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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凤凰网财经 杨越欣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城市化率由1978年的17.9%，提升到2017年的58.52%，城市人口超过8亿人。波澜壮阔的化和城市经济带动了整体经济社会发展，成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引擎。 但同时，中国城市化发展也引起特大城市房价高企、城市病严重，小城市发展滞后萎缩等问题。在中国城市化进入下半程的当下，城市持续发展的动力何在？未来各大小城市的发展将向何处去？带着这些问题，凤凰网财经独家专访了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徐林。 徐林表示，城市化本质上是要素从低回报部门和地区向高回报部门和地区转移配置的过程，是由农业与非农产业之间收入差距、城乡之间收入和公共福利差距决定的，这一转移配置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也有利于人的观念和素质的现代化，所以说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中国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确实表现出大城市，尤其是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对劳动力和其它要素更具吸引力的现象，但这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这是由规模经济规律决定的。“城市人口规模越大，市场需求就越大，而且更加多样化，所以在大城市有更加细化的社会分工，提供商品和服务的供给方有足够的消费群体，更容易生产和发展下来。这也是为什么城市越大、创业机会和就业机会更多的道理”，徐林说道。 那么缺乏人口规模优势的小城镇该如何发展呢？对此徐林认为，我们重视大城市的发展不意味着要放弃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或是忽视它们的发展。但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成长，也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违背这个规律人为推动，并不能产生好的效果，搞得不好还会浪费大量的资源，这样的教训在国内比比皆是。 从我们过去的观察来看，发展较好的中小城市或小城镇，大都处在大都市圈地区，或者城市和城镇分布比较密集的城市群内部，更容易接受大城市的辐射作用，通过与核心城市或周边大城市形成分工协作关系，吸纳大城市派生出的范围经济效应和辐射效应，通过与周边规模更大城市之间的分工协作，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提供更多的产业发展和创业就业机会，从而能够吸纳更多劳动力前来就业和居住。 当然，对中小城市来说，还应该具备吸引人的公共服务品质，如更加优质的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以及良好的生态环境等。 在徐林看来，理想的城市化治理是允许人口在城市间无障碍自由流动。“中国的城市对流动人口的管理还存在制度性的障碍，因为我们还存在比较严格的区域分割和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这一户籍制度下，城市内部存在针对非户籍人口的公共服务歧视，这是一种不公平的社会待遇”。 目前，对人口流动的限制在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表现最为突出。徐林认为，超大城市因为人口数量太大，确实对城市管理部门的财政支出和公共服务能力带来一定负担。但同时也应当看到有许多非户籍人口已经在超大、特大城市工作生活多年，是对当地经济和税收作出贡献的人口，他们的贡献很多甚至已经大大超出部分户籍人口的贡献。对于这些人仍无法取得就业所在城市户口的现象，徐林表示，“从公共财政支出原则和公共服务提供的原则来看，这实际上是很不公平的。” 最后在被问及雄安新区的发展时，徐林回答说，雄安新区一方面承载了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任务，同时也是按照百年工程的定位进行规划的新兴城市，因此雄安对其自身的产业结构，未来发展模式有很高的要求，也承载着过大的压力。 徐林建议，在规划雄安新区发展时需要特别注意到，一个有活力的城市往往是由不同层次组合而成，而非完全扁平化、同层化，因此“政府在产业选择、招商引资的时候，不能忽视市场产生的需求，要具有开放包容的精神，向规模和多样性开放，没有多样性的规模即便是通过政治动员和行政手段实现了，也会是缺乏活力的。应该让雄安更加开放、多元和包容，使城市更加富有弹性和创新活力，更具吸引力和生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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