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膨胀的金融系统将资源错误配置，贷款大量流向了相互借贷、商业地产而不是实体经济。金融业为了实现快速的财富最大化，转而压榨实体企业、工薪阶层和公共服务。而政府为了保持“竞争力”不断在政策上“劫贫济富”。“金融立国”的表面繁荣背后是“百业凋零”的诅咒和潜在的经济危机。资源诅咒和金融诅咒 上世纪90年代，我曾在安哥拉担任路透社（Reuters）和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的记者。 所有的西方游客都会问我同样的问题：为什么一个矿产资源如此丰富的国家会穷成这个样子呢？ 答案之一是腐败：在首都，精英阶层变得非常富有，他们吃龙虾、喝香槟，而他们贫穷的同胞却在一些尘土飞扬的省份中互相残杀。另一个答案是石油和钻石工业为战争提供了资金。但这些都不能概括具体的情况。 造成这样的结果当然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大约在同一时间，经济学家开始对安哥拉等国的问题提出新的看法——他们称之为“资源诅咒”。 学者们得出结论说，与资源较少的国家相比，许多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似乎都遭受着经济增长放缓、腐败泛滥、冲突加剧、管控变严和贫困加剧的困扰（不过，包括挪威在内的一些矿产资源丰富的国家似乎逃过了这一诅咒。） 关键是，这种糟糕的表现不仅仅是因为那些政治盗贼们窃取了财富并把钱藏匿在了海外（尽管这也是事实）。令人吃惊的是，这些带来财富的自然资源，可能还不如全然不曾发现它们要好。 更多的钱会让你更穷：这就是为什么“资源诅咒”有时也被称为“因富致贫悖论”。 上世纪90年代，约翰·克里斯滕森（John Christensen）是英国避税天堂泽西岛（Jersey）的官方经济顾问。当我在写关于安哥拉资源诅咒问题的文章时，他正在关注这一问题，同时也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和他在泽西岛看到的事情相似。 在这个小岛上，庞大的金融部门正在使少数人成为显而易见的富人，他们坐拥肮脏的钱财的同时，另一部分泽西人正遭受着极度贫困的折磨。但他可以其实还可能看到一个放大了的“泽西岛”：英国本土。 克里斯滕森离开了泽西岛，而且帮助建立了打击避税天堂的税务司法网络。2007年，他联系到了我，我们开始研究所谓的“金融诅咒”。
英国金融城（图片来自网络） 将饱受战争蹂躏的安哥拉与当代英国相比，这似乎有些奇怪，但事实证明，金融诅咒与资源诅咒的相似之处比我们最初想象的要多。 首先，在这两种情况下，占主导地位的行业都把受过最好教育的人从其他经济部门——政府、公民社会和媒体——吸引到高薪的石油或金融岗位。用一项关于金融如何损害增长的里程碑式学术研究的话来说，“金融简直让火箭科学家远离了卫星行业”：那些可能成为科学家的人，在另一个时代梦想着治愈癌症或把人送上火星的人，如今梦想着成为对冲基金经理。” 在安哥拉，石油财富的大量流入推高了当地商品和服务——从住房到理发——的价格。过高的价格和成本对当地的工农业造成了又一波破坏，使得国内商品与进口商品竞争变得更加困难。同样，流入伦敦金融城（City of London）以及伦敦金融城创造的资金也对房价和商品及服务的价格产生了类似的影响，使得英国出口商更难与外国生产商展开竞争。 石油繁荣与萧条对安哥拉也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在石油价格水涨船高的日子里，建设工地就会在Luanda遍地开花，起重机会在傍晚形成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不过一旦石油价格跳水，这些建设工地上就会留下一栋又一栋的烂尾楼。繁荣时期的大量借贷和萧条时期的债务拖欠加剧了这一问题。就英国而言，境况的好与坏则是因为经济周期的盛衰时间不同造成的。但就像安哥拉的石油行情一样，在繁荣时期，占主导地位的行业会损害其他经济领域，但当泡沫破灭时，那些受损的行业就不容易修复和重建了。 当然，伦敦金融城从来不吝于炫耀自己对英国经济的贡献：提供了36万个银行工作岗位，310亿英镑的直接税收和600亿英镑的金融服务贸易顺差。 2017年的官方数据显示，伦敦人属于净纳税人，他们平均缴纳的税款比获得的公共服务支出多出了3070英镑，而在英国贫困的内陆地区，情况正好相反。Chris Giles在《金融时报》上解释道，事实上，如果伦敦独立，自成一个国家的话，其预算盈余将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7%，比挪威还要高。 “伦敦是英国的摇钱树，”他表示：“损害了伦敦就是损害英国的经济和岁入。” 所以，认为伦敦金融城会损害英国经济的说法似乎有些疯狂。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金融部门汲取的数目日益庞大的资金实际上可能会让我们变得更穷。随着经济结构朝着金融服务业方向稳步转型，英国经济的其他领域在其阴影下挣扎求生，就像在一株巨树的树冠下，其他幼小的绿植因为缺少阳光和水而濒临枯萎一样。 从玛格丽特·撒切尔到托尼·布莱尔再到特蕾莎·梅，一代又一代的领导人都认为，伦敦金融城是一只给英国下金蛋的鹅，必须得到优先考虑、保护甚至纵容。但有关金融诅咒的分析显示，日渐庞大的金融城会变成另一种不同的鸟：窝里的布谷鸟，像排挤其他卵一样排挤其他行业。 过度膨胀的金融系统及其恶果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离不开金融系统。我们需要它完成账单支付，我们需要它帮助我们为退休储蓄，我们需要它把储蓄贷给企业，实现投资和盈利，我们需要它为防范不可预见的灾难提供保险。但是，我们需要金融系统——这并不能说明我们的金融中心应该越来越膨胀，或者它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越来越多的经济研究证实，一旦金融部门的规模超过了其应有的规模规模，变的膨胀不堪，它的负面作用就会超出正面作用，并逐渐损害宏观经济。金融危机就是个再明显不过的例子——我们到现在还没从10年前的那场危机中完全恢复。但问题早在10年乃至很久之前就开始积累了。很久以前，我们庞大的金融部门开始从助力创造财富转变为从经济的其他领域中榨取财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它以看不见的手塑造了代表自己利益的法律、规则甚至文化。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包括经济增长放缓、不平等加剧、市场扭曲、犯罪蔓延、腐败加剧、经济部门空心化等等一系列问题。 而最新发表的研究则首次尝试评估金融部门过度膨胀对英国的损害程度。根据谢菲尔德大学（University of Sheffield）教授安德鲁·贝克（Andrew Baker）、马萨诸塞艾摩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教授杰拉尔德·爱泼斯坦（Gerald Epstein）以及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教授胡安·蒙特希诺（Juan Montecino）的一篇新论文，从1995年2015年间，金融城的过度膨胀为整个英国经济累计带来了4.5万亿英镑的损失——大概是2年半的经济产出，平均每个英国家庭承担17万英镑的损失。跟如此巨大损害相比，金融城带来的就业机会和税收简直相形见绌。 这个损失的估计源于两个数据的加总。首先，自2007年以来，由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造成的损失高达1.8万亿英镑，（数据源自英格兰银行Andrew Haldane数年前给出的估计范围）。第二，2.7万亿英镑的“错配成本”——一个过度膨胀的金融部门从有用的角色（如我们的储蓄转化为商业投资）转变为扭曲经济结构、榨取其他领域财富的“魔鬼”导致的损失。这些错配的成本的计算基于一项经各方认可的国际研究，该研究表明，当私人部门获得的信贷量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90%到100%时，往往是金融部门规模最为合适的时候，一旦超过了这个界限，金融部门的扩张就会对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从1995年到2016年，英国的信贷量占GDP的比例平均达到160%。 2.7万亿英镑加上1.8万亿英镑，再剔除了重复计算后，得到4.5万亿英镑的估计损失。这是第一个粗略的估计，旨在表明如果金融城的规模更小，并安安分分地扮演其传统角色的时候，英国可能会得到多少额外的国内生产总值。（而且，保守起见，这个估值还没有把金融家们获得的约7000亿英镑的超额利润和报酬算在内。） 但这些“错配成本”究竟是什么呢？错配成本有很多，例如，你可能会觉得我们金融部门的“日益壮大”为我们经济中的其他部门提供了投资渠道和资金，但事实恰恰相反。一个多世纪以前，80%的银行贷款的的确确流向了企业，并进行了真正的投资。 但是现在，只有不到4%的金融机构的商业贷款流向了制造业——大量的金融机构贷款主要是相互借贷，以及流入了住房和商业地产领域。 自1997年以来，英国非金融经济领域的投资率一直是经合组织（OECD）中最低的。而经合组织成员国还包括了墨西哥、智利和土耳其。在英国这个本应“具有竞争力”的低税收、高金资金的经济体中，劳动生产率比高税收的德国或法国低20-25%。 资源之所以被错误配置，是因为金融本身已经成为一种投资的游戏：大量的资金游离于实体经济之外，与它应该服务的人和企业脱节。想象一下，如果电话公司突然变得异常赚钱，而电话技术的发展让其他所有经济部门都相形见绌——但我们的电话通话质量仍然断断续续，收费也仍然昂贵不堪，相信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庞大的电话行业已然变成了一种负担，而不是裨益。至于那些因电话致富的亿万富翁，归根到底折射出的是经济的弊端丛生，而不是活力四射。但随着每个人都被所谓的上流社会以及征服世界的金融中心弄得眼花缭乱，金融城自身的突出问题似乎被忽视了 大资本和跨国企业的资金游戏 半个世纪前，企业不仅要创造利润，还要为员工、社区和社会服务。总体税收很高（在二战期间和二战后的许多年里，最高所得税税率甚至超过90%），跨境金融流动受到严格限制，因为人们知道，尽管贸易通常是件好事，但资金的投机性跨境流动是很危险的。 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帮助构建了被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全球金融体系，而布雷顿森林体系严格约束了资金的跨境流动。而从历史的角度讲，世界历史上最快的经济增长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约25年的时间里，当时金融受到了严格的压制，无法野蛮生长。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金融彻底摆脱了这些控制，税收也大幅削减，我们的经济体系被私有化。企业也开始经历戏剧性的转变：随着意识形态和法律法规的转变，它们的核心目标被削弱，只剩下关注股东——那些公司的所有者——的财富最大化这一个目标。经理们常常发现，让所有者财富最大化的最佳方式，不是生产更好的产品，也不是找到治疗疟疾的新方法，而是沉浸在金融工程的“糖衣炮弹”中，从那些已经做得很好的企业身上榨取更多利润。就让社会责任什么的见鬼去吧。随着这一切的发生，不平等开始加剧，金融危机变得更加普遍，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管理者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在所有不该集中的地方。这又是一次错配，但要描述这种商业转型和金融崛起，更准确的术语应该是“金融化”。 该术语最著名的定义来自美国经济学家杰拉尔德·爱泼斯坦，他是上述研究报告的合著者之一：金融化是指“金融动机、金融市场、金融参与者和金融机构在国内外经济运行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换句话说，这不仅是因为金融机构和信贷规模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大幅膨胀，还因为啤酒制造商、媒体集团或在线火车票服务等更为普通的公司正在“金融化”，为其所有者榨取最大财富。
以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为例。它们通常会收购一家实力雄厚的公司，然后在财务上一个接一个地压榨所有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它们通过避税天堂管理公司的金融业务，愚弄纳税人。它们可能会压榨工人的工资和养老金，或者推迟向供应商付款。它们可能会收购几家公司，以占领某个市场，然后从顾客身上获取垄断利润。 然后，在大量现金流裹挟下，它们为该公司借入更多资金，并从收益中支付巨额“特别股息”。如果这家新负债的公司现在破产，“有限责任”的魔力意味着私募投资巨头只对它们最初投资的一小部分股权负责——通常只是他们收购的公司价值的2%。私募股权投资者有时确实会让自己购买的公司更有效率，从而创造财富，但与榨取的金融财富相比，这点儿小数目简直就是毛毛雨。 拿在线火车票销售商Trainline的财务结构为例。当你在它那里买一张票的时候，你可能会支付一小笔预订费，就按75便士算吧。这75便士在离开你的银行账户后，会经历一段非凡的旅程。首先来到伦敦的Trainline.com Limited，然后再到另一家拥有前面那家公司的Trainline Holdings Limited，这家公司又归另一家公司所有，那家公司再归另一家公司所有等等。
通过五家公司乃至更多家公司，你那75便士终于来到了泽西岛的避税天堂，接着又回到了伦敦，在那里又在五家公司游览了一圈，然后又回到了泽西岛，最后到了另一个避税天堂卢森堡。要是更上一层楼的话，它还可以再去开曼群岛三家或三家以上底细不明的公司转悠一圈，然后进入美国。在美国，它还得在最起码20家左右的公司里“流连忘返”，接着流入美国大型投资公司KKR。 最后，你的75便士会流向KKR的股东——包括银行、投资基金和亿万富翁。KKR拥有或部分拥有180多家真实可靠的公司，包括汽车共享公司Lyft、Sonos音频系统和Trainline。但除了那真正的180公司，KKR拥有至少4000家公司实体，其中单单开曼群岛一处，就有超过800家。
这一无形的金融恶魔，从铁路真正有用和有利可图的服务中攫取财富。更可怕的是，所有这些都不算违法。在如今这个金融化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企业都选择了这样做。 是时候戳穿“保持竞争力”这样的谎言了 那么，一个过度膨胀的伦敦金融城和英国其他地方能同时实现繁荣吗？或者，要让其他那些地方繁荣起来，金融城就必须有所谦抑吗？这或许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决定性经济问题，一个比英国脱欧更大的问题。 最新发表的研究提供了部分答案：伦敦金融城的确是损害了英国的整体利益——至少4.5万亿英镑。无数的金融公司打着这样或那样的招牌，通过股权、伙伴关系、银行和贷款安排，加上律师和会计师的为虎作伥，把资金分散并藏匿在伦敦、南非、纽约、德克萨斯、泽西岛、慕尼黑、安大略等世界各地。操作系统很复杂，但总体情况很明显。资金从国民财富中流出，通过这些金融化的管道流向金融家的地盘。在此过程中，利润被创造出来并被分配，然后税收被避免了。如今金融膨胀的背景下，每一家诸如此类的公司都有着同样错综复杂的金融架构，而它们又都被纳入到以伦敦为中心的海外和离岸金融网络中。 已故地理学家多琳·马西（Doreen Massey）把这种关系称为“伦敦部分地区与英国其它地区之间的殖民关系”。我可以想象这样一个画面，带着礼帽的彬彬有礼的上游社会，通过一条又一条细微的管道从底端大众的身上孜孜不倦地汲取着财富和养料，而这个体系中的所有人，都在无意识地向这个巨大的、看不见的系统和它的榨取能力致敬。 金融是一台伟大的地理区分机器，将我们分为离岸赢家和在岸输家。但它也是一台种族、性别、残疾和脆弱性的分区机器——从那些遭受公共服务减少或工资削减的人群，以及由不成比例的女性、非白人、老年人和弱势群体组成的群体中榨取价值，然后倾注在金融城里金融家们的脚边。它也是一台代际区分机器，因为高风险的影子银行和金融化的分配格局帮助赢家们现在就让我们的后代们背上了巨额债务。 这一无形的金钱洪流不断地从英国各地疲惫、虚弱、脆弱的人群中流出，通过那些看不见的资金管道，流向了梅菲尔（Mayfair）、切尔西（Chelsea）、泽西岛、日内瓦、开曼群岛或纽约的一小部分欧洲或北美的白人。这是正在发生的“金融诅咒”，如果你已经意识到了，那当然再好不过。 为什么我们不能对过度膨胀的金融部门做些什么呢？为什么我们没有看到此起彼伏的抗议活动呢？为什么我们不能采取新的征税办法堵住漏洞？为什么我们不能对金融城进行卓有成效的监管呢？ 我们做不到，我们也不会去做，这不仅是因为金融城里的那些钱，用震耳欲聋的声音盖过了大众对不公的怒号，还因为有一种奇怪的意识形态诱使我们认为，我们必须“具有竞争力”。金钱在我们耳边咆哮着，大声疾呼说伦敦金融城正在与世界各地的其他金融中心正面交锋。如果我们要在这场竞争中保持领先，我们就不能用严厉的监管或“不具竞争力”的税率来为它设置障碍。否则，青睐金融城的资金将会迅速流向日内瓦或香港——尤其在英国脱欧之后，保持竞争力将变得更加紧迫。 “我们必须有保持竞争力”——这个理由听起来不错，对吧？布莱尔（Tony Blair）在2005年抨击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之前，就欣然接受了这一概念。他表示，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被认为“极大地抑制了那些从未欺骗过任何人的完全受人尊敬的公司进行高效业务的行为”。 而卡梅伦（David Cameron）更是高呼“我们今天正处在一场全球竞赛中，要么赢，要么死”，然后为金融城大开绿灯。特蕾莎·梅在上个月更是重申了这一想法，当时她宣布，英国将“毫不含糊地支持企业”，在G20国家中保持企业税率最低。 的确，许多英国人对这一切都持矛盾态度。他们理所当然地担心，金融城会成为全球洗钱天堂，损害了其他国家的利益，但他们也喜欢金融城吸引来的热钱和寡头。 他们认为需要在做正确的事情和保持我们的繁荣之间权衡利弊并取得一种平衡。一些人的确明白，如果其他国家效仿这种所谓的“竞争”模式，就会出现一场竞相压低企业税率、放松金融监管、提高保密性、放松对金融犯罪的控制等等的竞赛。他们沮丧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于这样一场竞争究竟谁更无下限的竞赛，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达成某种多边停战协议，让各国在不做这些事情的情况下展开合作。但这种协议根本就不靠谱，毕竟每个国家都想在竞争中胜过其他国家，每个国家都有打破协议的动机，所以在任何交易中都会有欺骗行为。这样的全球问题不仅复杂而且距离普通选民的生活太过遥远，所以很难作为一个议题获得选民的倾听、关注和支持。所以，他们叹息道，我们被困在这场丑陋的竞赛中无法自拔。 但我得告诉你一个的好消息：这些人都错了。推动我们进入这场无下限的丑陋竞赛的“竞争力”之说，根本就是建立在基本谬误、懒惰假设和混乱之上的胡言乱语。原因很简单——首先，经济、税收制度以及城市和公司完全不同，也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竞争。要了解这一点，请思考一下失败的公司（如Carillion）和失败的国家（如叙利亚）之间的区别。更重要的是，金融诅咒表明，如果膨胀过度的金融损害了你的经济，那么想要通过寻求更多的金融来助长“竞争力”，将会使事情变得更加糟糕。
其实我们没有搞清楚一个问题，那就是大企业和大银行的财富与我们整个经济的财富是两个概念。人们认为，让汇丰（HSBC）或苏格兰皇家银行（RBS）在全球更具竞争力，将会使英国更具竞争力。但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们的利润是从英国经济的其他领域中汲取的，它们的成功对英国的伤害大于帮助。 要想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可以考虑一下企业减税。在过去的8年里，英国将其企业税税率大幅下调，从28%降低到了到20%，收入减少160亿英镑。特蕾莎·梅现在希望更上一层楼，将减税作为一种神奇的、面向商业的灵丹妙药，来解决英国脱欧造成的混乱。 有了这160亿英镑，英国能做点儿什么呢？我们可以同时运营9所牛津大学，将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的资源增加一倍，将政府网络安全资源增加两倍，并将英国税务海关总署（HMRC）的员工人数增加一倍。或者我们可以每年把近50万孩子送去贵族学校上学——前提是如果能把他们都安排进去的话。至于这种减税什么的是否会让英国的税收系统或英国本身更具竞争力？那当然不是。 实际上，企业减税只是我们向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提供的众多好处之一。同样的基本论点也适用于其他领域。更好的金融监管不仅能为经济带来好处，同时也能吓跑前来掠夺财富的掠食者。这才是我们应该期盼的双赢。 诸如“竞争力”一类的词汇，和那些掉书袋一般的各种术语，不过是用来欺骗数百万纳税人，让他们觉得这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不得不做出的交换——例如减税，金融自由化，对垄断和犯罪视而不见，纵容大型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不断膨胀并犯下滔天罪行。我们被骗了，误以为除非削减税收和放松管制，否则所有的投资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但这根本不是投资的运作方式。大银行和金融化的跨国公司说它们需要减税：它们当然需要，废话，我的孩子们还说他们需要冰淇淋呢。但在一次又一次的调查中，商界精英们表示，当他们决定在哪里投资时，他们会优先选择法治、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有良好的基础设施、繁荣、广阔的市场、良好的投入、配套供应链和经济稳定的国家或地区——而所有的这些都需要税收来保障和实现。在他们的愿望清单上，低税率通常排在第五位、第六位或第七位。正如美国投资人巴菲特（Warren Buffett）所言：“我与投资者共事了60年，至今还没见过任何人由于潜在收益的税率，去避免进行明智的投资。” 我们需要的是根植于当地经济的投资，能带来就业和技能，管理者还可以把孩子送到当地学校，让企业支持当地供应链的生态系统。如果某家投资的企业能很好地与当地企业相融合，区区那么一丁点税收就不会把它吓跑。几乎从定义上说，任何对税收更敏感的投资者的都没有什么根基和自信。因此，税收往往会打击那些更轻浮、更具掠夺性、更金融化的投资者，这些投资者带来的就业机会更少，与当地的联系也更少，而更高的企业税收能够为基础设施、当地治安、司法系统以及受过教育的工人提供保障，更能吸引投资者。为了繁荣，英国应该提高有效的企业税率，至少对金融家和大型跨国公司来说是这样。 当然，你也可以辩称，对一个国家来说提高竞争力的最佳方式就是投资和升级教育或基础设施，控制危险的跨境资本流动，对汇率进行管控或者精心制定产业政策以培育健康良好的国内经济生态系统。你可以坚持认为，所谓的“国家竞争力”必须满足生产率、良好就业和生活水平普遍提高这些标准。 但这并不是布莱尔、卡梅伦、梅、特朗普和被金融利益集团说服的官员们一直在推动的愿景。他们的所谓的“竞争力”，不过是在一个狗咬狗的世界中追求流动的全球资本。你可以通过给大银行和跨国公司一些好处来吸引它们，但当经济稍有风吹草动，你就只能烧高香希望它们别走了。 任何一个在这一问题上穷追不舍的国家都需要明白，就算你把税率降到零的时候，这样的竞争也不会停止。从字面上看，企业和富人希望免费享受我们其他人缴纳的税款的愿望是无限的。免去了它们的税收之后，它们还会贪得无厌地要求其他补贴。但是，你家门口的洗车店主或者理发店主不喜欢既定税率或卫生要求，他们似乎不太可能威胁自己要去摩纳哥。所以，减税是将财富从穷人向富人转移，这种制度扭曲了经济，减少了增长，有百害而无一利。 所以，为了保持“竞争力”而搞出来的种种借口和政策，无不是劫贫济富的骗局。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表示：“一个执着于竞争意识形态的政府，不可能制定出好的经济政策，就像一个致力于创造主义的政府不可能制定出好的科学政策一样。” 结语 因此，所谓的“竞争力”就像是一个随时都会倒下的“纸牌屋”。如果我们能揭开这类谎言，我们就能解决金融诅咒。其实很简单。通过加入这一“竞争性”的全球竞赛，我们不仅在损人，也在害己。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单方面地退出竞争——单方面是最关键的一点。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行动阻止这场失败者的竞赛。 我们不需要屈服于垄断者、外国寡头、避税天堂运营商、榨取财富的私募投资巨头以及大银行的要求。我们可以像我们应该做的那样对金融部门征税并进行强有力的监管。在可能的情况下，全球协调与合作是值得做的，但我们不需要非等着大家一起行动才好。通过呼吁实现国家自身利益，我们可以争取最广泛的支持者，让金融体系回归其应有的角色：为英国人民服务，而不是为它们自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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