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通西学第一人。——康有为 ★严氏中学西学皆为我国第一流。西洋留学生与本国思想界发生关系者，严复其首也。——梁启超 ★君于学无所不窥，举中外治术学理，靡不究极原委，则其得失，证明而会通之。六十年来治西学者，无其比也。——陈宝琛 ★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孙中山 ★严复是介绍近世思想的第一人。——胡适 ★五十年来介绍西洋哲学的，要推侯官严复第一。——蔡元培 ★他代表了近代中国向西方资本主义寻找真理所走到的崭新阶段，他带给中国人以一种新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起了空前的广泛影响和长远作用，这种启蒙影响和作用不只是在戊戌时期和对改良派，更主要更突出的是对后几代的年青的爱国者和革命家。所以，尽管严复本人在基本政治倾向上属于戊戌时期的改良派，但把他的客观历史地位、意义和作用框限在改良派或戊戌时期，又是不符合实际的。——李泽厚 严复不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他的成功仅限于思想学术方面。严复在近代中国之所以一度名声显赫、家喻户晓，显然得益于他那古朴、典雅且可与先秦诸子文风相媲美的译文。然而其在近代中国历史地位的奠定，恐怕并不是那几本可被后世译家再三挑剔的严译名著，而是他从西方世界“盗”来了新思想和新观念的火苗，使原本封闭而阴沉的近代神州大陆透露出一丝希望的曙光，使国人觉悟到，要救国，只有变法维新，要变法维新，必须向外国学习。 思想的闪电总走在行动的雷鸣之前，作为一个划时代的思想巨擘，严复可谓极大地推动了近代中国思想观念的变化与发展。从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再到帝制复辟，这中间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严复不是亲自参加，便是与闻其事，大小也算是一个重要人物。尤其是1894年之后他那一篇篇救亡图存的战斗檄文，那一本本震撼人心的典雅译著，何啻影响了一代中国人？ 严译《天演论》出版后，在中国知识界产生过极大的影响。诚如鲁迅所言：“佩服严又陵究竟是‘做’过赫胥黎《天演论》的，的确与众不同：是一个十九世纪末年中国感觉敏锐的人。”通过严复的敏锐感觉与及时的介绍，不仅使中国人开阔了视野，看到了域外文明的价值，而且唤醒了国人，激起国人救亡图存的热情。诸如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蔡元培、孙中山、胡适、鲁迅、毛泽东等等近代中国重要历史人物，大都公开表明曾经受到过严译《天演论》的深刻影响，其积极意义自然无法漠视。 严复从不否定中国变法革新的必要性，稳健的变革态度是他始终如一的政治主张。在政治观念上日趋保守的判断，毕竟是基于后来那些成功者价值理念的认定。他从来不是一个激进的革命者，他的真实选择，既不从新——超越中国社会的实际承受力主张激进的变革；当然也不守旧——即所谓投入封建主义的怀抱。严复温和的改良主张在风云急剧变幻的近代中国是难能可贵的。 关于戊戌变法，他指责康、梁操之过急，以致弄巧成拙坏了大事：”今夫亡有清二百六十年社稷者，非他，康、梁也。何以言之？德宗固有意向之人君，向使无康、梁，其母子固未必生衅，西太后天年易尽，俟其百年，政权独揽，徐起更张，此不独其祖宗之所式凭，而亦四百兆人民之洪福。而康乃踵商君故智，卒然得君，不察其所处之地位为何如，所当之沮力为何等，卤莽灭裂，轻易猖狂，驯至于幽其君而杀其友，己则逍遥海外，立名目以敛人财，恬然不以为耻。“辛亥革命爆发不久，他也不认为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有能力收拾旧河山，中国政治前途的必然出路似乎应在激进和保守之间加以寻求。 他曾反复强调：“改革之顷，破坏非难也，号召新力亦非难也，难在乎平亭古法旧俗，知何者之当革，不革则进步难图，又知何者之当因，不因则由变得乱。一善制之立，一美俗之成，动千百年而后有，奈之何弃其所故有，而昧昧于来者之不可知耶！”他还总结历史经验：“将亡之国，处处皆走极端，波兰前史，可为殷鉴，人人自诡救国，实人人皆抱薪厝火之夫，他日及之后知，履之后艰，虽痛哭流涕，戟指呵詈其所崇拜盲从之人，亦已晚矣。”如今想想严复先生身后几十年发生的各种残酷事实，这是多么沉痛的预言，又是多么深刻的领悟啊！ 严复晚年一方面依然主张向西方学习，另一方面又较为深刻地认识到西方文化的内在弱点，期望中国在吸收、引进西方文化的部分积极因素之后，批判性地承继中国人过去赖以安身立命的终极根据，重建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意义结构和自我意识，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发掘其现代意义，并由此寻求中西文化的结合点，不徒为中国寻找出一条解救危机的道路，而且期望在某种程度上弥补西方文化之不足，为人类的进步发展作出中国人应有的贡献。 然而时代的脚步何其迅急，他终究被激进的“革命列车”远远地抛在了后面，晚年落个郁郁寡欢、孤独寂寞的处境，令人唏嘘不已。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然不忘叮嘱国人：“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坚信有选择地损益旧法才是中国发展的正常道路。遗憾的是，严复积毕生经验而获得的这一认识如同他一生中的一系列主张一样，并没有引起国人的应有重视，中国这艘巨轮仍在惊涛骇浪中颠簸前行。他最不愿见到的“一个糟糕的时期”不可避免地来到，中国只好在恶性循环中一而再、再而三地错过发展良机。 严复研究的未来突破与发展，除了一些必要的技术性手段诸如进一步搜罗严复的佚文外，一个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便是有待于研究者真正转变评论的立场与角度，不再使历史只成为胜利者的陈述，而要立足于人类发展的总体趋势和全民族的至上利益这一首要前提。 本篇笔记归纳整理自马勇教授《盗火者：严复传》（东方出版社，2015年6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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