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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辛弃疾既是秉旷世之才的英雄豪杰，也是博大精深的杰出词人。自建国以来，对辛弃疾的研究一直是热点中的热点2000—2001年辛弃疾的研究在经历了持续的高温之后有所降温，这两年共有研究论文40多篇，现将其中值得关注的情况评述如下： 一、稼轩词内容题材的分类研究 词至稼轩真正做到了“无事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举凡爱国情怀、闲居生活、艳情谐谑一寄之于词，词成为稼轩生命体验的“陶写之具”。2000—2001年，关于辛弃疾爱国词的研究仍是重点，研究论文有近10篇。作者或者着眼于斯人，从作为其爱国情感的物化形式的词中探讨其爱国主义精神；或者立足于词作，探求其爱国主义情感在词作中的表现。其中比较有新意的有两篇：王德保、杨晓斌的《豪士的困惑：论辛弃疾年轻时代的两难抉择》（《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和朱丽霞《辛弃疾的身份焦虑及其文学表现》（《郑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 另有一些学者比较关注辛弃疾爱国词之外农村词、艳情词、谐谑词、寿词的研究。其中迟宝东《析辛弃疾艳词》（《四川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值得关注。迟文认为“稼轩对女性尤其是处于社会下层的歌妓舞女侍妾，并不以平等态度相待，故不能以‘作者多情’、‘感情真挚’论之”。他认为以香草美人为比兴寄托的文学传统深深熏染和影响着稼轩，使他对以写美女和爱情为主的艳词的美学特质有着直觉的体认，以歌词为陶写工具是稼轩创作了大量艳词的主要原因。作者深入细致地考察了词体的演进过程，以及与此过程相始终的词体的美学特质的形成、确立、发展和变迁，认为处于此过程之中的辛弃疾艳词的美学特质在于传达出了以下三点：一。“春女善怀”之情；二。“秋士易感”之悲；三。不凡与不幸迭加而致的抑郁之气。王玉兰《论辛弃疾爱情词的心理成因》（《上饶师专学报》2000年第2期）通过对辛弃疾爱情词之心理成因的探究，力图还原辛弃疾作为一个爱国封建士大夫的同时，更作为一个温柔细腻、敏感多情的丈夫形象，从而让后人对这个伟大的爱国词人有更加客观而全面的认识和评价。 二、稼轩词研究的新视野、新方法 程继红、汲军《辛弃疾与飘泉研究》（《上饶师专学报》2000年第2期）、苏家琪《辛弃疾与博山寺》（《贵州文史丛刊》2001年第1期）两篇文章，开拓了从空间、地域文化视角研究稼轩词的新途径。《辛弃疾与瓢泉研究》详细探讨了瓢泉的位置、瓢泉的风景、瓢泉的建筑和词人开始瓢泉实际生活的年代及生活特征四个问题。作者通过实地考察证实了瓢泉的位置和瓢泉与期思村的相对距离，否定了旧注中关于瓢泉即在期思村中的说法。瓢泉原名周氏泉，辛弃疾取历史上颜回箪食飘饮的典故，改周氏泉为瓢泉，这一更名之举显然有着某种深层的文化意蕴。文章基本还原了辛弃疾瓢泉草堂、秋水观、停云堂、新开池等建筑的位置，回答了邓广铭先生“颇疑隐湖、偃湖与新开池俱指一事言”的疑问，这些建筑都系词人精心营造，它们的命名、存在都留下了词人生活的线索。作者的研究既源自对辛弃疾词作和相关文献资料的全面的把握，同时立足于实地考证，因此颇具说服力。 情结或曰原型，是现代分析心理学的一个理论范畴，有的学者运用原型理论来研究辛弃疾其人其词。其中赵维江的《“补天”原型与稼轩词》（《齐鲁学刊》2000年第4期）是比较突出的一篇。作者认为在辛弃疾的爱国词中存在着一种源自深层的民族文化心理积淀之上的“补天”情结，这种与古代先民的宇宙哲学直接相关的“补天”原型体现着我们民族对大一统的执着坚定的追求和努力，这种“补天”情结是辛弃疾爱国主义精神的根基和动力，因此把辛弃疾的爱国主义情感定性为反对异族入侵、挽救民族文化的危亡是缺乏依据、不够准确的。“补天”原型大致包含了三个层面，即圆满情结、忧天情结和补阙情结。在宋金时代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圆满意识被唤醒，体现在辛词中呈现为词人对山河沦陷的焦虑，对恢复大业的始终不忘，还包括对人生圆满的渴求，对功名成就的追寻，对亲友团聚的期盼以至对花好月圆的赏爱等形式。渴求圆满的心态自然会带来对残缺的忧惧、愤慨。古老的“优天”情结及由此生发的古代世人的忧国忧民传统，在有着极强的济世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的辛弃疾身上激荡成剧烈的高潮。“他对自然和社会中一切与‘圆满’、‘完美’相对立的诸如亏欠、睽隔、离异和缺憾等现象都十分敏感”，在“伤别”、“怨离”、“惧残”等内容题材的抒写中往往包孕着忧国忧民的情怀。政治生活中产生的忧患感，多在无意识心理中转化到自然景物衰残和个人生活不幸而引发的忧戚与悲愁一类情感中，二者在情感形成的心理机制上是一致的、相通的。这就涉及到对辛弃疾艳词的理解、评价问题。“补天”原型的核心在“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坚韧刚毅、自强不息的心理品质和文化精神。全文由对稼轩词所体现出的强烈的“补天”情结的分析，深入探讨了稼轩词所体现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从而更准确的发掘出稼轩词爱国主义精神的内在本质。 朱丽霞《莫望中州叹黍离——辛弃疾词的“故土情结”》（《吕梁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年第3期），探讨了辛词体现出的浓重的故土情结。文章从两个方面对此作了阐释：一、辛弃疾故土之作的丰厚内涵，表现为游移无根的悲患情怀，蕴含深广的民族意识，归依母体的文化精神；二、辛弃疾故土之作的典型特征，即原型意象的心灵烛照。他的词作抒写了那个特定历史时期漂泊江南的无根者的愁情，不仅如此，他为恢复大业而离乡的经历决定了他的思乡还有着更深沉的心灵的忧伤、精神的苦痛，不仅仅是个人理想的煎熬，更有对于故土沦陷的焦灼。他的家国之思蕴含着深广的民族意识。同时，强烈的民族文化归属感渗融在辛词之中，作为深受儒家传统观念熏染的知识分子，辛弃疾对中原正统文化有着一种根深蒂固的亲和力，他将众多的历史人物拉入到自己的创作中，塑造了历史入物的“群像”，同时也表明了他自己的人生选择和思想倾向。 李青唐《稼轩归隐心迹新论》（《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对稼轩归隐时期的心态作了不同于常人的阐释。论者认为“主战求和统一的政治需要造成世人对主战派的一味称颂，这也使后世的人们往往只看到其主战爱国的侧面而非复杂的真实”，而在稼轩词作中归隐思想和心境极其矛盾复杂甚至相互抵牾，与归隐的淡泊恬适相去甚远，因此其“归隐”的程度和真诚颇值得怀疑。论者在对辛弃疾早年经历、仕宦生涯的追溯中证明他的功名意识自少年时代起就十分强烈并且一以贯之，在功名、归隐、入世、出世间辛弃疾有着惯常的取舍标准，即仕途的得失，体现出强烈的用世之心。该文更从稼轩词与陶渊明诗的比较中见出辛、陶二公在归隐的目的、出发点、方式、格调以及真诚的程度上都存在距离和差别，陶公温厚冲淡贞志弥笃，辛公却激愤雄奇而起伏有加，躁动有余而从容不足。该文不为尊者讳，不固守成说，指出稼轩归隐的真诚值得怀疑，作者的观点不失为一家言。但是如果我们尊重历史的真实，我们就必须承认，封建时代个人的事功与国家民族的大业常常是密不可分的。辛弃疾不甘于归隐的心态正是源自于他对恢复统一大业的渴求和不甘，他的不甘与躁动正见出对统一大业的执着和顽强，这才是英雄辛弃疾的本色。他所处的时代与陶渊明完全不同，在那样一个恢复尚且有望，人民盼望恢复的时代背景下，如果辛弃疾全然泯灭自己心中的热望，如陶公一般作一个躬耕的真正的隐士，这就不成为辛弃疾了。因此归隐的不够真诚并不足以影响辛弃疾的英雄本色。 另有几篇的论文也堪注意，如徐汉明《辛弃疾诗词版本研究》（《华中理工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综论辛词版本源流；陈学祖《典故内涵之重新审视与稼轩词用典之量化分析》（《柳州师专学报》2000年第3期），对稼轩词的用典加以量化分析，也颇有新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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