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以《水浒传》中却有“老种小种”这样在关陇深孚众望的高级军官？ 《水浒传》虽成书于元明之际，其中主要人物的事迹却早在南宋就有了雏形。书中对两位种经略相公的描写也非全然出自杜撰，他们正是北宋“西军”的代表人物。作为一支重要而特殊的军事力量，“西军”活跃在保卫边境、开拓疆土、镇压叛乱等战场，活动轨迹与北宋相始终，其余脉还对南宋初年的军事产生了深刻影响。
除了史籍和文学作品，“西军”的足迹还被记录在关陇地区的石窟之中，丰富的造像、题记等遗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兼具历史价值和艺术性的观察视角。
陕北：番汉杂处的冲突焦点
所谓“西军”，一般是指北宋在陕西路及河东路的麟、府等州承担边防与对外作战任务的军队。宋太宗雍熙二年，自唐末就盘踞于夏州、银州一带的拓跋党项在李继迁的带领下公开叛宋，此后西夏就一直是西军的主要作战对象。陕西路北部作为双方冲突的核心地带，一直是宋夏战争中的攻防焦点。
党项首领拓跋思恭因平定黄巢之乱有功被封为定难军节度使，治所在夏州朔方县，即十六国时赫连勃勃所筑统万城。宋太宗淳化五年被宋军焚毁。图为统万城遗址。
西夏崛起带来的军事压力迫使北宋 不断强化关陇的防务，作为边防要冲的陕北开始大规模驻军，同时沿边境修筑了密集的堡寨，招纳散居各地的羌蕃部落作为屏障。 开凿石窟、供养佛像成为他们表达寄望的主要方式。陕北地区年代可考的宋代石窟多数开凿于仁宗庆历二年至徽宗重和二年之间，与宋夏战争的时间段基本重合。
陕北宋代石窟大都位于城寨和戍堡附近，如钟山石窟即紧邻康定五年修筑的安定堡，清凉山石窟距延州城仅有七十步。再如镇川的悬空寺石窟，原本是西夏所筑的罗兀城，宋军于元丰四年攻占此地后在城内崖壁上开窟造像，因其营垒改造出了一处石窟寺。 。
广义上的西军不仅指关陇的地方部队，还包括各地调往西北进行屯戍和作战的部队。在招安石窟第3窟中就出现了五则“京东兖州武卫三十四指挥”所属官兵的题记，他们应是由兖州调来的禁军，负责守卫招安这一延州外围的前哨站。西军的作战范围也不单局限于西北。作为北宋中晚期战斗力最为强劲的部队，西军曾被调往南方执行抵御安南入侵、平定岭南叛乱、镇压农民起义等任务。
西军将领的出身同样具有多样性。宋夏战争前期的西军将领来自全国各地，陕西本土出身的将领较少。随着战争形势的不断发展，西军中涌现出了许多关陇出身的将领，一些外地籍贯的将领也数代植根西北，形成了种氏、姚氏、折氏等将门世家，三代为将的种氏家族就是其中的代表。事实上，《水浒传》中有关“老种小种”两位经略相公的设定颇有问题。据《宋史·种师道传》，种师道年老之后被称为“老种”，但他是种氏家族中唯一长期经略渭州的将领；若以活跃于鄜延路的种谔为“老种”，则种师道知渭州时种谔早已去世三十余年。尽管存在讹误，演义小说的着墨仍能从侧面反映出种氏家族曾经的影响力。
部队构成方面，西军中既有驻屯关陇的禁军、地方的厢兵及弓箭手、寨户等乡兵，还有从内属的羌蕃部落中招募的蕃兵。宋人将散居于关陇边境的党项、吐蕃诸部分为生户和熟户，“接连汉界、入州城者，谓之熟户；居深山僻远，横过寇掠者，谓之生户”。在宋人看来，熟户“恋土田，护老弱、牛羊，遇贼力战，可以藩蔽汉户”，蕃兵的主要兵源正是熟户。
蕃兵是西军中的重要力量，不仅扩充了军队规模、使战斗力显著提升，还贡献了府州折氏家族这样的将门世家。折氏本同拓跋氏一样，是被中原王朝羁縻的党项部族。入宋以来，折氏自折德扆以下五世皆为北宋戍边西北，《宋史》评价折氏“独据府州，控扼关陇，中国赖之”、“继生名将，世笃忠贞，足为关陇之捍，可谓无负于宋者矣”。同种氏一样，折氏的影响也体现在后世的小说曲艺当中，杨家将故事中佘太君的原型可能就出自折氏家族。
折继闵神道碑拓片。碑原在府谷县天平山折氏家族墓地折继闵墓前，现藏于西安碑林。
西军蕃兵对营造石窟亦颇具热情。据杜建录等人的统计，关陇地区的安塞、志丹、子长、延安、富县、合水都发现有蕃兵与熟户的造像题记。如钟山石窟第３窟“安定堡番落弟七十指挥弟一都长待李次自发虔心修菩萨二十尊永为记”，清凉山万佛洞石窟第１窟“番落弟三营男弟子曹造上二尊元丰四年”，樊庄石窟第２窟“延安府蕃落六十七□□□□自发虔心修佛三尊绍圣二年四月”等，反映的多是中级军官的造像活动，可以从中了解到蕃兵的编制制度、姓氏、家庭等信息。邻近保安军德靖寨的何家坬石窟中的题记则几乎全为蕃兵军官和党项熟户所留，不仅体现出党项军民对开窟造像的热忱，还可窥见党项社群中存在以佛教名义进行结社的情况。
与唐代相比，陕北宋代石窟的造像题材并没有太多创新，但在内容选择上有一定的倾向性。以规模较大且艺术水平高超的钟山石窟第3窟为例，其主体内容为三世十方诸佛，中心佛坛的下方浮雕十六罗汉；观音在洞窟中多次出现，且演绎出了自在观音、渡海观音等不同形象；释迦牟尼涅槃变相则占据了洞窟东壁的核心位置。对于陕北军民而言，频繁的战事往往意味着死亡的威胁，三川口、好水川等大规模作战的失利甚至会造成近万人的伤亡，解救现世苦难的观音、超越死亡的涅槃、象征往生净土的弥勒等形象也因此更易获得他们的青睐。十六罗汉浮雕的神态极富感染力，造像的神圣性被现实中的喜怒哀乐所取代，这样的表现手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地军民趋向世俗化、个性化的审美需求。
钟山石窟第3窟内的弥勒造像
旺盛的开窟需求也催生出一批活跃于陕北地区的石匠团队。石建刚等人曾对陕北宋金石窟中的工匠题记进行整理，梳理出米延福、介氏家族等本地工匠团队及王信、薛成等外来匠人群体，其技术水平互有高低，艺术风格也各具特色。这些工匠团体的存在使石窟造像的技术和风格得以发展与继承，形成了兼具时代特征与地方特色的陕北宋代石窟艺术。
陇右：从庆历和议到熙河开边
陇右地区的情势较陕北更为错综复杂。安史乱起，唐朝在河西、陇右的精锐军队被调往内陆平叛，吐蕃趁虚占领了陇右道大部分地区。晚唐吐蕃内乱之后，这一地区逐渐形成了吐蕃诸部、回鹘、归义军等势力犬牙交错的状态。白居易曾就西北形势发出“平时安西万里疆，今日边防在凤翔”的感慨，这些历史遗留问题同样让五代宋初中原政权的边防倍感压力。
从宋真宗咸平五年开始，西夏逐步占领了灵州及河西大部分地区，使北宋的环庆、泾原、秦凤诸路直接与西夏接壤，成为被攻掠袭扰的对象。仁宗景祐五年，西夏国主元昊弃宋朝封号称帝，拉开了双方大规模战争的序幕。为加强关陇防务，仁宗将夏竦、韩琦、范仲淹等人调往陕西路任正、副经略安抚使。范仲淹推荐原本在湖州任职的同年好友滕宗谅出知泾州，负责泾原路前线的军政事宜。上任途中，滕宗谅行经以唐代大型阿弥陀佛造像闻名的邠州大佛寺石窟，留下了“尚书刑部员外郎直集贤院滕宗谅诏守径塞继至于此后二日谨识石室”题记。
大佛寺石窟中还有两则与水洛城事件有关的题记。水洛城事件发生在庆历宋夏战争的末段，始于渭州边将与陕西路主官关于是否筑造水洛城的争论，之后逐渐上升为北宋君臣对边策方针的大讨论。为了解情况，朝廷派遣鱼周询、周惟德前往西北，与陕西路都转运使程戡一同实地勘察，一行人在石窟中凿刻了“庆历四年孟夏三日都槽内阁程戡胜之盐铁副使鱼周询裕之宫苑使周惟德辅贤因奉命西垂体量经此擞题”的题记。本次事件以朝廷认可水洛城筑城而告终，持反对意见的泾原路统帅狄青被王素取代。然而王素调任不足一年即坐事被贬往华州，赴任路上亦曾在大佛寺石窟中题壁。曾瑞龙先生认为水洛城事件的结果代表着宋朝拓边意识的抬头，可视为熙丰时期大规模开边的前奏，亦可知西军军官在镇时具有相当的自主权。
经过五年的战争，宋夏双方于庆历四年议和，范仲淹也因新政失败被贬谪邓州，为滕宗谅写下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此后除英宗治平元年李谅祚曾进攻庆州外，宋夏在陇右并无大规模战事，西军却并未因此沉寂。神宗施行变法后，边策全面转向积极进取，西军又被赋予开边拓土的新使命。
熙宁元年，王韶上《平戎策》三篇，认为收复河湟地区对平定西夏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神宗任命他为秦凤路经略司机宜文字，往秦州进行进取熙河的筹备工作，还撤换了对变法及开边持保守态度的秦州知州李师中。李师中在去职前在秦州名胜麦积山石窟题诗，自比谢安的同时还嘲讽变法一派是“猿鹤”。熙宁四年，王韶也前往麦积山游览并题记，一年后他率军大举西进，从吐蕃和诸羌部落手中陆续收复了洮、峨、宕、叠、河、熙等州，恢复了汉唐以来的故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