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忠 不久前，央视热播的《国家宝藏》中，讲述了苏州望族潘家保护和捐赠国宝大克鼎的故事。那么，捐赠大克鼎的苏州潘家是个什么样的家族呢？请听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王振忠在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的“能不忆江南”东方讲坛·文化江南系列讲座中，为我们一探究竟。 苏州的名门望族潘氏家族，祖上其实是徽商。 “徽商”这个词在历史文献中较早出现于16世纪的明代正德年间，到16世纪后期至17世纪前期的万历年间，“徽商”一词在社会上的使用已经相当普遍，这反映了徽州商人在全国各地的活动，特别是在江南地区的活动日趋频繁。可以说，徽州商人在明代中叶以后，以极具竞争力的商人群体形象登上了历史舞台。 徽州属皖南山区，土地少，人口多，所以明清的时候当地有这样一句俗谚：“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岁，往外一丢”。徽人自嘲说是前世作孽生在徽州这样一个非常不好的地方，到十二三岁，父母就把孩子送出去做生意了。太平天国前后学者汪士铎说得更直接，他说徽州的土特产就是“买卖人”。 明清时期，徽州府包括歙县、绩溪、黟县、休宁、祁门和婺源六县，六县的商人虽然统称为“徽商”，但各县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歙县主要以盐商为主，尤其是扬州的盐商与杭州的盐商很多都是歙县商人；休宁人擅长于典当业；婺源主要是木商、墨商和茶商；绩溪人则以小商小贩居多，主要从事徽馆业，也就是徽菜馆和徽面馆。 胡适先生是徽州绩溪人，他在《口述自传》中曾经说过：徽州人的生意是全国性的，并不限于邻近各省。尤其是徽州盐商，将近百年来的食盐贸易差不多都垄断了。食盐是每一个人不可或缺的日常必需品，贸易量非常大，所以盐商赚了很多钱。据记载，清朝乾隆年间盐业非常兴盛，仅扬州一地的盐商资本就达到七八千万两白银的规模。这是什么样的规模？乾隆三十七年，也就是1772年，当时中央户部所存的库银也不过是七千八百万两白银。说徽州盐商富可敌国，一点都不夸张。 我们回过头来看，苏州有名的潘氏家族，正是来自徽州歙县的大阜村。在徽州当地，有“周漆吴茶潘酱园”的说法，说的是当地的周氏是做漆业的，吴氏是做茶叶的，潘氏是做酱业的。在传统时代，盐商与酱商是二位一体的，因为做酱最主要的原料就是盐。 潘氏家族迁居苏州以后，除了经营盐业、酱业，还从事海外贸易。因为清政府要到日本去买东洋的铜用来铸铜币，所以潘家也到日本去做海外贸易。他们在经商致富以后，将商业资本转化为文化资本，成为苏州乃至江南一带著名的文化世家。 潘氏家族中最有名的是清朝名臣潘世恩，状元出身的他一生做官50多年，历经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朝，被称为四朝元老。潘家后世中出了不少收藏家和学问大师，如今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大克鼎，正是潘世恩的孙子、官至工部尚书的潘祖荫重金收购并予以收藏的。 与其他地方的商人不同，徽商以“贾而好儒、富而好礼”的形象著称。贾而好儒，是指不少徽商都是有文化的，喜欢读书，喜欢文化事业。富而好礼，是指徽商虽然很有钱，但他们不是暴发户，而是很有修养。 胡适先生曾经说过：徽州人外出务工经商，在文化上也很有意义。由于长期居于大城市，徽州人在文化上和教育上，每每能得一个时代的风气之先，所以他们的眼界就广阔得多。 明清徽商的活动还曾经引起了江南社会风尚的重要变化。明代中叶以来，徽商在江南各地大规模地收购古玩文物。最初，很多人认为他们只是对文人士大夫生活方式的一种盲目模仿，所以他们不惜重金、动辄成百上千件地收购古玩的举动，曾经受到嘲笑。但是，到了16世纪，因为接触的赝品和真品越来越多，徽商的鉴赏水平越来越高，涌现出了不少鉴赏名家。在文化市场上，徽州商人渐渐成了操执牛耳的盟主，因为独具慧眼、赏鉴到位，以至于整个收藏界的格局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在江南太仓这一带很有名的文人王世贞曾经说：明初绘画崇尚宋人，但自嘉靖后期以来忽重元人手笔，以致从倪元镇到沈周的画幅，陡然间增价十倍；瓷器原先以五代宋朝的哥、汝诸窑为珍，隆庆末年以还，“忽重宣德以至永乐、成化，价亦骤增十倍”。他认为，究其原因，“大抵吴人滥觞，而徽人导之。”徽商作为后起之秀，居然取代了苏州人，主导了鉴赏时尚变化。 总之，徽商虽然是外来者，但他们在江南聚居，逐渐开枝散叶，生根发芽。同时，他们为江南输入了大批人才，带来了财富和规范，促进了城镇的繁荣，对于明清江南的社会文化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本报记者 徐蓓 整理） 晚清有所谓的海内青铜器三宝，除了在台湾的毛公鼎，还有就是在上海博物馆的大克鼎和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大盂鼎。我们常说鼎是国之重器，八字不够重的人，拥有这鼎反而是祸不是福，而这两个鼎，经手的人先后都发生不可思议的怪事。 大克鼎是光绪16年时在陕西扶风县出土，里头有铭文290字，记录宫廷高级御厨长克，世袭先祖功业，被周王任命与赏赐大量土地、奴隶的的内容，内容很有历史价值。而大克鼎出土之后，几经转折被工部尚书潘祖荫以重金买下，但他手中不只这一宝，此时还有另一宝大盂鼎，也因缘际会到他手中。  原来，大盂鼎比大克鼎更早出土，被岐山首富宋金鉴买下，一度被岐山周县令巧取豪夺买去，宋金鉴得到功名后又再买回来，可是也许他没这个命吧！没多就失去朝廷信任，一病不起，宋家子孙不敢留着，将鼎卖掉；买家是左宗棠的幕僚，是要送给左宗棠的，然而左宗棠一得到这鼎，就被朝廷以居功自傲、图谋不轨的罪名投入大牢，还好是当时同为朝臣的潘祖荫力保，左宗棠为了感念救命之恩，将大盂鼎送给潘祖荫，这两件国宝，才会在同一人身上。  不过，潘祖荫也没这个命，因为得到这两个鼎没多久就过世了，几个经手的男主人也都差不多短命，最后由潘祖荫的孙媳妇潘达于受命保护宝鼎。潘达于也不负所托，每每从发动侵华战争的日本人手中保住宝鼎，好不容易抗战胜利，潘达于体认到自己无法保护好这两只宝鼎，主动写信捐给政府，环绕在这两只宝鼎的不祥传说，才因此暂时画下句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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