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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约成本

 chaminic 2019-01-01

廖梓君的困惑与反思

李思高阳北京报道

廖梓君,国内PE行业为数不多的女掌门人。作为君盛投资的创始合伙人兼董事长,管理着超过60亿人民币的资金。

然而,君盛的转型注定是一场艰难的摸索。虽然2012年廖梓君所遇之事具有着行业的共性,但对她以及君盛的影响至今没有消退。

亦或者说,整个早期投资领域,本身风险重重。

廖梓君从事投资行业20多年,曾在多家大型投资公司任重要职位。2003年,廖梓君创立君盛投资。迄今为止,君盛投资共发行13支基金,其中三支PE基金已完成变现清算,年均回报率76%。君盛已投资60余家企业,其中已上市/退出企业22家,进入上市保荐期企业12家。从投资业绩来看,廖梓君是一位成功的投资人。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君盛主要从事PE投资,其投资的公司均处于相对成熟的阶段。但从2012年起,A股IPO经历了14个月的暂停,PE投资的退出遭遇了很大挫折。在经济下行压力之下,传统企业的发展也面临重大考验。对于PE投资机构而言,成熟项目往往估值过高,投资机会也越来越少。在此背景下,君盛开始尝试转型从PE向VC延伸。目前,君盛旗下基金在互联网金融、移动新媒体、大数据、物联网、网络安全等领域的布局已初具规模。

就投资决策而言,PE投资主要参考历史经营数据和财务数据,但早期项目大多数都缺乏可供参考的相关信息。对于VC来说,更多是通过对商业模式、创始团队和未来市场的评估来做出投资决策。然而,对于每一个脱胎于PE的VC团队而言,如何做出有效的投资判断一直是一个有待探索的话题。“在转型的过程中,君盛投资也为此付出过沉重的代价。”廖梓君说。

老牌PE转型路上遇到坑

从2012年起,君盛开始尝早期投资。这一年,廖梓君看中了一家经营跨境电商业务的创业公司。今天来看,这笔投资似乎成为了君盛在13年投资历史上的最大遗憾。对于这笔投资,廖梓君有很多的反思。

2012年初,作为该公司A轮融资的唯一机构投资人,君盛一共投资了2600万人民币。在移动互联网的浪潮之中,这家公司发展迅猛。一年以后,该公司启动了B轮融资。很快就有四家投资机构与该公司签订了投资意向书。

然而,就在财务尽调前夕,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突然主动终止了所有的融资进程。在众机构不明就里之际,她向君盛表示资金链断裂,并要求君盛追加一千万的投资。此时,君盛提出了财务尽调的要求。然而,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拒绝配合财务尽调,并立即将公司关停,人员遣散。

廖梓君非常意外。在过去的一年半时间里,这家公司的业绩增长了6倍,并在行业的垂直细分领域排名靠前。在正常情况下,该公司的下一轮融资可以顺利进行。公司突然关停,问题出在哪里?

廖梓君希望通过账簿来寻找答案,但是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始终拒绝交出账簿。在这样的背景下,君盛提起了“股东知情权诉讼”,要求该公司提交财务账簿等关键材料。2014年,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了生效判决,但在此后的两年时间里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一直拒绝执行判决要求。直到2016年,法院将其列入了全国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然而,问题并没有真正得以解决,更大的麻烦才刚刚开始。随后,有大量网络水军对廖梓君本人和君盛投资进行了抹黑和攻击。与君盛存在业务合作的相关单位也收到了大量的匿名信。一时之间真假难辨,君盛投资的品牌遭受了巨大的打击。“抹黑带来的损失远远超过了当初投资这家公司的2600万人民币。”廖梓君说。“我经常想,如果早知道她会有出这样极端的反应,我还会不会追讨这笔投资?答案是:我不知道。”廖梓君和她的团队至今感到无比困惑。“这等于是在牺牲整个团队的利益去为这一支基金的投资人讨回公道。”

单支基金与管理公司之间利益的平衡

对于对这笔投资的追讨发生在2013年底。3年时间快要过去,时至今日,廖梓君仍然没有想明白:到底应该如何平衡单支基金和整个管理公司之间的利益?

作为一名资深的基金管理者,廖梓君的困惑拷问着整个投资行业,事实上也是所有早期投资人一直以来都面临的问题:如果因为一些不合理的人为因素导致投资无法收回,投资机构该如何抉择?处理方式似乎很简单:Yes或者No。君盛最后采取的策略是诉诸法律程序追讨投资。当然,也可以选择放弃追讨。

在这种情况下,君盛不会是第一家选择放弃追讨的投资机构。诉诸法律程序追讨投资是对一支基金的投资人负责。然而,追讨投资的风险却是极大的。在君盛的案例中,在追讨这笔投资的同时,君盛的名誉和收益都受到了严重损害。

作为当家人,廖梓君需要在单支基金和整个管理公司的利益之间做出艰难的选择。

在处理方式上,君盛团队内部也存在巨大分歧。投后和法务团队认为一定要通过法律手段追回投资款,因为这是投资方的合法权益。但其他部门则认为,追讨投资的行为给公司带来了更大的麻烦,也给公司品牌和整体利益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如果放任不管,就不会有那么多麻烦。

在双创无比火热的今天,早期投资一直是一个备受瞩目的领域。然而,投资机构并没有太多手段可以保护自己的利益免受侵犯。当权益侵害已成事实,小股东纵然诉诸法律程序也难以将损失追回,同时还将自己置于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虽然已经胜诉,但由于多方面的现实原因,法院的判决却难以获得真正执行。

“在中国现行的司法制度下,投资人与创业者之间的这种合同关系,守约的成本太高,违约成本又太低。”

大股东要侵犯小股东的利益十分容易。当权益受到侵犯,小股东要捍卫自己的权益却要经历漫长曲折的过程。最终能否成功捍卫自身权益也是未知数。君盛作为一家投资机构,在捍卫自己小股东利益时尚且如此困难。难以想象,自然人小股东在维权时会遭遇何种艰辛。

对早期投资的再反思

早期投资重在投人,而中后期投资更多关注财务数据。这是VC与PE的差异。从PE转型到VC的过程中,廖梓君经常会思考什么样的创业团队值得投资。当选对了市场,商业模式也验证可行,为什么最终项目出现问题?答案或许在人。“在考察创业团队时,要多维度去观察。”

过去的教训,让廖梓君觉得,“创始人最好受过高等教育。”创始人的教育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创始团队的眼界和格局。

此外,大学四年的教育对人性格和逻辑思维能力的塑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大部分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处理问题时更加理性,不容易做出冲动而极端的行为。“创始人不情绪化团队才能有凝聚力。”

对团队的灵魂人物需要重点考察,要看他的过往经历,要分析他的性格,还要参考他与人合作的过往经历。尽调要做得更加深入彻底。“还要尽可能访谈创始人过去的同事或合作伙伴。要了解他们在过去的合作中,尤其是涉及利益关系的合作中,他们的守信程度。”

廖梓君也意识到,不能只关注创始人一个人,要看整个团队的情况,要看这个团队是否是开放、平等、协作的合作关系。判断一个团队时,要将团队成员的性格和价值观放在首位。一个多元而专业的团队能够相互支撑,也能在出现问题时相互制约。“过去的经历导致我们现在更喜欢投一些85后、90后的创业团队。这一类团队成员想法和经历都相对简单,他们还没有在传统经济里受过污染。一个创业团队最初的七个人的性格和价值观,往往决定了这家公司未来的企业文化。”

在很大程度上,创业就是试错,投资失败亦不可避免。然而,一旦投资失败,国内的基金投资者往往难以容忍,也不容许出现试错的成本。从过往的早期投资实践来看,在一千个项目当中,创业成功的不到一百个。无论是美元基金还是人民币基金,投资成功的案例只是少数。在国外的早期投资市场,投资者会允许它的投资组合中有一定的失败率。

“希望中国的基金LP们能像国外的投资人一样对基金管理人更加宽容。”廖梓君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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