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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着母亲的衣襟

 老鄧子 2019-01-10


  母亲已经去世八年了,总想写点什么来怀念她。母亲是个极其平凡的人,一生也没做过大事情,可她的言行举止在我的记忆里,却是一本厚厚的大书,一页一页书写着对家庭的热爱,对儿女的关心。这里选出一页,回忆我小时候跟母亲在一起的事情。

 

拾花


  立冬过后,场光地净。生产队里除了粉坊香油坊豆腐坊几个副业之外,农活基本上就算结束了。妇女们放了工,给家人做做棉衣,絮絮被褥,准备过冬。

  我的母亲很勤谨,棉衣被褥都是在忙农活的间隙里早就做好了的。一放工,就开始拾花。

  每天早上,母亲早早吃了饭,把饭闷在锅里,去野地里拾花,天黑了才回来,每天也只能拾回来脑瓜大小的一布兜烂花瓣。虽然劳累,可母亲总是很开心。她讲说着拾花过程中的见闻,还说明年一开春,织上两块布,一家子的穿用就有了。每天傍晚,我都会在门外等母亲回来,因为她的“拾花兜”里不仅有烂花瓣,还会有玻璃球、山石头、断了把儿的塑料梳子等玩意儿。有一次,母亲居然拾回来一块划了一条深沟的“圆大头”。

  我觉得母亲拾花一定是充满了乐趣的事情,就决定跟母亲一起去。我怕提前提出要求,母亲不答应,这天一大早就起了床,把书包里的书本掏出来,空书包当个“拾花兜”。母亲黑着脸不让我跟着,说是要走很远,很累。我一挺胸脯,说不怕。母亲没办法,叹口气,只好让我跟着。我们准备了午饭,两个玉米面饼子,两截白萝卜咸菜。

  一出村口,没有风,清冷的空气立刻让鼻孔里粘了什么东西似的。虽然穿了棉衣棉裤棉鞋,还戴了一顶有护脸儿的棉帽子,可一下子从头到脚凉了个透,连连打着寒战。太阳刚刚冒出屋顶,道旁的干草,沟里的落叶,都覆着一层白霜。我把手紧紧揣在袖管里,脖子缩进衣领里,还是觉得寒冷的空气像锥子一样,从衣缝里钻进来,刺你的皮肉。母亲头上裹着酱色的围巾,裤脚用布条绑得结结实实,把“拾花兜”系在腰里,沿着通往西边村子的那条大道,大踏步走着。我不由地加紧了脚步。

  “去哪儿拾花,娘?”

  “去故意村,那儿种花多。”母亲目视前方,不看我,脚下利索得很。

  土路让西北风吹得干干净净,裂了好多口子。早上没有行人,我们娘俩走在路上,脚步声显得很响亮。走了好一阵子,先是脚,继而全身,渐渐暖和起来。太阳变白了,霜却没有化掉。母亲领着我走进故意村南的一片棉花地里。花秸早已拔净,地上是一个个翻着土坷垃的小坑,土坷垃上也有白霜。干焦的花叶踩上去,簌簌作响,土坷垃硬梆梆的,踩上去很咯脚。我们就在这硬坷垃和干花叶之间,寻找遗落的花瓣、小花桃和“眵目糊”(留在花壳上的少量的花瓣)。有时捡到一个“龇牙猴”(即将绽开的大个花桃),我们就很兴奋。如果捡到一大把擦屁股丢下的棉花,那简直就是捡到宝贝了。这是一大片花地,隔着一块冬小麦,西边又是一大片花地,还有棉麦间作的地块。怪不得母亲跑这么远来这里拾花呢。陆续的,又有人来到这里拾花,全是女人,且全是中年妇女。有时,我们和外村的拾花人碰个面对面,互相望一眼,又扭转身低下头去找。拾花可是个极需耐性的活儿,急性子肯定不去拾花,因为有时候转悠半天,一个花瓣也碰不到。我虽然也美其名曰“拾花”,其实纯粹是为了寻找乐趣。所以,看看太阳已近正南,我的书包里只有一把花瓣。一截破铁片,一段电线,一块画着古装小孩踢毽子的瓦片倒成了我的“战利品”。母亲眼尖,她能从一丝白色“透视”到花叶下面的花瓣,一拨拉,是一颗大“龇牙猴”。母亲的手头很快,三两下剥出花瓣,丢掉花壳。她的“拾花兜”里已鼓鼓囊囊地有西瓜那么大一块了。

  正午时候,我的身上已经很暖和了。地上的霜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跑了的。肚子已觉出了饿,我提出了吃饭。在野地里吃点东西称之为“吃饭”,总觉得不合适。母亲没有搭腔,继续低头寻找花瓣。没办法,干粮在母亲的“拾花兜”里呢。我对拾花已失去了兴趣,但放眼野外,除了看到妇女们俯仰拾花之外,还看到有人在用筢子搂花叶,看到有人扛着猎枪斜挎着装铁砂子装火药的布袋子在寻找野兔,我就立刻来了精神。恰好猎人在一个土坎处蹚起一只野兔,野兔便斜刺里往东南方飞跑。猎人并不慌忙,端起猎枪,略略一瞄,一声闷响,兔子蹦起老高一个跟头栽倒,不动了。这一情景可太刺激了!从发现野兔到猎人把野兔的后腿挂在枪管上,整个过程我看得真正切切,立刻产生了长大了也要当个猎人的想法。

  午饭是坐在“拾花兜”上吃完的。玉米面饼子很硬,咸菜很咸,但咬一嘴掉渣的饼子,再啃一点咸菜,嚼在嘴里,有说不出的香甜好吃。没有水,我们“干砸”。吃饭权当休息,吃完了抹抹嘴,继续拾花。母亲说,冬天天短,一会就黑了。母亲丝毫没有疲惫的样子,花叶在她的脚下哗哗的响。我是东看老鸹西看雁,没有了一点拾花的心思。

  突然,母亲在垄沟上蹲下来,使劲抠着什么。我跑过去一看:是一块玻璃。母亲的手指显然奈何不了封冻的土地,抠了半天,才露出个大致的轮廓——是一个农药瓶子的瓶底。

  “抠这干什么?”我纳闷:玻璃片子有啥用?

  “这也许是个瓶子。队里分洋油,咱家没有东西盛。”母亲不抬头。

  我突然想到“拾花兜”里的破铁片,赶紧掏出来递给母亲。母亲看见递在她眼前的铁片,立刻歪着脑袋看我,眼睛里全是赞许和惊喜。她用铁片绕着瓶底抠,一点一点地抠。有时铁片跟玻璃摩擦,发出刺耳的难听的响声。我说,万一是个断了半截的瓶子呢,不是白费劲了。母亲不言语,继续着她的工作。她一会转到这边,一会转到那边,一缕头发在她的鬓边耷拉着,她就不时地把头发抿到耳朵上。眼瞅着太阳往西山滚落,母亲的工作也接近了尾声。只剩下瓶脖子还没在土里。母亲就两手捧住瓶子,使着巧劲扭转,摇晃。终于,农药瓶子拔了出来,母亲随之也一屁股坐在地上。

  这是一只装“3911”的瓶子,标签虽然破损,但字迹还在。母亲把瓶子在“拾花兜”上擦拭干净,托在手里。瓶子呈茶绿色,完好无损。夕阳一照,通体透亮。母亲的额头鬓角都是细汗,脸上却是满意欣喜的神色。

  夕阳落山,我们回家。母亲的“拾花兜”里有半个枕头大的花瓣。我的“拾花兜”里,铁片、瓷片和农药瓶子相碰,丁丁作响。

 

割草


  有一年中秋节前,队里一下子买了两头牛一匹马和一头大叫驴。添丁加口,估摸着那几亩谷草不够牲口们一冬一春的嚼用,队里决定:割茅草晒干交公,一百斤干草顶二十个工分。

  社员们把这个决定当作一门进钱的“副业”,收了工吃口干粮,立刻钻到庄稼地里割草去。

  队里精耕细作,玉米地,棉花地,没有多少茅草,人们便瞅准了路旁沟岸。可是,这里虽然杂草丛生,却裹挟着“苍耳”、“蒺藜蔓”等不适合作饲草的植物。你在这里割草,得时时注意分拣。男人们把排子车停在路边,用飞快的铁锨把杂草戗掉,装车的时候,再把那些家伙分出来。

  国营乡关农场的玉米田紧邻着我们队的棉花地。这玉米田是制种试验田,玉米隔行“去雄”,玉米穗上都套着个纸袋子。地里缺苗断垄,杂草没膝,都是牲口最爱吃的“气死牛”(此草根系发达,很难拔掉)。母亲握一把短把镰刀,父亲把它磨得锋利无比。一镰下去,就是一大把。“气死牛”叶子狭长,跟六月里的韭菜一样。母亲蹲着割草,草堆在她的身后整齐地排成行。我负责把小堆堆成大堆,等父亲拉了排子车来,好一堆一堆地抱出去装车。

  头秋的中午,日头正毒,玉米地里没有一丝风。玉米秸上的腻虫黑压压挤在一起,叶子上的腻虫分泌物明光光黏糊糊的。蠓虫在头顶像一片云一样挥也挥不去,往你的眼睛里耳朵眼里鼻孔里脖子里钻。汗水把衣衫湿透,粘在身上。闷热的空气让人头晕。母亲的背上早就湿了一大片。她的头发让玉米叶子划得凌乱,汗湿成绺。然而,母亲不肯把腰直一直,镰刀割掉青草的“嚓嚓”声在寂静的玉米地里格外响亮。

  忽然,我的身后玉米叶子哗啦啦一响,冒出来一个大个子男人,一张大白脸,一双眼睛奇小而极亮。手抓草帽当扇子,在胸前呼扇。

  我一阵惊慌,心里扑通扑通跳得很快。下意识叫了一声“娘”,母亲没有听见;我颤着声音又叫了一声,并且退着向母亲靠拢。

  母亲听见了,站起身,一手把我护到身后,一手紧握镰刀。我已觉出,母亲的身子微微抖着。

  “这里不让割草。”大白脸拿小眼睛扫视我们割的草堆,意思很明白,看里边是否裹挟了玉米棒子。母亲用脚把草堆一一蹚开,让他验看。

  “你们赶紧走吧,场长也在巡查哩。”大白脸用极亮的小眼睛看了看母亲又看了看我,转身走了。

  母亲这才觉出累来,坐在垄沟沿上,目光四下里寻找。发现一棵“哑巴秸”(不长玉米棒子的玉米秸),一镰削掉,掐头去尾,剥净苞叶,用牙把席篾撕开,露出水涔涔的秫秸瓤,递给我。这是有着冰糖香味的“甜秫秸”,汁水丰富,咬下一口,边嚼边咽,唾去渣子,比吃甘蔗毫不逊色。

  我们把草堆抱出去,装了满满一排子车。

 

走亲戚


  母亲蒸了一篮子“糖三角”,带着我去姥姥家。

初春的天还挺冷,麦苗还是青黑色,不见绿意。道沟北岸的小草倒是萌发了嫩绿色。

  我不肯好好走路,一会儿跑在前面,一会儿又落后好大一截,母亲就在前边等着我,连声唤我,我才小跑着赶上来。遇到一块砖头,我就踢着它往前走,母亲就说:怪不得你的每双鞋都早早露出了脚趾头呢。

  乡官农场离我们越来越近,围墙上的“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笔画越来越清楚。

  农场的北门距我们走的东西土路有一百米远,我们二年级的学生去年秋天还从这北门进去“学农”,剥过玉米棒子呢。记得农场的院子里卧着好几条大狗。有一条黑狗,人们说是只“哑巴狗”,不叫唤,趁你不注意,专朝你的腿肚子上咬一口。

  我们就要冲着农场的北门了,我突然想起了“哑巴狗”,紧走几步,紧挨着母亲说:“娘,农场里有狗。”话音刚落,“汪!汪!汪!”“汪儿!汪儿!汪儿!”,大小狗,少说也有六七条,冲出北门,朝我们娘俩飞奔而来,领头的正是“哑巴狗”!我扭头就要往回跑,母亲一把抓住我的胳膊:“狗咬别跑!”母亲立刻把我拽到去年种过山药的一片闲地里,翻过的土地尽是大小不一的土坷垃。母亲把我推到她身后老远的地方,放下篮子,大声说:“不要动!”她等狗们距她不到一个畦了,猛地俯身抓起土坷垃,朝狗群用力投去,一下子砸中了一条小狗的后腿,疼得那小家伙“刚扭儿刚扭儿”地惨叫着,一瘸一拐地退下去。其他狗没有退,龇牙张口,狂吠一片;鬃毛乍起,跃跃向前。母亲疯了一样,一边大骂,一边不停地把土坷垃投向狗群。多投不中,偶有投中,痛狗则惨叫后退。我浑身战栗,一颗心仿佛要跳出来。急盼着有路人经过,好替母亲解围,可偏偏东西路上不见一个人影!眼见得母亲俯仰甩臂的动作慢下来,可群狗进攻的势头不减。好几次,“哑巴狗”几乎要扑到母亲的脚边。这时,从农场里跑出来喂猪的“小海”!短腿小海跟武大郎一样矮小,嗓音也细细地仿佛从喉咙里挤出:“打!打死它们!打死了吃狗肉!”小海一阵吆喝,狗们这才塌了鬃毛,把狂吠变成低狺,退到小海身边。

  母亲拍拍身上的土,走到路上,又跺跺脚上的土。母亲从我手中接过篮子,看一眼群狗和小海,吐一口唾沫,说:“咱走!”

  我走在后边,母亲挺拔的身躯,让我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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