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力学家、教育家刘先志先生在山东工学院（之二）

         -------- 建生

                     

        

 

                      特级教授的工资与一级教授的级别

                                                     

    据‘1955年全国高等知识分子工资待遇调查报告’：山东工学院刘先志特级教授，月工资350元整。

    当时全国有特级教授的职级，但除了刘先志教授之外，不知还有几人是特级教授。1956年6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该决定规定：一级教授月工资345元整。该决定没有设置特级教授这一职级，刘先志先生被从新定为一级教授，月工资却仍保留为350元整。

    解放前，中国的所有高等院校都没有设置力学专业。大陆解放之初全国真正懂力学的人才极少。比如钱学森、张维、杜庆华、钱令希等教授是先学工程专业毕业后，再到国外学习的力学；郭永怀、钱伟长等教授则是先学物理后再在国外转学了力学。

    刘先志先生则是先数理、后工程、再力学，学识及修养都沉积厚重。他1926年在北京燕京大学数学系学习，1930年毕业获理学学士学位；1934年德国柏林工业大学机械系学习，1939年毕业获特许工程师学位并留校任教；1945年毕业于德国哥廷根大学数理系，获自然科学博士学位。他比上述教授们出国学习力学的时间要早一些，他博士论文的导师是德国物理学家，近代力学奠基人之一普朗特。1945年刘先生曾任柏林工业大学力学研究所主任助教和研究员；而前述我国力学教授们的导师则大多是普朗特教授的学生。

    另外，在我国老一辈科学家中，刘先志先生涉猎领域更为宽泛，对‘一般力学’、‘固体力学’、‘流体力学’、‘热传导学’、‘振动与平衡’等多个学科领域的研究颇深，做到了‘深入严谨、尽善尽美’的程度。

    五十年代初期高等教育系统工资改革，刘先志先生的职级是特级教授，在山东工学院乃至全国高校是第一位的教授。由此，也可知有关部门对刘先生资历、学识与学术价值的认可和肯定。

 

                              家    事

    刘先志先生的先辈与潍坊乐道院、潍坊地区北美基督教长老会以及教会学校颇有渊源。

    其外祖父是潍县名宿张连元先生，其父亲刘蓬生早年是教书先生，据说曾经当过广文中学的校长；母亲是张连元先生与前妻所生的大女儿；刘先志的舅舅张同普是张连元续弦后所生之长子，是辛亥革命先烈，安葬在济南千佛山山东辛亥革命烈士陵园。

    刘先志先生的岳父滕虎忱先生是民族实业家、潍坊华丰机器厂（潍柴前身）创建人。1952年华东军政委员会任命滕虎忱先生为潍坊市人民委员会委员；是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1955年山东省人民委员会委员。

    刘先志与弟弟分别娶了滕虎忱先生的两个女儿为妻子，这在潍县也曾为当年一段佳话。所以人们也常说刘先志先生与潍坊柴油机厂和济南柴油机厂渊源颇深。

    刘先志先生有一个儿子叫大弟，小的时候就白白胖胖的个头挺大。十几岁时，想学习一门乐器，先志先生找著名交响乐指挥家李德伦先生看过大弟的资质后，被推荐给山东省歌舞团的专家辅导、学习吹奏小号。后来出国留学，听说归来后曾在北京交响乐团工作。

                              往事回顾

    刘先志先生学术方面的记载和介绍不胜枚举，网络上搜一下比比皆是。我这里就不多说了。

    因刘先志先生一直就不在校内居住，过去能见着他的时候不多。他1958年因过度劳累心脏不适，一度曾昏厥于课堂。文革之前的1962年刘先志先生患了较严重的心脏病。那时候他经常心动过速，上下班常由学校最好的原装进口的那辆发动机噪音很小的深蓝色奔驰轿车接送。他常常一上车就对司机董师傅说：“老董你开慢点，慢点、再慢点。”董师傅则很无奈的说：“刘院长，咱才刚起步，在一档上。”

    文革运动一来，六十岁的刘先志先生被剥夺了教学和科研工作的权利。被勒令一人从家中搬到学校职工小操场东北角那一排平房，与另一位同受监督人员在厕所隔壁的一间房屋居住。睡的是两头架在条凳上的硬床板，每天在职工食堂打饭就餐。

    夏天穿一件白色圆领的老头汗衫，头上戴一顶圆草帽、草帽系带紧紧地勒在下巴上，一条白色毛巾搭在脖子或者肩膀上。下身常穿一件长达膝盖以下的蓝色西式制服短裤，或者是一条洗得发白的蓝色长裤；长裤裤腿往往向上挽起很高。秋冬时节，一身旧中山装，膝盖处还打着补丁。肩膀上常常戴一副拉车、担担用的帆布垫肩。每天戴着的那副浅色框的眼镜，他自己将一根细棉绳的两端分别绑在两条眼镜腿上，预防低头劳动或举手擦汗时掉落。有时候拉着地排车，眼镜就干脆挂在胸前。他每天拉着那辆地排车，车上放着大竹扫帚、铁锨、镐头、撅头等工具，到造反派指定的地方去劳动。

    他那才十岁出头的儿子大弟，每周定时前来探视。这时的刘先志先生，脸上就会堆起笑容。

   见到司机董师傅他曾自我打趣地说：“老董啊，你看我这一劳动，每天都出一身臭汗。睡觉比以前好了，我都能拉地排子车了。”

    七十年代中期，刘先志先生已靠边站了几年了，平时很少到学校来。一天，他来到学校后勤部找到一位熟识的老同志说：“我有个私事，你看能不能帮帮忙。我家住的那个房子，房顶多少年都没有维修过，年年漏雨。今年室内顶棚塌下来一块，不修怕是不行了。因为是私房，现在我也找不到人给修理。你给想想办法，你出面、我出钱，私下里你找人给修一下。”那位后勤的同志应允后，找到学校修制厂的老同志当时的技术员崔工，说明情况。嘱咐他：“这个事情先不要声张，星期天你先一个人登门看一下实际情况。如果是小打小闹的换几页瓦、补补灰，就找两个人抽空去一下。如果工程量较大，视情况我再定夺是否向院里汇报。不管怎么说，刘院长的事情能帮上忙就应该帮。”随后把先志先生家庭住址写给了崔工。

    两三天后崔工就回报说：“刘老的家我去了。房子是大屋顶的那种，房顶木梁朽蚀严重。如按照原样修理，所用木料需要指标没法办，房顶原样的瓦没处寻，动静太大，工程量也太大。他那个房子总体面积不大，我提议把坡顶改成平顶。打上一道圈梁，铺上预制板，三油两毡，省工省力、保证不漏。不用木材指标，砂浆、预制板，都可买到。天气好的话，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就能完工。刘院长也同意我的方案。”因为终究还是文革后期，最终后勤部的那位同志代刘先生写了一份报告，经有关领导签字后实施。（当时刘先志先生交了数百元材料费给学校修制厂，按实报冲帐。）

    崔工后来说，先志先生老两口十分的客气。因房屋拆顶大修，无法生火做饭，每天亲自在院子里用一个煤球炉子烧水冲茶、给工人们端茶、递烟，伺候工人们一个多星期。好在房子后院住的是先志先生的弟弟一家，修房期间老两口借住在那里，也忙得人家不可开交。

    后来先志先生专门找到那位后勤部的同志道谢，两人聊了很长时间。聊到了这些年学问不敢丢，脑子也停不下来。已经写了几篇论文，现在无法发表，也不想发表。一则，有个习惯：论文写好后，一般放三个月或半年，在这三个月或半年的时间里反复琢磨、仔细推敲，检查论证、认真修改。没有十成的把握，也不能算是完成了。科研论文绝对不能轻易发表。二则，现在还都在闹革命，有多少人认真在搞学问呢。我现在发表了给谁看啊。

    还说：不怕你笑话，一年能写出一篇比较满意的论文就很不错了。我现在验算、推导需要用的时间多，需要用的纸张也太多。凡是能写字的纸都利用，包括信纸的反面、期刊、杂志的边框和空白处、甚至报纸的边角。这几年没有课上，没有事管，身体修养的还可以。我还是拿着计算尺、列几道算式，推导、研究论证后就得写点东西出来，搞的这些科研论文将来总是会有用处的。

    果不其然，几年后的1977年，他在《中国科学》上发表了《推算楔形直杆纵振与扭振自主频率的一个方法》，由于方法简便、可靠，美、德等国研究单位相继来信索取文稿。1978年召开全国第一次科学大会时，刘先志先生一次携九篇论文进京参会，他那一丝不苟、严谨治学的风范受到与会代表和领导们的高度评价，并获得个人奖。他连续多年（包括文革期间）排除一切干扰、默默地埋头钻研之成果，终于适时地奉献给了国家。

    1979年刘先志先生担任山东省副省长后，被学校请回来为全校青年教师和在校学生们做过一次报告。年已七十多岁的老先生精神矍铄、声音洪亮、语言生动诙谐。近三个小时的报告，全程站立。校领导请他坐下讲话，他说：‘我有几十年在讲台上讲课的功底，站上三个小时还不在话下；我中间不用休息、也不上厕所。’校广播台将全校园内的广播喇叭开放实时直播，全校师生基本都聆听了他的精彩报告，反响很大。多少年过去了，我们还会时时想起当年刘先志先生报告所讲的大致内容。

                            留学德国的朋友

    留学德国十几年，刘先志的夫人一直陪伴在先生身边。1946年他们夫妇二人与关系较近的朋友，先从德国到瑞士暂时落脚；后在中国驻巴黎使馆的帮助下，自法国马赛乘船途经西贡、香港，再回到祖国的上海。与他夫妇一路患难与共的朋友就是：张维、陆士嘉夫妇和季羡林先生。

    1946年他们三个家、五个人，历尽周折与艰辛一同回到了分别十几年的祖国。

归国后季羡林先生由上海赴北京大学应聘教授；张维夫妇应聘到上海同济大学任教授；刘先志先是被上海工务局聘为正工程师，后来也应聘到上海同济大学任教授。几年后张维夫妇又北上，先后应聘天津北洋大学、北京清华大学教授。

    再以后，张维、季羡林两人各有建树；分别成为了清华、北大两所著名大学的副校长、全国著名的人物。晚年，张维、季羡林先生在各自的回忆留学德国时的生活以及回国历程的文章里都有相关刘先志先生的片段。

[附注]：

    刘先志先生1977年至1988年任山东省第四届和第五届省政协副主席；1979年至1984年任山东省副省长；是二至六届全国人大代表。1990年5月20日逝世，享年84岁。全国政协副主席周培源、钱学森、钱伟长送了花圈。

    1992年4月刘先志先生的亲属根据其生前意愿，向学校图书馆捐赠英、德、俄文原版书籍573册。

    （本文图片均选自‘百度’，主要时间的参考文献为‘山东工业大学志’）

 

                    

出国之前在国立山大旁听：
晚年居住地‘上新街51号院’：

刘先志先生的舅舅张同普是其外祖父张连元先生续弦后所生之长子，是辛亥革命先烈，安葬在济南千佛山山东辛亥革命烈士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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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山东大学纪念刘先生百年活动部分图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