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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一生既伟大，又可怜。伟大自然是他的诗才，而可怜则在于他自认为是伟大的政治家。
唐代虽然以诗才取功名，但诗写得好并不等于政治玩得好。大诗人李白恰恰在政治上极其幼稚，却毫不自知，他一生悲剧正是由此而生。
李白“少年学剑术，凌轹白猿公”，后来又“弃剑学丹砂”，及至“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正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
他在《与韩荆州书》中说：“日试万言，立马可待”，并非大言，但他的志向却并不在“日试万言”，而是要当管仲、诸葛亮、谢安石那样的千古名相。他说：“自言管葛竟谁许”“非无胸中画，匡君怀长策。蜀主思孔明，晋家望安石。他日青云去，黄金报主人。”
他自以为真有治国安邦的才华，每作大言，但周围人都看得很清楚，所以他说：“世人见我恒殊调，闻余大言皆冷笑。”
后来唐玄宗招他入宫，他真以为理想就要实现了，“一朝君王垂拂拭，剖心输丹雪胸臆。”他期望从此一展鸿图，然后功成身退，“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
谁知在京三年，不过是个类似于清客的文学侍从，翰林待诏，每日写点儿“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之类的升平调，供贵妃和歌女们歌舞时用。实际上玄宗给他安排的岗位也还算“专业对口”，他根本干不了宰相的活儿，只能干点儿“歌词作者”的勾当。
虽然他也在翰林院，但“翰林待诏”比“翰林学士”那可差远了，“待诏”属于弄臣，集合了文学家、音乐家、画家之类人才，也算个文联组织。而“学士”则不然，为皇帝起草诏书，等于秘书班子，是宰相的备用人才库。
但李白以为大材小用，闹情绪，玄宗还不错，“赐金还山”，给足了李白面子。
不久，又让他等到了施展的时机。安史之乱，永王李璘奉旨讨逆，请隐居庐山的李白出山，其实不过是借用他的名望，为永王当个“宣传部长”，吹吹牛而已，而李白却以为这一下能让他指挥千军万马了。放言：“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试借君王玉马鞭，指挥戎虏坐琼筵。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
其实从这次出山就能看出李白的政治上的幼稚，当时太子李亨已经即位为唐肃宗，而其弟永王却仍奉父亲玄宗的任命出兵，天无二日，兄弟相残，势所必然，永王注定要遭到肃王的剿灭。而自许为诸葛亮的李白却没能认情这一形势，高高兴兴地跟着永王去讨逆，结果本身却成了“逆”，从此李白的晚年就非常凄凉了。
晚年的李白自叹：“学剑翻自哂，为文竟何成。剑非万人敌，文窃四海声。儿戏不足道，五噫出西京。”看起来他也终于有点儿自知之明了，认识到“学剑”“为文”不过是“儿戏”罢了，于治国安邦并无帮助。
李白的悲剧固然与其自负有关，但也是历史决定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只有“华山一条路”可走，那就是通过科举的仕途，除了当官，的确没什么别的事儿好干。
那时候没有文联，自然也没有作协、音协、美协、剧协、影协、书协、科协，再伟大的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也只能业余玩玩。做为文人，赋诗画画还能算业余爱好，如果喜欢吹拉弹唱，只好降为下九流的戏子，比如喜欢在清楼为妓女们填词的柳永，宋仁宗干脆说：“何要‘浮名’？且填词去！”因此屡试不中。如果文人搞点发明创造，更被看作“奇技淫巧”而不齿。
东汉科学家张衡，南北朝数学家祖冲之，墓碑上只见所任不大的官职，不见伟大的科学事业。明代医学家李时珍没有官职，墓碑就只能按一介平民对待。如果李白的墓碑还在，决不能写“伟大诗人”，最多只能是“翰林供奉”，正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做官高”。
那么诗文写得好，难道就不能卖文为生吗？汉武帝的妃子阿娇以千金买司马相如一篇《长门赋》，司马着实捞了一笔，但那只是偶一为之，不是个长久生意。左思作《三都赋》，一时间“洛阳纸贵”，但那铜钱并未落入左思的囊中，发了财的只是那些是卖纸的。
那时候没有印刷术，李白诗文再好，印不成《太白诗集》出售。也没有期刊报纸，李白无处发表，赚些润笔。更没有著作权法，叫李白们除了当官，实在没有别的法子好想。
结果是千军万马全部挤公务员这一条独木桥，害得不懂政治的诗仙李白也只好天天作“为君谈笑静胡沙”的将相梦。如果李白生在今天，拿诺贝尔文学奖岂非探囊取物耳？
然而中国到了今天，虽然就业门路不知宽广了多少倍，但千军万马挤公务员这一条独木桥的现象却依然故我，一个名额上千名本科生去抢，连大学教授也得争着兼个行政职务干干。为什么？实在是当官这条路子的油水太大，如果李白活着，即使当不上国务院总理“匡君怀长策”，起码也得弄个文化部部长当当——当然，他自己更愿意当国防部部长，好“指挥戎虏坐琼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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