戌进士，万历六年任，升大理寺右少卿，历巡抚江西右佥都御史”[3]。至于向达先生提到的“万历六年，以大理寺少卿提督四夷馆事”,《京山县志》中并无此记载，原文在“已而视京营”之后是：“晋大理寺右少卿。隆庆中,王宗载请停免上供加派银两，未行，神宗立，诏免之。（本《明史·食货志》上供采造条）万历四年以佥都御史抚江西，转左佥都御史，罢归，年八十二卒。”《京山县志》对王宗载历任职事的记载需加以考证。向达先生可能依据的是巴黎本《四夷馆考》中王宗载写的自序:“上（指明神宗）嗣历之六年，余承乏提督”，（下引王宗载自序，均见向达先生论文）而补充进去的。东方学会印本《四夷馆考》下《暹罗馆》亦有:“（万历）五年八月差通字握文源同夷使握闷辣、握文铁、握文贴赍原奉本朝勘合赴京请印，并留教习番字，各赐冠带衣服有差。六年十月该内阁大学士张等题据提督少卿萧禀呈请于本馆添设暹罗一馆，考选世业子弟马应坤等十名送馆教习，时宗载承乏提督，课业之暇，因令通事握文源且述彼国之土风物产如左。”[4]此段不仅表明了王宗载时任四夷馆提督，而且也反映了当时添设暹罗馆，聘任夷使作教师的情况。将此与吕维祺《增定馆则》卷6、卷7进行对照，可知吕维祺提供的一些内容是与宗载的记载相吻合的。如《增定馆则》卷之7《暹罗馆》属官中有握闷辣、握文贴、握文铁、握文源四人。这四人与《四夷馆考》所提四人名字相同。然《四夷馆考》中握文源是通事，即四夷馆属官，其它三人则是夷使。吕维祺的记载则反映这些夷使曾一度成为四夷馆的属官。王宗载在自序中说:“会暹罗使者来庭，始辟馆授译。课业少间，辄进夷使而询之，具述彼国之山川道里食货谣俗，始在掌股间。”又说:“方今明良交泰，四夷咸宾。象胥之所译者非请求职事，则表献方物也。”因此，夷使充当四夷馆的教师，成为四夷馆的属官在当时是可能的。王宗载提到的内阁大学士张，指的是张居正吗，提督少卿萧禀在《增定馆则》卷之6提督少卿名单中，排在王宗载之前，称:“萧禀，可发，江西万安县人，嘉靖乙丑进士，万历六年任，升南京太仆寺卿，历陕西巡抚右佥都御史。”《增定馆则》卷之13《内阁题添设暹罗馆稿》全文援引提督四夷馆太常寺少卿萧禀所呈条议。《四夷馆考》与《增定馆则》在这方面内容的巧合，说明两书是可以相互补充的。向达先生认为:“《四夷馆考》二卷，则宗载提督四夷馆时之所编辑者也。”此说并不确。《四夷馆考》的编撰过程应是王宗载任少卿职时，发现各馆对夷情不能详闻，于是“搜辑往牒，参稽国朝故实”，将“各馆所译诸夷，建置沿革，山川严易，食货便滞，谣俗庞漓，与夫叛服之始末，战守之得失，略诠次成编，并于各馆译语之首”（见王宗载自序）。王宗载任四夷馆提督不到一年（接替王宗载的臧惟一，字守中，山东诸城县人，万历七年任四夷馆提督少卿），由于任职时间短，没有足够的时间在任内编好《四夷馆考》。其自序中已明言:“顾余不敏，无能为役，过不自量，创为此编。未及脱稿，辄已得代”。只是到了万历八年孟冬任江西巡抚、右佥都御史时才完成。王宗载编写《四夷馆考》的主要目的是满足四夷馆译字生的学习需要。当时四夷馆内对外国、外族语言精通的人才已不多见，夷情更不能详闻，四夷馆的各馆译字生迫切需要学习外语。在学习夷语的同时，了解所译诸夷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以及与明朝的历史关系是非常必要的。这会使初学之士，时有所考，以“知夫彼国之委悉”，对译学不无小补。因此,《四夷馆考》是一部教学参考书，类似于今天英语专业的大学生学习《英美概况》、《中英中美关系史》之类课程，是学习语言必备的指导书。也许是教学用书的缘故，《四夷馆考》留传不广。向达先生说:“民国十三年，上虞罗叔言氏始据旧本付之铅印。宗载书埋沉三百余年，至是复显于世。”向达先生可能是以《千顷堂书目》提及《四夷馆考》为时间依据，推测王宗载书埋沉三百余年的。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成书于清初。[5]清初另一著名藏书家钱曾在《也是园藏书目》中也提到《四夷馆考》二卷。[6]此后就很少有人提到《四夷馆考》一书，不过，这并不表示此书就一直埋沉下去。向达先生在论文中说巴黎本《四夷馆考》“目录后有‘子桂氏’白文印一，‘李梦虞印’白文印一，‘时雍’朱文印一，卷首复有朱文‘李攀之印’白文‘子桂氏’印各一，皆用笔摹成，并非原本。目录有‘八百馆李攀子桂氏录于有’二行。不知何人从李攀抄本过录此本，连印章亦为摹绘。今按李攀为清四译馆八百馆序班。日本京都印本《四夷馆则》卷21页8，八百馆教师序斑冯志达、李攀二人。此李攀即字子桂而录《四夷馆考》者。《四夷馆则》之原本约刊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左右，李攀之为八百馆教师，当亦在康熙时。”向达先生的考证反映了《四夷馆考》一书是通过四夷馆（清四译馆）内部职员抄录流传于世的。这种抄录在四夷馆内部可能是代代相传。后人过录于李攀，而李攀则可能是抄录于李梦虞。向达先生没有注意到李梦虞、时雍其人。在《四夷馆则·增定馆则》卷之7页21暹罗馆属官名单中有“李梦虞，时雍，顺天府大兴县人，顺治十一年（1654年）进，授鸿胪寺序班教师。”从李梦虞、李攀两人均是四译馆序班教师的身份来看，《四夷馆考》一书在清初四译馆内部仍在流传。然而，这种流传至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发生了变化。这一年，清翰林院提督四译馆太常寺少卿江蘩写成了《四译馆考》一书。[7]《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83史部39（03646）评江蘩此书是“恭载列祖敕谕及赐予物数，皆《实录》、《会典》之所有，其国俗土风，则捃摭前代史传为之，多不确实”。此评价甚为得当。除了清朝四译馆的有关材料外，江蘩所记的明朝各馆的内容，基本上照录了王宗载的《四夷馆考》。若将江蘩所记的七馆与王宗载的七馆一一对比，其西番馆、暹罗馆、高昌馆、西天馆、八百馆、缅甸馆这六馆基本上相同,不同的是百夷馆，江蘩将之改成“百译馆”，并称:“附孟养、孟定、南甸、干崖、陇川、威远、湾甸、镇康、大候、芒市、者乐甸，旧有景东、鹤庆久隶版图，故不录”。而王宗载所记的百夷馆包拓木邦、南甸、干崖、陇川、孟养、孟密、孟琏、孟罗、孟楞、孟定、定艮、芒市、景东、鹤庆、大候、威远、镇康、甸湾、者乐甸等。景东、鹤庆等久隶版图而不录，表明江蘩已注意到历史变迁问题。这种“注意”最突出的表现是江蘩虽然抄录了《四夷馆考》大部分内容，以致于今天我们可以用这部分内容来点校王宗载的书，但他却删去了明朝四夷馆中极为重要的两馆:鞑靼馆和女直馆（据向达先生介绍的巴黎本）。这是真正适应了时代需要!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江蘩所写《四译馆考》的时间与向达先生所见的巴黎本《四夷馆考》抄录的时间。若李攀为康熙二十七年以前的八百馆教师可信的话，江蘩在康熙三十四年写成《四译馆考》距此时并不长，却出现了后者缺两馆的情况。除了江蘩作为政府官员注重现实外，可能与当时的文字狱有关。如康熙初年出现了庄廷鑨明史案。庄氏史案的重惩，使士人重视起“文字贾祸”的问题。[8]现在我们所见的罗振玉先生加以铅印的《四夷馆考》东方学会本，据向达先生介绍，是依据陈士可所藏抄本，而陈氏所藏抄本借自京师曹君直，曹又抄自王文敏家。从上述《四夷馆考》的流传过程看,《四夷馆考》一书并非埋沉三百年，而由罗振玉一日发现。实际上，它作为学习夷语的必备参考书，以抄本的形式一直在悄悄地流传，只不过通过罗振玉，它第一次在社会上公开出版。从巴黎本《四夷馆考》所盖的印章主人是顺治、康熙年间人士以及有女直一馆全文来看，此书可能在乾隆禁毁书以前已流传到海外，当然也不能排斥在此之后流传境外的可能。在国内流传的陈士可本缺女直馆的内容，很可能是收藏者为避祸而有意将其删去的。在清朝，尤其是乾隆时期，有关女直的内容是忌讳的,明代学者记载下来的有关女直方面的书籍在清代几乎无一例外地遭到禁或毁。查一查乾隆时期的禁毁书目，大凡涉及到边疆、四夷等方面的书如《九边考》、《吾学编》、《殊域周咨录》、《咸宾录》、《山中闻见录》、《四夷考》、《边略》等书都列在其上。[9]对此，吴丰培先生指出，“清初，文禁极严，乾隆时多次颁布禁毁书目。正如吴晗同志在《影印明经世文编》序中所说:‘主要目的是要掩饰清代先世和明朝的关系，说成建州部族从来是一个独立民族，没有受到明朝册封等等，替祖先脸上抹金。由于禁毁遗失或秘藏，使大量有价值的史书，难以见到。”[10]罗振玉先生在《四夷馆考》题记中说:“校以《明史·外国传》,每有异同，不能据以勘定。”罗先生注意到《四夷馆考》的珍贵性，并用以为《明史·外国传》互校。校书并无成例，目的不同，选取用书亦不同。向达先生已经注意到清江蘩的《四译馆考》与王宗载《四夷馆考》之间的关系，并认为江蘩书可以与之互校。上述二位先生所依据的均是《四夷馆考》以后的书籍，尚未涉及到《四夷馆考》的“源”。陈士可本的题记中把《四夷馆考》的作者认定为叶向高。明叶向高虽著有《四夷考》，但比较两书，内容明显不同，陈氏失记，向达先生没有提到明朝天顺年间成书的李贤等人的《大明一统志》和成书于嘉靖年间郑晓的《吾学编》。从资料来源看，《四夷馆考》多取材于郑晓《吾学编》中的《皇明四夷考》和《皇明北虏考》，[11]以及李贤等《大明一统志》，[12]部分内容则来源于四夷馆等保存的往来文件和作者任提督四夷馆少卿时询问夷使所得，还有一部分内容可能源自严从简《殊域周咨录》。[13]郑晓书的内容占了《四夷馆考》一书相当大的篇幅。因此，郑晓与王宗载之间的关系，值得关注。由于没有史书明确记载他们之间的关系，笔者只能据有关记载作一些推测。郑晓《皇明四夷考》成于嘉靖甲子（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三月。两年后，即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郑晓便去世了。王宗载是嘉靖壬戌（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进士，随后授海盐县令，若考虑中进士后的候任期，大体上也就是郑晓《皇明四夷考》成书时期，王宗载时任海盐县令，而郑晓正是海盐人。当时已落职在乡的郑晓，名望很高，时任海盐令的王宗载可能拜访过他。即使没有拜访，作为地方官的王宗载也能知道郑晓著书的情况。十几年后王宗载编撰《四夷馆考》时，主要依据的正是郑晓的书。还有一种可能，即郑晓的《吾学编》当时在社会上已经流传，如略早于《四夷馆考》的《殊域周咨录》就曾引用《吾学编》的内容。笔者初步考证，其书源于《皇明四夷考》的有：1.回回馆中的撒马儿罕、天方、占城、爪哇、满剌加、土鲁番；2.鞑靼馆中的兀良哈（郑晓只写到嘉靖二十六年，王宗载补记嘉靖二十九年以后事，其部分内容略有删减）；3.高昌馆中火州、哈密、安定阿端、曲先、罕东、鲁陈、亦力把力、黑娄。需指出的是回回馆中的日本也是源于郑晓《皇明四夷考》，然郑晓的记载因郑晓本人曾有御倭的经历，较为详尽，王宗载作了不少删减。较为复杂的是鞑靼馆。它主要取材于郑晓的《皇明北虏考》，同时也涉及到《皇明四夷考》中的鞑靼及《大明一统志》卷90的鞑靼，作者还补充了嘉靖三十年和隆庆年间的重要历史。《四夷馆考》的其它部分，百夷馆大部分内容同于《大明一统志》卷87：木邦军民宣慰使司，孟养军民宣慰使司，孟定府，南甸宣抚司，干崖宣抚司，陇川宣抚司，威远州，湾甸州，镇康州，大候州，芒市长官司，景东府，鹤庆军民府，者乐甸长官司；缅甸馆洪武二十九年以前的内容均同于《大明一统志》卷87缅甸军民宣慰使司；八百馆亦见于该书同卷的八百大甸军民宣慰使司，老挝军民宣慰使司，车里军民宣慰使司，孟艮府；回回馆中的天方国、满剌加、真腊（个别内容不同）、回回（默德那）见《大明一统志》卷90；西番馆可参见该书卷89的西番。[14]暹罗馆中的大部分内容可参见《殊域周咨录》卷8暹罗。这些相同的内容可以用来比勘《四夷馆考》中的相关部分，这是罗振玉、向达二位先生未曾注意到的。暹罗馆中的万历年间及暹罗的部分风俗的资料来源，主要是王宗载任提督四夷馆少卿时根据夷使提供的资料写成的，是本书最有价值的部分。罗曰褧《咸宾录》中的引用诸书目录有《吾学编》、《殊域周咨录》、《四夷馆考》等书名。该书暹罗条关于暹罗风俗的记载，有取自于《四夷馆考》中的内容。如《咸宾录》称:“王死，水银灌腹，以帛缠之，同片脑纳棺中，停置一年，仍用火化,拾骨葬于塔下。贵人亦然。”[15]《四夷馆考》原是：“葬礼，王水银灌腹以制缠之，同片脑数十斤纳棺中，停置于家，一年后出棺于空地，火焚之，拾其骨葬于塔下，塔高三丈，饰以金，官民富者亦建塔，惟不用金，此名火葬。”其他书如《殊域周咨录》、《皇明四夷考》均无此记载。《明史·外国五·暹罗》仅记“富贵者死，用水银灌其口而葬之”。此记载显然源于马欢《瀛涯胜览》暹罗国中“凡富贵人死，则用水银灌于腹内而葬之”。修明史者可能未见王宗载的《四夷馆考》，否则，就不会如此简略而不全面。王宗载关于暹罗的记载仍有不少内容可弥补《明史》暹罗传之不足，后文将作进一步分析。仔细比较王宗载所记暹罗馆的内容与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8暹罗条中的内容，除严氏的评议外，万历以前的内容大多吻合。严氏书写成于万历甲戌（万历二年，1574年）对万历年间的事则未书写。尽管严清于万历癸未年（万历十一年，1583年）才为严从简书写序，成书于万历八年的《四夷馆考》中的暹罗内容很可能来自严从简的书，或者两人均源于同一本书。万历年间的事当然属王宗载所写。明末清初修明史外国传者多取材于郑晓《皇明四夷考》，如傅维鳞《明书·四国传》、查继佐《罪惟录·外国列传》、尤侗《明史·外国传》等。[16]《皇明四夷考》许多内容略详于《四夷馆考》，且是后者所据的来源之一，由于这些原因，也由于《四夷馆考》本身作用的限制，后世往往只知《皇明四夷考》，而很少知晓《四夷馆考》，即使知道，若不细加分析，也不能恰当地评判它的价值。《四夷馆考》毕竟是由熟悉四夷馆事务的人编撰的,它保存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具体表现如次。1.验放进贡夷人。四夷馆一项重要职能是差官到边关验放进贡夷人。如鞑靼馆经常差官赴阳和、喜峰口译审。《四夷馆考》提供了这方面的资料。鞑靼馆：隆庆四年后，明与俺答互市，“每年许于各镇互市段、绢、布、锅等物，其进贡表文、马匹俱附各镇总督类收。每岁本馆差官一员赴阳和译审毕，总督差官转进”。至于兀良哈，隆庆、万历以来，“正旦朝贡改于冬至，每贡卫各百人，马各百匹，本馆例差官一员赴喜峰口译审，率三年一代贡使入京”。王宗载的这些记载，《增定馆则》卷之三《典制》亦有《差官喜峰》和《阳和差遣》这两条：“大喜峰口差官一员验放进贡夷人，三年一更，每遇期满，彼中巡抚官据呈申请，兵部移咨，由礼部本院转行本馆拣选行止端慎，年深老成谙番字官一员。”“宣大总督尚书王（崇古）题差译字官业文辉差往阳和备验番文。”2.四夷馆的代译。各馆一般负责各自的地区,但也有为其他地区代译。如，回回馆：回回（默德那国）“附近诸国如土鲁番、天方、撒马儿罕，旧隶本馆译审。此外，如占城、日本、真腊、爪哇、满剌加诸国皆习回回教，遇有进贡番文，亦属本馆代译。”高昌馆：“哈密地近高昌，本属高昌馆译审，但其中多回回人，入贡时，亦有用回回字者，故又属回回馆。”这种代译的原因，刘迎胜师作了较好的分析：“由于明朝译馆为数有限，而天下之大，语言各异。难免会出现使臣表文字无人可识，回赐表文亦无法撰写的情况。于是明政府规定，在这种场合下，必须使用双方都通晓的第三种文字，‘以通华夷之情’。所以回回馆并不限于与穆斯林诸国打交道。”[17]3.夷人充当教师。据《增定馆则》卷之二载：各馆缺人教译，具呈内阁行礼部请敕各边访取谙晓番译人员赴部考验，授以官职，送馆教译。王宗载书对此亦有反映，如，缅甸馆：“弘治十七年，因本馆译学失传，行云南镇巡官取人教习。缅甸宣慰卜剌浪差酋陶孟思完通事李瓒等进贡并送人孟香、的酒、香中三名，留本馆教授，俱授序班职事。”陶孟，缅语意为头目。《增定馆则》卷之七《缅甸馆》载有：“孟香，德馨，缅甸土夷，弘治十七年取光禄寺署丞，教师。”“的洒(王宗载书作的酒,疑有误)，靖之，缅甸土夷，弘治十七年取进历光禄寺署丞，教师。”又如，暹罗馆：“正德十年，遣使贡方物，进金叶表，下回回馆译写。该大学士梁（指梁储--笔者)疏：据提督少卿沈冬魁呈准回回馆主簿王祥等呈，窃照本馆专一译写回回字，凡遇海中诸国如占城、暹罗等处进贡来文，亦附本馆带译，但各国言语文字与回回不同，审译之际，全凭通事讲说，及降敕回赐等项，俱用回回字。今次有暹罗王进贡金叶表文，无人认识，节次审译不便。及查得近八百大甸等处夷字失传。该内容具题暂由差来头目篮者歌在馆教习，合无比照篮者歌事例。于暹罗国来夷人内选留二三名在馆，并选各馆世业子弟数名送馆，令其教习，待有成之日，将本夷照例送回彼国。”明武宗采纳了梁的建议。但到了万历三年，暹罗国奉金叶表时，表字译学失传，明朝只好又请暹罗派精通番字人员赴京教习。“万历五年八月，差通字握文源同夷使握闷辣、握文铁、握文贴赍原奉本朝勘合赴京请印，并留教习番字，各赐冠带衣服有差。六年十月，该内阁大学士张等题据提督少卿萧禀呈请于本馆添设暹罗一馆，考选世业子弟马应坤等十名送馆教习。”王宗载的上述记载,尤其是有关万历年间的内容,为我们提供了明朝四夷馆活动的第一手材料。（二）增加了以往明人著作没有的资料，弥补或可以订正一些明史著作的不足，但也有一些讹误。王宗载记载了隆庆四年鞑靼俺答封贡之事。谈到俺答孙把汗那吉时，他说:“把汗那吉有妇二，又聘兀慎家取兔金的之女为三妇有日矣，会俺答有外孙女者已许聘袄儿都司。俺答闻其美，强纳之。袄儿都司恚甚欲叛。俺答自惭，乃夺把汗那吉所聘兀慎女与之，把汗那吉有怨言，欲归南朝。阿力哥惧祸及趣之行。把汗那吉偕其妇比吉率十数骑扣关请降。”此内容郑晓书没有，严从简也未记载隆庆时鞑靼事。傅维鳞《明书》过简，张廷玉等《明史·外国八·鞑靼》对此事记载是：（隆庆四年）冬,俺答有孙曰把汉那吉者，俺答第三子铁背台吉子也，幼孤，育于俺答妻所。既长，娶妇比吉。把汉复聘袄儿都司女，即俺答外孙女，貌美，俺答夺之。把汉恚，遂率其属阿力哥等十人来降。”[18]《明史》记载的俺答外孙女是袄儿都司女,这种关系与王宗载的记载完全不同。罗曰褧《咸宾录》采纳了王宗载的说法。[19]对兀良哈条，王宗载还指出：“（嘉靖）二十九年，俺答越三卫入犯京城，兀良哈阴为乡道。隆庆万历以来，朝廷加意武备，边臣渐次修守，渔阳以北，台堡相望，虏稍知敛避，间要结东虏，窥犯辽寨，亦不能为大害。”此段记载，有其它记载参证，如，《明世宗实录》卷364嘉靖二十九年八月己卯，俺答营白河东，去京二十里。壬午，薄都城，大掠，明廷震惊。然《明实录》没有谈到兀良哈阴为乡道事。而王士琦《三云筹俎考》卷1《安攘考》称咸宁侯仇鸾时任宣大总兵，重贿结俺答，令别寇宣府或蓟州，无犯大同，虏遂东去，由朵颜三卫入。虏之东也，鸾实使之。”[20]又叶向高《四夷考》卷2《朵颜三卫考》称:“迄隆庆，三卫奉职稍谨。虏亦无大举，边恃少安。”[21]王宗载的记载基本上反映了当时实际情况。对日本，王宗载在郑晓《皇明四夷考》日本条的基础上，补充了下列内容：“（嘉靖）四十年，（倭）贼破兴化、政和、寿宁、平海、铜山、宁德等郡县。巡抚谭纶、总兵戚继光募浙兵剿平。自是，始更置政府，弦辙一新，中外文武大吏悉心经略，武卫稍振，虽贼时肆寇掠，多创少利，治海郡邑，始免倭患矣。”此内容为罗曰褧《咸宾录》采用。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对这段历史记载较详。王宗载的“始免倭患”与叶向高的“倭患遂息”的结论是一致的。《四夷馆考》关于隆庆、万历初的暹罗的历史可与《明史》暹罗传相印证。《明史》暹罗传：“隆庆中，其邻国东蛮牛求婚不得，慙怒，大发兵攻破其国。王自经，掳其世子及天朝所赐印以归。次子嗣位，奉表请印，予之。自是为东蛮牛所制，嗣王励志复仇。万历间，敌兵复至，王整兵奋击，大破之，杀其子，余众宵遁，暹罗由是雄海上。”[22]《四夷馆考》对此事记载是：“万历三年九月，暹罗国王招华宋顷遣使握坤哪朵思湾等奉金叶表贡方物。先是有东牛国与暹罗邻，因求婚王女，不谐，遂拥众攻暹罗国，陷其城，王普喇照普哑先自尽，掳其长子哪浡照为质，时隆庆三年七月也。其次子昭华宋顷嗣为王，以钦赐印信被兵焚无存，因奏请另给。礼部议，称印文颁赐年久无凭查给，且表字译学失传，难以辨验，复题行彼国查取印篆字样，并取精通番字人员赴京教习。五年八月，差通字握文源同夷使握闷辣、握文铁、握文贴赍原奉本期勘合赴京请印，并留教习番字，各赐冠带衣服有差。”[23]王宗载距此时较近且询问过暹罗使者,其记载应较《明史》暹罗传可信。王宗载在自序中说:“近者……暹罗失篆乎东牛,其文移奏请皆曩所未有者。”对此段历史加以强调。《咸宾录》亦照录了王宗载的此段内容。《明史》暹罗传与宗载书，和严从简书不同之处甚多，遗憾的是，王宗载书中的这些不同，有不少是错误的。如：《明史》暹罗传：“洪武三年，命使臣吕宗俊等赍诏谕其国。”（谈迁《国榷》卷4载:洪武三年八月辛酉，遣吕宗俊等诏谕暹罗国。）《四夷馆考》是:“洪武初，遣大理寺少卿闻良辅往谕之。”[24]《明史》暹罗传：“（洪武）十年，昭禄群膺承其父命来朝。”《四夷馆考》作洪武九年。[25]《四夷馆考》：“（永乐）四年，复贡方物，且乞量衡为式，诏赐古今烈女传，给与量衡。”《明史》暹罗传为永乐二年。[26]《四夷馆考》对暹国制度风俗记载，因出自贡使之口，当为可信。制度方面，他书记载不详或没有记载。王宗载指出暹罗境内有九大库司，每一大库司类似于明朝的布政司；14府、72县，并列出了大库司和府的名称。官制有九等，依次是握哑往、握步喇、握口莽、握坤、握闷、握文、握板、握郎、握救（由此可知，前面提到的握闷辣、握文铁当是暹罗的五等、六等官）。“握”是官姓（民上者称柰某，最下者称隘某）。[27]“其选举由乡邻举于大库司，大库司审其堪用，以文达于王所，王为定期面试。至期，大库司引至王前，咨以民事应对，称旨即授冠服候用，否则逐出考课，亦以三年为期。”“每日旦升殿，各官于台下设毡，以次盘膝而坐，合掌于顶，献花数朵，有事则具文书朗诵上呈，候王定夺乃退。遇春日冬节喜庆事亦有赏赐。遇天朝颁赐敕谕勘合,王则用原封冠服，呼万岁，行五拜三叩头礼，如中国云。”至于暹罗的婚礼、丧礼，王宗载均有详细记载，可补其它史书之不足。火葬前文已述。官民均可火葬，不同的是富贵者火焚后拾其骨葬于塔，而民则弃骨水中，谓之水葬。王宗载没有提到《明史》暹罗传所载的贫民死后鸟葬习俗。《殊域周咨录》、《咸宾录》均未提到鸟葬事。鸟葬俗最初见于马欢《瀛涯胜览》，巩珍《西洋番国志》。不过，马欢和巩珍指的是在海边生活的人的习俗,[28]《明史》暹罗传称“交易用海貝八”。此说不确切,《四夷馆考》称:“市物少则用海貝八，多则用银。官民有银，不得移用，皆送王所委官倾泻成珠，用钱印印纹于上，生百两入税六钱，如无印纹，即私银也，初犯断左指，再犯断右指，三犯者死。”可见银钱是其国的主要货币。[29]当年马欢等人航行海上，多记载海边事，修《明史》者，以偏代全，故文字有误。明代担任四夷馆少卿的人很多，其中任职时间比王宗载长，进升职位和社会声望都比王宗载高的人比比皆是。然而，这些人中不少是把四夷馆少卿这种官职作为一种过渡，以便以后担任更高的官职或转到有实权的部门任职。王宗载虽然任四夷馆少卿时间较短，却比其它人更能真正关心四夷馆的事务。王宗载编《四夷馆考》时，明朝已进入后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日益激烈。尤其是万历初年，军政败坏，财政破产，农民起义此伏彼起，社会危机严重。也就是在他担任少卿的万历六年，时任内阁首辅的张居正始推行改革。作为地主阶级有识之士中的一员，王宗载对时局尤为关心。他编撰《四夷馆考》的目的除了供初学夷语者使用外，也是为了当时的时政需要。他在自述中说：“盖陆敬舆（陆贽）有言，中夏之盛衰异势，夷狄之强弱异时，事机之利害异情，措置之安危异形。形变不同，胡可专一。则夫辨方纪事，随事考文，以备卒然之应者。”[30]这表明他编书是为应急之用。作为四夷馆少卿，其职责理应关心四夷事务。而当时边疆诸夷情正发生变化，“如近者俺酋请经于西竺，暹罗失篆乎东牛，其文移奏请皆囊所未有者，非多识何以应之乎!”[31]此时，明朝对四夷事务已力不从心。深知此点的王宗载希望在其职责之内，能“以尺牍而当三军”。为此，他搜辑诸夷建置沿革，风土人情，及其与明朝的交往历史，以做到知彼知己，尤其是熟悉彼国之委悉，倘若彼不知我知，诸夷定会“怀且詟哉”!故而，他提出“典象胥者不有专业，何以宣盛德而达夷情”。王宗载编撰的《四夷馆考》，尽管大多汇集的是前人成果，但他在编辑过程中，也体现了他个人的一些政治思想。例如，对鞑靼，他认为俺答封贡后，虏酋利于互市，不复为边患。虏使免其入京，可保无内忧，且奉表称臣，中国之体常尊，罢兵息民，各边之修守易集。这与明政府的思想是一致的。不过，他认为，当事者应当为国远虑，防微杜渐，闲暇修战守之具，以待敌人之变。对兀良哈厚往薄来，特示羁縻而已，不可恃为藩篱。对倭寇，有了谭纶、戚继光这样的文武大吏悉心经略，沿海郡县始免倭患矣。对西夷，王宗载基本上沿用了郑晓的书，实际上也是采纳了郑晓的观点，尽管哈密为土鲁番所据，但“北虏盘窟海西，瓦剌结巢北山，河西守臣防御羌胡不暇，哈密亦与否，不足为中国患”。应当说，王宗载对四夷的态度，是一种以天朝大国自居的乐观态度。以这样的态度形成的文字置于各馆译语之首，对各馆译字生是一种鼓舞。《四夷馆考》对研究明代对外关系史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隆庆、万历初期明朝对外关系的一些重要材料，而各馆的译员活动，附译国或族名多是其它书没有的。比较王宗载汇编的内容与其它书的异同，不难发现，王宗载时代的四夷事务实际上是以鞑靼、暹罗为主，西域诸国的事务已微乎其微了。百夷和缅甸等南夷也失去了昔日之辉煌。四夷馆内人才凋蔽，“曩之遗老尽矣”。尽管这一时期出现了《殊域周咨录》、《咸宾录》等有关四夷之书，但这些书远不如明初陈诚《西域番国志》、马欢《瀛涯胜览》、费信《星槎胜览》等这些由作者根据自己亲身经历写成的书富有价值。万历年间的四夷书多是汇集了前人的著作而成，利用这些著作，往往要了解其史料来源，以免讹误。（原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0年第3期，订正了个别错误。）
[1] 1999年刘迎胜师在巴黎出席会议期间，曾试图找到该书,惟因时间短暂,未能成功。[2]向达：《瀛涯琐志———记巴黎本王宗载〈四夷馆考〉》，《图书季刊》新第2卷第2期，1940年6月。向达先生在该文中称他曾抄录了巴黎本，笔者没有见到此抄本。巴黎东方语言学校现已不存。因此，向达先生此论文十分重要。东方学会本缺女直馆，巴黎本女直馆全文1273字。查《皇明四夷考》女直条全文1195字，两者相差78字，可参阅。[3] 《四译馆则》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研究室重刊，昭和二年十二月。[4] 《四夷馆考》罗振玉光绪戊申(1908年)点勘（东方学会印本,甲子夏六月）。本文引自《四夷馆考》的内容，均为此点勘本。[5] 《千顷堂书目》，清初黄虞稷辑，32卷。黄氏在康熙中曾举博学鸿辞，旋充《明史》纂修官。其千顷堂藏书六万余卷，辑成书目。注录多宋、辽、金、元、明人著作，以明代为主。清修《明史》,其艺文志即以此书目中明人著作为蓝本，加以补缀而成。参见《中国历史大辞典·明史卷》千顷堂书目条。详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85史部41目录类一，千顷堂书目。[6] 《也是园藏书目》为清初著名藏书家钱曾（1629—1701年）所编。在其《读书敏求记·别志》（章钰校证本）称:“王宗载《四夷馆考》2卷。明初，以遐陬裔壤，声教隔阂，设四夷馆以通达夷情，拔子弟之幼颖者，授译课业。于彼国之来使，凡山川道里，食货谣俗，了然如观掌果。迨后肆习既废，籍记无征，此馆几为马肆。万历庚辰（万历八年，1580年），王宗载提督四夷馆，搜辑往牒，创为此书，于柔远之道，不无小补云耳。”[7]（清）江蘩:《四译馆考》10卷，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清康熙刻本，见《四库存目丛书》史272。[8]姜胜利:《清人明史学探研》，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9页。[9]参见雷梦辰:《清代各省禁书汇考》，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补记：乌云高娃《明四夷馆“鞑靼馆”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认为，江蘩《四译馆考》未记鞑靼馆、女直馆是清朝设四译馆之初，八馆中并无女真馆和鞑靼馆。[10]马大正等整理:《吴丰培边事题跋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页。[11]郑晓:《吾学编》，明万历二十七年郑心材刻本，《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45、46。[12]李贤等：《大明一统志》，前金陵大学馆藏善本。[13]严从简：《殊域周咨录》，余思黎点校，中华书局，1993年。[14]郑晓:《皇明四夷考》中的西番与《大明一统志》中的西番大体相同，其他如罕东、亦力把力等也有部分内容相同，这表明郑晓曾参阅过《大明一统志》，王宗载对上述两书都曾参考，在此仅列其一。[15]罗曰褧：《咸宾录》，余思黎点校，中华书局1993年，第149页。[16]傅维麟:《明书》，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6年。查继佐:《罪惟录》，四部丛刊三编史部，上海涵芬楼影印吴兴刘氏嘉业堂藏手稿本。尤侗:《明史·外国传》，台湾学生书局，1977年。[17]刘迎胜：《古代中原与内陆亚洲地区的语言交往》，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卷7，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192页。[18]《明史》卷327，鞑靼传，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第8485页。[19] 此外，（日）和田清《明代蒙古史论集》（下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606页）略述此经过，大体与王宗载所述相同，并认为《明史·鞑靼传》在这方面多少有些错误。王士琦《三云筹俎考·封贡考》（明万历刻本）对此事记载与王宗载所记一致。[20] 王士琦：《三云筹俎考》，明万历刻本，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第1集。[21] 叶向高：《四夷考》，《宝颜堂秘笈》续集，民国十一年文明书局印行。[22]《明史》此段记载见于张燮《东西洋考》卷2暹罗：隆庆初年，东蛮牛（俗名放沙）求婚暹罗，暹罗拒之峻。东蛮牛恙甚，统沙外兵围暹罗，破之。王自经死，虏其世子及中朝所赐印以归。次子摄国，奉表请印。上命给予。暹罗既败，其后颇为东蛮牛所制。万历间，东蛮牛复来寇，嗣王引兵迎击之，杀世子，东蛮牛宵遁，不敢复窥暹罗。东蛮牛，谢方点校本所附《地名会释》称今缅甸。具体说，指今缅甸中部的东吁(Taungu,Toungoo)。（张燮：《东西洋考》，谢方点校，中华书局，1981年，第33-34页，第275页）[23] 王宗载的此段记载是非常重要的。据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泰国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此时的暹罗是泰国历史上的阿瑜陀耶王国（1349年-1767年）。其王叫摩诃·查克腊帕特（1548年-1569年，即普喇照普哑），1568年，缅甸东牛王朝莽应龙（1551年-1581年在位）入侵略暹罗，次年城破，暹罗王死。摩诃昙摩罗被缅甸扶为暹罗王，其长子纳黎萱（即哪照）在东牛作人质，其女儿献给了莽应龙。1571年（万历五年），纳黎萱回国，约1590年继位为王。英人哈威《缅甸史》等著作都详细论述了这段历史，惜都没有注意到王宗载的这段记载。[24] 《明太祖实录》卷55洪武三年（1370年）八月辛酉，遣吕宗俊等诏谕暹罗国。卷68洪武四年辛未，吕宗俊还自暹罗国。王宗载错把永乐初的闻良辅出使当成是在洪武初事。据《明成祖实录》卷37永乐三年（1405年）九月戊午，以闻良辅为广东按察使。良辅尝为湖广按察使副，坐事降行人。至是奉使西南诸番国还京，奏事称旨，故升用之。[25] 《明太祖实录》洪武十年九月“乙酉，暹罗斛国王遣其子昭禄群膺奉金叶表贡象牙胡椒苏木之属”。可知，《四夷馆考》对此记载年代有误。《明史》对明初历史多以《明实录》为主。因此，其记载应比王宗载记载更可靠。王宗载引用他人书，可能没有用《明实录》来核。在此仅备其一说。[26] 据《明成祖实录》卷31永乐二年：“九月辛亥，命礼部装印《列女传》万本，给赐诸番”。暹罗王获《古今烈女传》二百本。王使“奈必复乞赐度量衡，俾国人永遵法。从之。”[27]刘迎胜师认为,今缅甸有身份的人称“吴”，可能与此有关。缅甸语中“吴”原有叔伯之意，现有先生之意。吴与握音近，两者均有尊贵的意义。[28] 马欢：《瀛涯胜览》，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31页。巩珍：《西洋番国志》，中华书局，1961年，第14页。[29] 马欢：《瀛涯胜览》暹罗国：“海貝八当钱使用，不拘金银铜钱俱使。”记述无王宗载详。[30] 王宗载的引文见《旧唐书》卷139陆贽传。原文是:“盖以中夏之盛衰异势，夷狄之强弱异时，事机之利害异情，措置之安危异便。知其事而不度其时则败，附其时而不失其称则成，形变不同，胡可专一。”[31] “暹罗失篆乎东牛”指前述东牛入侵暹罗事。“俺酋请经于西竺”，指的是明代蒙古右翼土默特部领主俺答汗（1508年~1582年）于万历六年（1578年）在青海建仰华寺，亲临该地迎接格鲁派领袖索南嘉措召开盛大法会,正式入教。京山市档案馆 为京山建档致力打造京山文史资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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