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3月，巴金的长篇小说《寒夜》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至今已70多年了。第一次知道这部小说还是通过电影《寒夜》，记得当时男女主角是由许还山和潘虹主演的，他们将那个年代小人物的窘迫和无奈演绎得淋漓尽致。后来读了小说，对巴金更是崇拜不已，觉得只有文学大师才能写出如此成熟的作品。
但巴金却非常低调谦虚，晚年他给萧乾写信，说有三个人的才华超过他，一个是沈从文，一个是曹禺，一个是萧乾。巴金与包括沈从文、曹禺、萧乾在内的许多文坛老人关系密切，与沈从文更是私交甚笃，从年轻时便开始交往。
沪上初识
1922年9月，随湘西土著部队流徙于湘川黔边境与沅水流域的沈从文，来到朝思暮想的北京，踏上了文学创作之路，写出了大量有着浓郁湘西气息的感人作品。后经胡适、徐志摩等朋友推荐，只有小学学历的沈从文走上了大学讲台，先后在中国公学、国立青岛大学、西南联大和北京大学教书，他与巴金相识时正在青大任教，而巴金刚刚从法国留学归来。
1932年暑假，沈从文从青岛来到上海。沈从文当时正追求张兆和，他此行的目的是转道上海去苏州张家拜访。据巴金回忆，当时他刚从法国回国不久，住在上海环龙路舅父家，这时恰好南京《创作月刊》主编汪曼择来上海组稿，邀请巴金和沈从文在一家俄国餐馆吃饭，这是两人之间的第一次见面。沈从文去世后，巴金在《怀念从文》中记录了他们的初识：“我去法国之前读过他的小说，一九二八年下半年在巴黎我几次听见胡愈之称赞他的文章，他已经发表了不少的作品。我平日讲话不多，又不善于应酬，这次我们见面谈了些什么，我现在毫无印象，只记得谈得很融洽。他住在西藏路上的一品香旅社，我同他去那里坐了一会，他身边有一部短篇小说集的手稿，想找个出版的地方，也需要用它换点稿费。我陪他到闸北新中国书局，见到了我认识的那位出版家，稿子卖出去了，书局马上付了稿费，小说过四五个月印了出来，就是那本《虎雏》。”
其实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巴金在文章中没有提及，沈从文第一次去张家，准备送给张兆和一些外文书作为礼物，但自己外语水平有限，不知如何选择。于是巴金替他挑选了一些国外的文学名著，其中有一套英文版的《契诃夫小说集》，是当时最权威的译本。据说张兆和收到礼物后异常欣喜，从某种角度说，沈从文求婚成功有巴金的功劳，虽然张兆和对此并不知晓。
年轻人的心是相通的，当时巴金28岁，沈从文30岁，两人可以说是一见如故。沈从文当天晚上还要去南京，两人分手时，沈从文邀请巴金到青岛去玩。巴金本来要去北平，于是便推迟了行期，先去了青岛。
巴金在青岛过得非常愉快，沈从文把自己的屋子让给巴金，在大海的波涛声中，巴金安静地写文章、写信，也可以毫无拘束地在海滨和樱花林中散步。两人有话就随便地交谈，无话便沉默不语，一切都是那么随意，就像是相识几十年的老朋友。沈从文沉默寡言，他听说巴金也不喜欢在公开场合讲话，便讲了自己第一次在大学讲课的情景。当时课堂里坐满了学生，沈从文走上讲台，那么多年轻的眼睛望着他，他却一句话也讲不出来，只好在黑板上写了五个字“请等五分钟”。巴金听后也笑了。
巴金在青岛住了一个星期，随后去了北平。
北平重逢
因受时局影响，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辞职去了北平，沈从文与杨校长关系很好，也随他离开了。杨振声在北平受国防会议委托，负责编辑中学教科书，沈从文给他做帮手，主编国文一科，可惜后来抗战军兴，这套教科书并未印行。
就在这个时期，沈从文终于抱得美人归，与张兆和幸福地结合了。巴金在上海听到消息，发电祝贺，沈从文则邀请他到新家作客，巴金想念朋友，于是便去了北平。
沈从文住在西城府右街达子营28号院，刚来北平时他暂住杨振声家里，随后便买下了这座小院。对于自己去沈家的情形，巴金在文章中回忆说：“我坐人力车去府右街达子营，门牌号数记不起来了，总之，顺利地到了沈家。我只提了一个藤包，里面有一件西装上衣、两三本书和一些小东西。从文带笑地紧紧握着我的手，说：‘你来了。’就把我接进客厅。又介绍我认识他的新婚夫人，他的妹妹也在这里。”
沈从文把巴金安顿在书房，房内有一张书桌和一张床，干净整洁。据巴金回忆，沈从文家的院子小，客厅小，书房也小，正房只有小小的三间，然而却非常安静。巴金在沈家住了几个月，期间完成了《爱情三部曲》中的《雷》及《电》的一部分；而沈从文正在创作《边城》，同时在天津《国闻周报》连载《记丁玲》。两人一个屋里，一个屋外，各写各的，互不干扰，有时说几句闲话，有时便相对沉默。
当时丁玲已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秘密关押，读者想了解丁玲的情况，所以沈从文连载的《记丁玲》很受欢迎，不少人都焦急地等待每一周的《国闻周报》。巴金从上海动身时，《良友文学丛书》主编赵家璧委托他向沈从文组稿，愿出高价得到这部《记丁玲》。经巴金从中斡旋，赵家璧拿到了书稿，却无法出版，直到一两年后才编入《良友文学丛书》，但也被删去了许多内容。
当时沈从文还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常有客人来访，其中一部分是专家和教授，一部分是作家和学生，达子营28号院成了北平一个重要的文学据点。写作之余，巴金有时也会来到客厅，和沈从文的朋友们谈天说地，交流思想和创作体会，他在北平的日子过得舒适又充实。
巴金来北平时，正逢秋天，古都的秋天格外清爽，在这个最美好的季节，两个年轻人度过了一段最美好的时光。
当时巴金和朋友靳以在北平合办《文学季刊》，靳以在三座门大街租了房子，要巴金和他一起搬过去。在达子营28号院住了几个月后，巴金便离开了沈家。
虽然巴金和沈从文平日都很忙，但同处一座城中，还是有机会经常见面的。沈从文经常对巴金的作品提出意见，也劝他不要浪费时间；巴金也常去沈家吃饭，还和沈从文开玩笑说是他们家的食客。沈从文夫妇对巴金的《文学季刊》也非常支持，1934年《文学季刊》创刊时，张兆和特地为创刊号写稿，她的第一篇小说《湖畔》受到读者欢迎，她唯一的短篇集后来也收在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里。
1934年，巴金回上海住了一段时间，随后又去了日本，回国后回到北平，恰好靳以要去天津照料母亲，巴金便去三座门大街结束《文学季刊》的事情，顺便退掉房子。办完事后，巴金去了达子营沈家，老友见面，一番亲热自然不必细讲。
后来巴金动身回上海，沈从文夫妇到前门车站送行，沈从文握着巴金的手说：“你还再来吗？”多年以后，巴金对当时分别的情景还是记忆犹新，他在文章中这样写道：“我张开口吐出一个‘我’字，声音就哑了，我多么不愿意在这个时候离开他们！我心里想：‘有你们在，我一定会来。’”
昆明再会
北平分别不久，全面抗战爆发，沈从文夫妇辗转去了云南昆明，在西南联大教书。据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回忆：“沈先生在联大开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
沈从文没有料到，在这西南边陲之地，他与巴金又相会了。
1940年暑假，巴金从上海去昆明，第二年又去了，在昆明过了两个暑假。沈从文和巴金常在昆明的小饭店里见面吃饭，沈从文吃饭不讲究，一碗米线加一个西红柿和鸡蛋就很满足了。在炮火连天的战乱年代，他们异常珍惜相聚的时光，同游过西山龙门，也一路跑过警报，看见炸弹落下后的浓烟，也看到过田野中血淋淋的尸体。
对于巴金和沈从文来说，所有这一切，既是惨痛的记忆，也是创作的源泉。
据《人民周刊》 王凯/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