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在的我很是健忘。最近我一直在想，毕业离校的那一天，是哪几位同学抬着我的行李，辗转在拥挤的公交车上，陪伴我到火车站台的呢？我依稀有印象，可是不敢确定。但我记得很清楚的是，当年我坐在车窗里，我的同学们在车窗外，火车还未开动，我已经哭得泪眼模糊。是我身边正读清华的小弟弟替我把车窗拉上了。他不想让我在全车旅客面前太丢人现眼。 随车带回的行李有好几件，包括大学四年全部的铅印和油印的教科书、复习资料、听课笔记，一套十五盒托陈建功学兄代购的古典音乐磁带。我当年被分在江苏省外办，不安心工作，一门心思要调出机关——最早想调到大学教书，进行到一半时，江苏作协来调我当专业作家，心想从此不会跟学问沾边了——于是乎，最早被我淘汰的北大“遗物”是教科书、复习资料、听课笔记。 那套古典音乐磁带曾经是我的宝贝。1985年我买了第一套激光音响，从此改听CD，但是那套磁带一直舍不得处理。大概到了二十世纪最末一年吧，我搬家，旧物实在太多，十五盒磁带占用的空间又大，才忍痛舍弃。舍弃的当时，心里对建功兄说了一声“对不起”。 现在留在身边的，是一枚北大校徽。刚进北大时，有点自恋，也有点疯狂，发了一枚校徽，时时刻刻都戴在身上，坐车外出，胸脯挺在人前，生怕别人看不见这份荣耀。春节回老家，戴上校徽，一街羡慕的眼睛，更有“衣锦荣归”的豪迈。慢慢地，生命归于平淡，校徽开始分场合地戴。再后来，所有的场合都不戴了。戴校徽的都是新生，用今天的话说，是“菜鸟”。校徽长时间地躺在抽屉里，跟饭票、削铅笔的刀、头发夹子、钥匙等等的零碎物件混在一起，磨得白漆斑驳。 毕业之前的一个月，听说校徽要上缴，心中忽生不舍。跟几位同学想出办法：到校务处去，谎称校徽丢了，付了很少一点工本费，领回一枚新的。想来校务处的老师都知道怎么回事，不说破罢了。也或许，他们当年毕业时，同样耍了这个小小的计谋呢？毕业离校时，上缴旧校徽，珍藏了新校徽。 毕业后，我从未向人展示过这件物品。我只知道，每日在书桌前写作时，校徽就在咫尺之外的抽屉中，静静陪伴。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