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对“文秀”之气，不敏感的蓝瑛，怎么拥有“文秀”之气？

明代：对“文秀”之气，不敏感的蓝瑛，怎么拥有“文秀”之气？

蓝瑛对于董其昌是十分崇敬的，这种崇敬不仅是对其艺术水平，更多的包含着对于董其昌文化修养的钦佩。可以说，因为董其昌的缘故，蓝瑛从一个单纯的职业画家开始向着有文秀之气的画家转变。董其昌曾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白然丘壑内营，立成哪鄂，随手写出，皆为山水传神矣”所以为了增加白身文化修养，蓝瑛重点对于“读书”和“行路”两件事进行关注。在“读书”功夫上，虽然历史上没有记录蓝瑛的文化程度，其本人也没有留下很多文章能够让后世对他的文学造诣进行研究，但从其绘画的题跋中不难看出其文学素养。

比如同时代的职业画家，最出名的“吴门四家”之一的仇英，绘画水平虽然高超，但由于文化层次不够，多以穷款落画，有些作品直接署名了事。而同为职业画家的蓝瑛，其题款多配有记述说明的文字，很多作品都题有五言或七言诗句以记录创作时的心境，如其1634年所做《秋景山水轴》，题诗:“维摩诗里画，余愧画中诗，秋老溪山邃，相看不厌时”，表达了其对于土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境界的渴慕；又如其1639年所作《霜入云林图》，题诗:“霜入林似酣，云驶移山走，墨幻涸眼言，酒空仍白斗”，其中的野逸情怀让人羡慕。更值得一提的是，除了绘画水平，蓝瑛的书法也很见功力。

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蓝瑛书法作品《行书寄天台昙和尚诗》扇面，风格秀美，笔力劲挺，通篇结构严谨，章法健全，却不失其个人面貌，用笔婉转流畅，一气呵成，深得行书之精要。此外，蓝瑛对于画面题跋的书写也十分重视，如其1636年所做《长林红叶图》上题跋七言绝句，笔法成熟，文气十足，更能与整幅作品的用笔完美融合，达到画面的和谐统一。

而在“行路”方面，蓝瑛遍览江浙风光，以南京和杭州为两个基点，，也曾到过四川等地，而在其作品的题跋上也能看出他多通过遍览江南风光，以实景写生为主进行创作，虽然《图绘宝鉴续纂》记载蓝瑛多次远游，南到广东、福建，北至陕西、河南，可是并无明确记载，这或许存在刻意夸大的情况，但也可以看出蓝瑛游历的频繁。此外在“行路”过程中，所到之处都积极参加当地名士之问的交游和雅集，通过交流达到增长见闻，提升文化修养的目的。在松江，他与董其昌、陈继儒、孙克弘的交往白不必多说，此外还结识了像“云问派”的代表沈士充、“苏松派”的代表赵左等名士。

而在浙地，文人结社的现象比较频繁，蓝瑛通过加入不同的书画社结识很多名士，如著名花鸟画家孙杖，与其保持“亦师亦友”关系的陈洪缓，人物画派“波臣派”的创始人曾鲸及其门生谢彬，而蓝瑛还与谢彬合作纂辑了《图绘宝鉴续纂》书，全书共八卷，在元代夏文彦的《图绘宝鉴》和明代毛大伦所增补的明初部分的基础上，续编至清初。全书收录六白多名画家资料，包括姓名，字号，师承等，还偶有记录题画诗句。虽然；理论界对此书褒贬不一，但却是对明末清初江浙地区画家总体情况的概述，后被画史广泛引用。由此可见，此时蓝瑛的文化修养已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在金陵和扬州，蓝瑛参加了复社，它是明末最大的文人集团，参加者多为青年士了，有画家、戏剧家、鉴藏家、藏书家等。

在与他们的交游雅集当中，蓝瑛结识了杨文骆、杨补等名士。杨文骆与蓝瑛皆师出董其昌，交情甚笃，蓝瑛《煎茶图》中有记载:“乙酉花朝，放舟玄墓，同杨龙友、张吉友过杨无补山居，观梅止宿禅舍，剪烛画黄鹤山樵《煎茶图》纪之。”可见他与杨文骆、杨补问的情谊。同时通过杨文骆，蓝瑛也接触到了马士英、阮大诚等大官僚，使他的画名在官僚之问得以迅速扩张。由此可见，通过在游历中与不同的文人进行交流雅集，使得蓝瑛的文化修养得到了飞速的提升，不仅丰富了阅历，扩大了知名度，为其之后的创作以及对江浙地区产生的影响奠定了基础，同时提升了白身画面中的“文秀”之气，使白身的艺术水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