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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张元幹在词史上的地位，刘扬忠在《唐宋词流派史》中说其“被视为南宋‘豪放派’之先驱。”何以有此之评？刘扬忠在其专著中又称：“南渡著名词人张元幹和比他晚一辈的另一个喜作英雄之词的词人张孝祥，在南渡时期的词坛上有着承前启后的特殊作用。” 张元幹在词史上有着如此的地位，缘于他身跨北宋、南宋两个时期。他在年轻之时喜欢作诗，而他的舅父向子諲本就是一位年轻的诗人。张元幹还跟江西诗派中的洪刍、洪炎以及吕本忠等人，结诗社共同唱和，而其何以又热衷填词，我却未找到相应的记载。 在政和初年，张元幹当上了太学上舍生。到了宣和末年，他得以任陈留县县丞。再后来，有一位主战派中的重要人物对张元幹影响巨大，这个人就是李纲。对于张何以结识李纲，张广在《芦川归来集原序》中说：“张公仲宗讳元幹，以文章学问驰誉宣、政间，官将作大匠，志尚林壑。方少壮时，挂冠谢事。靖康之元，上却敌书，见了翁谈世事于庐山之上。了翁曰：‘犹有李伯纪在，子择而交之。’公敬受教，从之游，激昂奋发，作为歌词，有‘人间鼻息鸣鼍鼓’、‘遗恨琵琶旧语’之句。此志耿耿，殊非苟窃禄养阿附时好者之比。”看来，年轻的张元幹风流倜傥，他虽然在朝中为官，但却志在山水，在其壮年时就对仕途没有兴趣，竟然辞职而去。 墓的形制有些特别 靖康元年，金人掳走了徽、钦二帝，张元幹大以为耻，于是就上书朝廷，出谋划策。显然，这是一封平戎策。然而张是低级官员，他的主战建议书显然没起到什么作用。后来他在庐山遇到了了翁，这位了翁告诉他：朝中主战的重要高官就是李纲，你想实现自己的抱负，就要与李纲结识。而后，张元幹果真得以在李纲手下任职，同时他的词风也为之一变。 靖康元年，金兵包围汴京，李纲指挥若定，组织人马抗击金人的围攻，而当时张元幹也在李纲的行营中。虽然他身材短小，然而他却能尽自己之力，协助李纲抗击金人。对于张元幹身材的描写，《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六引《说诗隽永》中，有这样几句话：“李伯纪为行营使，时王仲时、张仲宗俱为属。王颀长，张短小，白事相随。一馆职同在幕下，戏曰：‘启行营，大鸡昂然来，小鸡竦而待。’” 因为张元幹身材短小，所以才被人嘲笑为“小鸡”。虽然身材瘦小，但这一点儿也不影响他胸中的高昂之气。也正因张元幹有着这样的经历，故而他被主和派视为李纲一派中的人物，所以李纲被贬，张元幹自然也被撤职。汴京沦陷之后，张元幹避难到了南方。 仔细辨认字迹 再后来，李纲当上了丞相，他当然没有忘记当年的那位部下，于是又将张元幹召回，任命张为将作监。可是此后不久，主和派又成为了朝中的主流，眼见事不可为，张元幹辞职前往福州，从此漂泊于江湖间，把不少的精力都用在了填词之上。 宋绍兴八年，宋、金达成和议，李纲上书反对，而后被罢相，居住于福建长乐。张元幹也没有忘记他的这位老领导，于是他填了首《贺新郎》： 曳杖危楼去。斗垂天、沧波万顷，月流烟渚。扫尽浮云风不定，未放扁舟夜渡。宿雁落、寒芦深处。怅望关河空吊影，正人间、鼻息鸣鼍鼓。谁伴我，醉中舞？ 十年一梦扬州路。倚高寒、愁生故国，气吞骄虏。要斩楼兰三尺剑，遗恨琵琶旧语。谩暗涩、铜华尘土。唤取谪仙平章看，过苕溪、尚许垂纶否？风浩荡，欲飞举。 张元幹撰《芦川词》清宣统三年至民国六年仁和吴氏双照楼刻民国六年至十二年武进陶氏涉园续刻本，书签 张元幹撰《芦川词》清宣统三年至民国六年仁和吴氏双照楼刻民国六年至十二年武进陶氏涉园续刻本，书牌 张元幹的这首词很有名气。前面提到张广给《芦川词》所作序中点出了张元幹词中的两个名句，而这两句话正是出自这首《贺新郎》。 主战派被贬之后，秦桧当国，力主和议。于是胡铨上书皇帝，提出将秦桧斩首以谢天下。胡的这个建议当然令秦桧十分地痛恨，几年之后，秦桧终于找到机会将胡铨除名，送新州边管。那时胡铨的亲朋好友都担心吃瓜落儿，纷纷避开以示划清界线，唯独张元幹听到之后，竟然又写了一首《贺新郎》，该词的小题为“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并且还亲自为胡铨送行。 这第二首《贺新郎》更有名气，被词家视之为张元幹的代表作： 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更南浦，送君去。 凉生岸柳催残暑。耿斜河、疏星淡月，断云微度。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雁不到、书成谁与？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听《金缕》。 张元幹所填该词，饱含深情，他将自己的一腔抱负以及不被重用的现实，融进了该词之中，宋蔡戡在《芦川居士词序》中说：“绍兴议和，今端明公铨上书请剑，欲斩建议者。得罪权臣，窜谪岭海，平生亲党，避嫌畏祸，唯恐去之不速。公（元幹）作长短句送之，微而显，哀而不伤，深得《三百篇》讽刺之义。”蔡戡认为张元幹的这首词写得哀而不伤，有着《诗经》中的讽刺笔法。这句评语显然是从内容的角度而言，而蔡认为该词的艺术水准同样不低：“非若后世靡丽之词，狎邪之语，适足劝淫，不可以训。公博览群书，尤好韩集、杜诗，手之不释，故文词雄健，气格豪迈，有唐人风……公此词不为无补于世，又岂与柳、晏辈争衡哉？” 显然，蔡戡不喜欢唯美的婉约词，他夸赞张元幹的词作气格豪迈，所以用不着拿柳永、晏殊等人的词跟张词相比较。到了明代，杨慎在《词品》卷三中说了这样两句话：“张仲宗送胡澹庵赴贬所《贺新郎》一阕云：‘梦绕神州路……’此词虽不工亦当传，况工致悲愤如此，宜表出之。”杨慎认为，张元幹的这首词就艺术角度而言，并没有多高，该词之所以受到后世的看重，乃是作者把一腔爱国之情融入了词作之中。 清陈廷绰也有着类似的看法，他在《白雨斋词话》中称：“二帝蒙尘，偷安南渡，苟有人心者，未有不拔剑斫地也。南渡后，张仲宗《贺新郎》云（词略）……此类皆慷慨激烈，发欲上指，词境虽不高，然足以使懦夫有立志。”陈廷绰也认为张元幹的这首《送胡邦衡谪新州》“词境不高”，但他同样肯定该词写得慷慨激昂，能够让人励志。 张元幹撰《芦川词》清光绪十四年钱塘汪氏振绮堂翻刻汲古阁本，卷首 张元幹撰《芦川词》清光绪十四年钱塘汪氏振绮堂翻刻汲古阁本，明毛晋跋语 正因该词写得如此深情，所以也就渐渐流传开来，几年之后传到了秦桧耳朵里，这令秦大为恼怒，认为张元幹是有意跟自己作对，于是就找了个理由，将张元幹除名削籍，关入了监狱。张元幹因为填词而受牢狱之灾，这在各种史料中多有记载，比如毛晋在《宋六十名家词·芦川词跋》中说：“仲宗别号芦川居士，三山人。平生忠义自矢，不屑与奸佞同朝，飘然挂冠。绍兴辛酉，胡澹庵上书乞斩秦桧被谪，作《贺新郎》一阕送之，坐是与作诗王民赡同除名。兹集以此词压卷，其旨微矣。人称其长于悲愤，及读《花庵》、《草堂》所选，又极妩秀之致，真堪与片玉、白石并垂不朽。” 看来，同时被贬者还有一位王民赡。但王民赡写的是诗，而张元幹则写的是词。两人均因写诗词被贬，这也应当算是宋代的文字狱。张元幹出狱之后，就流浪于江浙各地。宋绍兴三十一年，他去世于苏州，终年71岁。 虽然受到了这样的打击，但张元幹丝毫不改自己的真性情，他在晚年整理自己的词集时，就把以上这两首词列在了其个人词集的最前面。那么，他为什么这样做呢？显然，张元幹并没有因为自己为词入狱而丝毫减少爱国之情，他依然把这两首《贺新郎》列在词集的最前端，正是想以此来说明，他不认为自己填词送友有丝毫的不对。《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中在评价《芦川词》时称：“元幹以作词送胡铨除名，此集中即冠以是篇，而次以寄李纲一篇，并慷慨悲歌，声动简外。然其他作，则清新婉丽，与秦观、周邦彦可以肩随。” 而刘扬忠则认为，张元幹的这两首《贺新郎》是“黄钟大吕”之作，并认为张是：“是北宋末贺铸《六州歌头》之后、南宋辛弃疾崛起之前写得最好的几首豪放词中的两首。”为什么给予这样的评价呢？刘扬忠在《唐宋词流派史》中评价到：“张元幹晚年自订词集时，将这两首南渡后的杰作置于卷首，定为压卷之作，而把其早年所写的‘与秦观、周邦彦可以肩随’的婉丽之作置于后面，这种被四库馆臣称为‘有深意’的安排，与他的舅父向子諲编《酒边集》时进江南新词于前、退江北旧词于后的作法应该说是出于同一种动机，即更看重、更想突出自己突破北宋风格、反映新时代精神的作品。” 张元幹所填之词跟胡铨有关者，其实不止《贺新郎》一首，他还填过一首《瑞鹧鸪》，该词的副题为“彭德器出示胡邦衡新句次韵”。可见，张元幹是从彭德器那里看到了胡铨所填的一首《瑞鹧鸪》，于是他也步此韵填了一首： 白衣苍狗变浮云，千古功名一聚尘。好是悲歌《将进酒》，不妨同赋《惜余春》。风光全似中原日，臭味要须我辈人。雨后飞花知底数，醉来赢取自由身。 这首词读来略有颓废之感，但也同样蕴含着不能平复的郁闷心态。而张元幹豪放风格的作品，还有一首《石州慢》也同样颇有名气： 雨急云飞，惊散暮鸦，微弄凉月。谁家疏柳低迷，几点流萤明灭。夜帆风驶，满湖烟水苍茫，菰蒲零乱秋声咽。梦断酒醒时，倚危樯清绝。 心折。长庚光怒，群盗纵横，逆胡猖獗。欲挽天河，一洗中原膏血。两宫何处？塞垣只隔长江，唾壶空击悲歌缺。万里想龙沙，泣孤臣吴越。 这首词上片写景，下片抒情，有着一吐胸臆的痛快，陈廷绰在《词则·放歌集》中评价说：“忠爱根于血性，勃不可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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