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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黄马甲”运动在短短一个月内席卷全国，其自发性、暴力性、扩散性惊人，至2018年12月22日仍无全国性领袖，却已造成8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数千人被捕，甚至将“火势”蔓延至比利时、德国、荷兰、加拿大等国。人们在感叹“法国大革命精神不朽”的同时，不禁要思索此次危机的“星火”由何而来，何以迅速燎原，又将对法国产生怎样的影响。 2018年12月8日，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上示威的“黄马甲”。 从燃油税到“大革命” “黄马甲”运动自爆发起，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原本诉求单一的抗议活动逐步演化为目标宽泛、政治色彩浓厚的反政府、反体制运动。 第一阶段，抗议政府增收燃油税。2018年11月中旬，法国政府宣布，为履行《巴黎气候协定》，实现减碳减排、发展低碳经济的目标，将于2019年1月起征收碳税提高燃油价格。然而，在全球原油价格上涨背景下，法国在2018年间柴油和汽油价格已经分别上涨23%和15%，每升达1.46欧元和1.55欧元，超过欧盟均价。且据法国政府规划，到马克龙第一个任期结束（2022年），法国柴、汽油价格均将超过2欧元。法国普通驾车人，尤其是需要长时间开车通勤的低收入人群首当其冲成为燃油税上涨的受害者。因此，部分民众通过网络串联，发起“黄马甲”运动，前两周的抗议集中在燃油税议题上。 第二阶段，抗议社会不公扩大。在第三、四周的抗议活动中，“黄马甲”上升为极强的身份符号，越来越多的社会群体从中找到共识，他们自称是“被共和国遗忘的人民”。这种共情成为这场运动强大感召力的源泉。燃油税只是“冰山一角”，民众希望政府能正视“冰山被淹没的部分”，即法国社会不断扩大的不公现象。根据法国统计局报告和法国《世界报》统计数据，2008～2016年，法国家庭平均购买力下降1.2%；1996～2016年，法国人均月收入中位数仅从1440欧元升至1730欧元，且目前大部分农民、手工业者、工人、公司普通领薪者、小业主收入均低于该中位数；10%最富有人群在20年间月收入增长近1000欧元，而10%最穷人口月收入仅增长约100欧元；收入最高的1％人口拥有的财富占全国总财富的20％以上。在该阶段，“黄马甲”已将诉求从“看到我”“倾听我”发展到“尊重我”“满足我”，他们将运动推向高潮，发出了“法国半个世纪以来最激烈的社会抗议声”，抗议人数虽有所下降，但暴力程度不断升级。 第三阶段，抗议现行民主制度。12月10日，马克龙宣布一系列措施，除取消预定新增燃油税、冻结电费与煤气费外，还包括：给最低工资领薪者每月增加补贴100欧元；对低收入退休者免除普遍化社会捐金征收率提高措施；加班费不纳税；鼓励企业发放年终奖；展开全国大讨论；等等。从第五次抗议的规模和程度上看，“黄马甲运动”正逐渐平息下来，但坚守下来的“黄马甲”的诉求却发生了质变，他们希望追求“新型民主”。部分“黄马甲”在凡尔赛宫网球厅召开新闻发布会（1789年6月20日法国第三等级代表签署著名“网球厅誓言”，拉开了法国大革命序幕），抱怨“民众无法控制自己的国家”“美好的许诺都未实现”，表示对现行民主制度不满，希望建立“第六共和国”，要求公民有权发起全民公决，有权对议会通过的所有法律提出全民公决等。 怒火背后的根源 此次危机是法国民众对现实愤怒情绪的井喷式爆发，但究其根源，法国经济的长期疲软和社会福利的不可持续性是病痛的根源，而法国独特的社会文化又使得此痛很难得到“医治”。 一方面，经济长期呈现疲软状态。法国在金融和债务危机期间所受打击不及“欧猪五国”严重，但却疲态渐显，表现为生产性投资不足，“去工业化”和“产业空心化”趋势加剧，科技创新能力低下，无法与崛起的新兴经济体竞争。同时，法国的失业率仍高达9.1%，在欧盟国家中名列第四，甚至与意大利、希腊和西班牙共同被戏称为“烂无花果四国”（Figs）。经济低增长和高失业持续激化社会矛盾，阶级、族群、宗教冲突不断。 另一方面，社会高福利难以维系。法国福利制度坚持“普遍化”原则，几乎无死角覆盖公民社会生活各方面，尤其为失业、伤病、年老等弱势群体构建起严密的“保护网”。工人福利更是“超水平发挥”，当前法工人税前最低时薪为9.88欧元，税前最低月薪达1498.47欧元，与德国看齐，且每年上浮。但随着经济增速放缓，老龄化加剧，过高福利制度使法国陷入“高税收-高福利-高负债-高成本-高失业率”和“低投资-低效益-低增长”的恶性循环。法社保支出占GDP比重不断攀升，2016年约为32.1%，在欧盟28国（包含英国）中排首位（欧盟平均为27.5%）。政府靠举债维持公共投入，2017年公共债务已达到22180亿欧元，占GDP97%。 法国的困境并非单纯的经济和体制问题，还根植于社会文化和大众心理当中。法国为典型的天主教国家，民众普遍不信任市场经济，对政府的依赖性强。因此法国历届领导人，无论政治立场如何，经济立场都较为保守，福利越送越多，负担越来越重，市场越来越僵化，逐步发展为投资者望洋兴叹的成本高地，好逸恶劳者向往的福利天堂，难以应对全球化、欧洲一体化和自由贸易浪潮的冲击。矛盾最终在金融和债务危机的冲击下集中爆发出来，使法国陷入泥潭无法自拔。此外，法国一向自诩民主先锋，倡导多元文化，街头政治威力不可小觑，社会共识难以实现，导致任何改革都会有大把人出来反对。 马克龙改革陷入困境 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社会学家勒布拉斯认为，“黄马甲”运动虽渐平息，但遗留下来的是“对马克龙强烈的憎恨”。马克龙缘何从上台初期的众望所系沦为民众的“心头恨”？他的改革到底动了谁的“蛋糕”？ 马克龙改革基本思路是通过减税、补贴增加企业活力，鼓励企业投资、创新；通过社会福利改革，削减政府负担，提高社会效率。主要包括: 将企业税由33.3%降至25%，将“巨富税”改为“房地产财富税”；进行劳动法改革，对解雇赔偿金额设立上限，将企业中所有职工代表机构合而为一，集体谈判权下放；改革法国国营铁路，取消铁路职工特殊待遇；降低失业金领取最高额度，削减住房扶助金；免除最低工资领薪者的社会保险征摊金，同时将普遍化社会捐金征收率提高1.7%；精简行政机构，削减12万公务员；改革职业培训和学徒制，推动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进一步与经济发展接轨；给予高校更大自主权，每年扩招4万名大学生；加快推行碳税，2022年前落实柴油与汽油税收政策趋同措施；等等。 总体看来，马克龙的改革自由化色彩浓厚，主张“先做大蛋糕再分蛋糕”，对企业和富人“友好”，至少在初期对中产阶级及以下民众则显得不那么“友好”。然而，经过多年经济低迷，法国中下层民众对改革的承受能力和耐心有限，对传统政治家失望透顶。他们原本希望新人马克龙上台后能让大家过上好日子，但马克龙在“扶贫”许诺尚未实现时，竟要求他们为“保护地球”再掏腰包，自然怒火中烧。此外，马克龙上台后以“冲刺式”速度推进改革，甚至绕过议会投票，直接以“行政命令”方式施政，态度上也非常强硬、言语犀利，被民众称为高高在上的“朱庇特式”“不懂民间疾苦”的总统，在施政过程中也缺乏民主协商的过程。伴随着马克龙“齐头并进”的改革，法国利益受损群体不断扩大，对马克龙的不满情绪积聚，公务员、铁路工人、学生、低收入者等抗议群体逐渐合流。 任何改革的成功都要具备至少三个条件，政策的正确性，国内民意的支持和良好的外部环境。目前来看，即便马克龙改革路径可能是正确的，但另外两个条件却已然成了“奢侈品”。在“黄马甲”运动的几轮轰炸之下，马克龙的民意支持率已跌至23%，下坡容易上坡难，未来改革与反改革间的战争恐成为“新常态”。此外，欧盟财政纪律之剑悬于头顶，欧洲央行逐渐退出量化宽松，这使得马克龙很难在安抚民众、激励企业的同时维持财政平衡，只能绞尽脑汁“拆东墙补西墙”，必定束手束脚，很难实现“彻底改革法国”的雄心壮志。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助理研究员。本文刊登在《世界知识》2019年1期。本文责编：吴孟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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