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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解放的魅力

2019-01-03  zdjphoto

——我所经历的解放日报改革(上)

秦绍德

1995年8月,我离开教育行政岗位,回到本行——新闻单位工作,担任解放日报总编辑、党委副书记。直至1999年1月,被调离报社去复旦大学履新。在解放日报度过了1200多个难忘的日日夜夜。

人们常说,生逢其时。我们也是,赶上了改革的岁月。上世纪90年代,正是我国各条战线蓬勃改革的时候。我到解放日报,迎接我的也是方兴未艾的改革。

思想有多解放,报道就有多深

在改革开放初期,看一张报纸能不能站在改革的潮头,首先看内容的突破——敢不敢突破报道的禁区,将社会的脉动真实地奉献给读者;能不能以锐利的眼光、犀利的笔触指陈时弊,揭示真理。《解放日报》身为上海市委机关报,一直是改革开放的弄潮儿。1979年8月12日,《解放日报》破例在头版刊登了一条社会新闻《一辆26路无轨电车翻车》,由此突破了党报尤其是党报头版不刊登社会新闻的禁区。1991年2月到4月间,《解放日报》发表署名“皇甫平”的四篇评论,强调改革开放要继续讲,要有新思路,发出了坚持改革开放的强音。

思想解放不能是一阵子的,新闻改革要坚持推进。在新闻报道领域,面对新情况,要积极思考,勇于探索突破。1998年夏天,长江流域暴发了百年不遇的洪灾,武汉、九江等地抗洪救灾的形势十分严峻。对这场天灾以及抗灾斗争,报,还是不报?按照当时的规矩,地方报纸不允许自行采访报道隔省灾情。可是,武汉水灾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报社国内报道部的同志们早就蓄装待发,急得嗷嗷叫。在这当口,报社党委毅然决定把他们派到抗洪第一线。稿照写,什么时候见报,见机行事。在各报按兵不动的时候,《中国青年报》派了一批记者奔赴第一线,发表了几十张照片。兄弟报社的行动鼓励了我们。终于等到了这一天——这是一个星期天,头天深夜新华社发了一张一位年轻的战士背着老大娘撤离现场的照片。这意味着一个信号:武汉抗洪救灾的现场报道可以在全国公开了。当班的夜班编辑部主任陈振平和我商量后,决定将这张照片登在第二天报纸头版正中央,并从此开始刊登本报从抗洪一线发回的独家报道。在国内新闻单位,我们是领先报道的几家。由于国内部记者出发早,写得早,他们的独家报道使《解放日报》成为读者争相阅读的报纸,而兄弟报社来不及准备,暂时只能转载新华社的报道。可见,思想是否解放,与争取新闻首发权是有直接关系的。难能可贵的是,当时国内部的同志为采写最新的稿子,不顾危险,冲到荆州炸堤分洪的第一线,离堤坝一千米不到。这搞得我们后方很紧张,几次下令让他们撤回(好在最后关头没有炸堤分洪)。哪里有新闻,就冲到哪里去。这就是解放日报记者的风采!

对于重点宣传报道,如何既完成“规定动作”,又展现“自选动作”,创造性地做好工作,也是检验思想是否解放的标志。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这是一个百年不遇的重大历史时刻。早在一年之前,即1996年,报社编委会就在策划香港回归的报道,这是不用上级发指令的,民族荣誉感和自豪感已作了无声的动员。我们多么想派自己的记者到香港去作现场第一手报道,可是当时按照统一部署,除了几家中央媒体外,地方媒体不可自行派记者赴港。这使我们很懊丧,但没有气馁。我们决定事先以密集的专刊报道烘托气氛,营造宣传声势。1997年元旦起,我们每周出一期香港回归专刊,介绍香港的历史与现实,满足读者的需求,这在全国也是很少见的。当回归之日来临时,我们决定突破常规方式来处理新闻,以增强《解放日报》的感染力。首先是以图片新闻唱主角。考虑到香港回归新闻的焦点集中在7月1日凌晨,中英交接的场景是永铸历史的镜头,新华社第一时间传来照片后,我们商量决定用头版半个版的篇幅(下半版)刊登这幅照片。上半版只登一条新闻,新闻标题剔除了种种累赘,只留“香港今回祖国怀抱”八个大字,醒目而饱含深情。十分有趣的是,印刷厂告知现有字模中找不到这么大的字,只能照相制作了。后几版也以图片为主,文字为辅,而且照片尺寸都超常规。因为我们体会到,读者最需要的是要见证这一神圣的时刻,图片能满足他们的要求,而冗长的文字就显得多余了。二是增加了独家报道。自己不能去香港,我们就和中新社合作,由他们的记者写现场侧记,由香港带到深圳,再从深圳传给我们。这样,《解放日报》上就有了来自香港的独家新闻。一个有趣的插曲是,发行部和印刷厂的职工积极性特别高,决定在当天的报纸印刷过程中添加香料(印两万份),结果我们拿到的果然是香气扑鼻的“香报”,这在新闻史上大概也是创举。党委书记冯士能和我决定上街赠报,清晨出报以后,没料想一到外滩,早起的市民将我们围得水泄不通。人越拥越多,保卫科的同志一看我们有被挤压的危险,派了几个小伙子才将我们从人群中搭救出来。看着市民争相阅读《解放日报》,我们早忘了疲劳,心里乐滋滋的。事后我们查阅全国各地报纸,像《解放日报》这样版面处理回归新闻的,比较罕见。这再次证明,思想解放,对于办好一张报纸是多么重要。

告别纸与笔

改革开放的岁月,报纸的编排印刷也经历了重大的技术革命。先是“告别铅与火”,即由传统的铅字排版、铅印,改变为激光照排、胶印。行话称之为由热排改为冷排。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告别纸与笔”,即由书面发稿、编辑,改为数字传输和编辑部网络化运作。

上世纪90年代初,《解放日报》已实现了第一步,即激光照排和胶印,淘汰了排字房、铅字铸机等。1993年底开始筹建谈家渡路印务中心(总面积10200平方米,总投资2.4亿元),1995年落成使用,印刷能力达到每小时392万对开报纸。

实现第二步,社内建局域网,实行数字传输,《解放日报》在全国不是最早的。之前,《深圳特区报》在1994年告别了纸和笔,是全国第一家。《文汇报》也在我们之前采用了数字传输和建局域网。但是,我们是后发先至,一步到位,改革得最彻底。

为了迎接这一次改革,1996年,我们抽调得力干部充实报社电脑中心,并开始和国内的电脑公司洽谈。当时,北大方正公司技术比较成熟,占据国内报业市场的70%多。但我们找了另一家正在这个领域开拓的公司——清华紫光。因为我们深知,适应国内报纸编辑三审制的网络流程,谁也没有经验,需要在实践中探索,必须找一家锐意进取的公司。果然,清华紫光和我们一拍即合,他们把解放日报局域网作为试验田,开发新的适应中国报纸需求的软件,双方合作颇为顺利。

1997年元旦过后的第一次党委会讨论决定,第一季度争取开通局域网,接入采编系统。

为做到这一点,必须要求社内所有采编人员都学会电脑写稿、改稿、上网传输。这个要求在今天看起来真是小事一桩,何足挂齿。但在当时,可不是小事。许多编辑记者用纸和笔写了一辈子稿子,突然要用电脑写稿、改稿,不仅操作上手忙脚乱,而且心理上也不适应,电脑上敲字的速度跟不上思维的速度,难免顾此失彼。编委会决定,1至3月份为培训期,所有人都参加培训。报纸的规定是硬性的,又是富有人情味的:55岁以下人员必须过关,55岁以上人员在一段时间内允许请人打稿,但要付对方劳务费。决定一下达,开始还有点议论纷纷,没过多久,情况大为喜人。电脑中心报告说,绝大部分人员都已过关,有些刚刚退休的老同志也要求给他们配备台式电脑,因为他们也学会了。可见,改革,包括新技术运用,只要让人们看到前景,大家都会赞同并投入。

真正的决战是在3月底。我把它比作是淮海战役也不过分。一是变原有的“纸+笔”为电脑输入、网上运行,生产方式做了根本的改变。在这一过程中,报纸正常的生产过程还不能中断,天天要出报,要准时发行。二是物理空间(生产环境)也有根本的改变,编辑部由分散在各楼层的小房间,改变为集中到主要楼层,大开间、低隔断的集体工作,这是多么大的变化啊!

3月19日,报社召开中层干部会议作动员。会议要求全社“抓好四个环节,保证一次切换成功”。一是技术环节,万无一失;二是流程环节,不出差错;三是管理环节,依法治理;四是思想教育环节,干部带头,从严要求。

为保证决战胜利,局部先作了试运行和准备。刊期长、时间不紧迫的专刊专版先进入网络,实行网上发稿和编辑。摄影部同志也十分积极,已进行多次远程数码传图的成功试验。终于在3月底的一天晚上,所有稿件(包括当天的新闻稿)一次输入编辑、排版、传输成功。从此开始,解放日报的局域网就像高速公路一样,日日夜夜不停运行,保证着每天出版报纸,并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克服了远距离传输(异地、国外)的困难。

革新没有停步。根据报社编委会原先的计划,逐步将报刊资料、印刷、发行、广告、财务、人事、子报子刊等一一接入局域网。解放日报初步实现了网络化,后来先到,走到了全国报界的前列。

这次改革实际上是一场生产方式的革命。改变生产方式,首先转变人的观念。我们的体会就是,一旦认准了改革的方向,就痛下决心,坚定推进,不再犹豫。结果是,群众拥护,大家一起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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