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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曹操，褒者，谓其宽容大度、惜才爱才，大凡举其尽烧“通绍书”、赦免张绣、重用陈琳等；贬者，谓其褊狭奸诈、嫉贤妒能，举其杀孔融、诛许攸、残害杨修等劣迹。二者观点相左、冰炭不容，却都有根有据、言之凿凿。孰是孰非，莫衷一是。 然而，依我看，在汉末那样的乱世，人才尤其难得，凡有志于逐鹿中原、一统天下的，不管是英雄还是奸雄，哪一个不是尽量放低身段，争夺天下英才。刘备“三顾茅庐”，如是，曹操“唯才是举”，亦是，其中都有着极深和微妙的政治军事用意。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曹操大败袁绍于官渡，袁绍的大量辎重、珍宝、图书都落到曹操手里，其中包括许都及军中等与袁绍暗通之书，左右曰：“可逐一点对姓名，收而杀之。”操曰：“当绍之强，孤不能自保，况他人乎？”遂命尽烧之，更不再问。别看曹操这话说得漂亮，其内心的盘算挣扎，是很难为外人所知的。曹操比谁都明白，这事一旦动起真格来，要处理的不是三个五个。因为在胜败未决又敌强我弱之时，谁不想给自己留条后路？这时，脚踏两只船的人绝不是少数，弄不好就会自乱阵脚。既然追究不了，不如卖个人情，统统不追究为好。而且，人情做到底，连证据都“尽烧之”，让众将士彻底放心。那些心中有鬼且有愧的人，还不感恩戴德、死心塌地为曹公卖命。在这点，曹操是完完全全从政治军事上的利弊进行权衡和考量的，说它是一种政治智慧或许更恰当贴切些，而和胸怀大度与否，似乎并没有什么大的关系。 再说曹操杀害华佗，《三国演义》的演绎是，曹操患了偏头痛，华佗认为是其头中风涎作怪，欲用利斧开颅取出。曹操却认定华佗是要谋杀他为关羽报仇，于是便把华佗杀了。其实，罗贯中在这个问题上着实是帮了曹操大忙。你想，在三国那时的技术和医疗条件下，用斧头开颅，曹操必死无疑，怎怪人家杀你？不过，《三国志》的记载却不是这样，而是在汉末那样的乱世，华佗不愿当官。他作为名医，悬壶济世，游走四方，比当官自由且安全。但曹操传他去看病，也不得不去。可在军中待久了，华佗想家，就请假回到老家。回家后，他以妻子有病为借口，迟迟不归。曹操便派人前去查看，发现华佗的妻子根本没生病，于是曹操大怒，派人把华佗抓回去杀了。很显然，华佗并没有谋杀曹操，而只是因为他有高明的医术，却不愿意为曹操效劳，就被曹操下令诛杀了。 曹操是一个在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事的非常之人。他既爱才又妒才，能容人也会整人。他整起人来，也与他容人用人一样，是“大手笔”。没有什么他不敢杀的人，也没有什么他杀不了的人。他对人才是容是用，是整是杀，依据的就是一条硬杠杠：能不能为他成就霸业所用所驱使——能为我所用所驱使，哪怕有杀子的不共戴天之仇（如张绣），也大肚能容，而你有才干却采取不合作态度，不能为我所用所驱使，哪怕没有什么过错，也要杀一儆百。 脱离开曹操的能否“为我所用”的主旨，奢谈其大度能容还是褊狭妒才，恐怕大都失之于浅肤，失之于偏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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