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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司马迁的《报任安书》

2019-01-15  ynjackbush
今天下午在新浪网上看到了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骆玉明先生关于司马迁的报任安书的议论,我有一些不同的见解,今作此文以商榷之。

关于报任安书的回信动机。

汉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戾太子刘据因江充以巫盅之事陷害自已,不得已,杀死江充后带领自已的亲兵在长安城中诛灭奸臣。由于兵少,戾太子持节到北军调兵(汉武帝此时出巡在甘泉宫,戾太子以太子身份持节护国)。北军,因为是皇帝的亲兵卫队(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北京卫戍区的部队),由皇帝亲派任安作监军使者,负责指挥军队。任安的官职监军使者,其实是个文职官员,不是武将。《汉书·百官公卿列表》和《后汉书·职官志里》在武将的职别中没有监军使者一职。所以,骆先生说任安时任汉军高级将领一说是不确的。

司马迁之所以写这封信,是因为在司马迁遭受腐刑后,任安曾经写给过司马迁一封劝进的信。之所以说是劝进的信,这可以从《报任安书》的开头窥见:“少卿足下:曩者辱赐书,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意气勤勤恳恳,若望仆不相师用,而流俗人之言。”
信一开头总结了任安致信的主要意思,骆先生据此推测任安是在下狱以后为求活命而写信给司马迁,请求他在皇帝面前为自已开托。因而说慎于接物,推贤进士其实是任安在用曲笔请求司马迁。进一步说,司任两人的书信往来是不可以绕过汉武帝的,从而得出结论,司马迁的回信在某种意思上是说给汉武帝听的。

我想,这样的结论是一错再错了。

首先,任安写给司马迁的信不是在狱中写成的,更不是为了活命而写的。《汉书·司马迁传》在引述《报任安书》前记载道:“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迁书”。是故人,当然可以理解为朋友(下文还要涉及司任之间的友情,此处略),但是,汉书明确指出,是益州刺史任安,也就是说,任安是在益州刺史任上给司马迁写信的。

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九月,李陵在与匈奴的作战中战败投降,司马迁在朝议时没有附和众人的意见,而是说李陵是战败迫降,以后必然会回报汉朝。汉武帝因此认为司马迁是巫陷李广利,处司马迁腐刑。任安应是在司马迁受刑以后写信给司马迁的,也就是说应在公元前99年九月以后。

《报任安书》的下文还记载:“书辞宜答,会东从上来,又迫贱事,相见日浅,卒卒无须臾之闲得竭指意。”句中所说的“东从上来”,指司马迁跟从汉武帝东巡的事,发生在太始元年,也就是公元前96年的事。

这也就是说,任安给司马迁写信的时间应该是在公元前99年9月至公元前96年之间。

任安并不是下狱后写了信给司马迁,司马迁也不是在得信后立即回信给任安,而是在任安即将被处死前写信给他的。《报任安书》说“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从上上雍,恐卒然不可讳。是仆终已不得舒愤懑以晓左右,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请略陈固陋。阙然不报,幸勿过。”

司马迁写信的目的在这里说得很清楚:任安你获罪已经一个多月了,马上就要十二月了,我又偏偏要陪着皇上去雍地,恐怕在你死前来不及见了,这样我就没有机会再把我的愤懑告诉给你,你死了以后也就会对我一直地怨恨下去。我简单说说吧,这么长时间不回信,希望你不要责怪我。

也就是说,司马迁的主旨是借此信申明自已活到今天的信念所在。

那么,司马迁为什么一直不回信呢。

《报任安书》在开头简述任安来信的意思后,立即就说道:“仆非敢如是也。虽罢驽,亦尝侧闻长者遗风矣。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抑郁而无谁语。谚曰:“谁为为之?孰令听之?”盖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何则?士为知己用,女为说己容。若仆大质已亏缺,虽材怀随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发笑而自点耳。”
也就是说,司马迁认为这么长时间之所以不说,是因为没法跟人说,说了也没用,说了也不过是增加别人的笑柄,添加自已的痛苦罢了。

但是,既然任安马上就要死了,而自已之所以活到现在的原因还从来没有说明,以后也很可能无法说明了,那么借此还是要说出来的。司马迁其实是以此表明自已长期以来的心志和信念,决不是借机会向皇帝表白,更不是婉拒任安的求救了。

从《报任安书》开头的这些文字可以看出任安和司马迁是人生志向上是有所同的,都希望积极进取。因此,两人结为朋友也是应该的。但是,司马迁随即在下文中说自已在任职太史令后就断决了与至交的往来,“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故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由此可见,司马迁与任安自此以后的交往应该是比较淡了。

骆先生借此说司马迁是在跟汉武帝说自已的生与死,有些远了。

致于司马迁的宫刑,骆先生认为是皇帝满足自已的私心,恐怕就更远了。以司马迁替李陵说话得罪汉武帝的份,汉武帝本可以立即处死他。但是汉武帝却把他交给有司论处。这其实已经在给司马迁机会了。按照汉朝的法律,司马迁完全可以用钱买罪,把自已赎出来。
当然,司马迁很不幸,没有那么多钱。即使这样,有司论处的结果也是死或宫。如果换成别人犯上的话,怕是早死了。我这里不是说汉武帝是个如何如何好的人,只是想说汉武帝对待司马迁其实已经是够客气了。其后,不是还让司马迁作了中书令吗,还“尊宠任职”嘛。

当然,我完全同意骆先生说司马迁因为宫刑而一直愤愤不平的说法。没了鸡鸡蛋,不是男子汉。这事搁在哪个男人身上都是不能忍受的,司马适也确是说了“最下腐刑”的话。

骆先生还说,《报任安书》中说,如果司马迁当时就死了,也就是“成全了残暴的权力对自己的人格和存在价值的彻底抹杀”。这一点有些片面了。你死不死能成全谁?皇帝用得着你来成全吗?司马迁的存在在当时有什么价值,司马迁的死在当时又有什么价值?连司马迁自已都说:“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何异?”司马迁之所以不死,实在是因为自已的志向未达到,先祖的事业未完成。用他自已的话说,就是“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也就是说,不但要写史,还要评史,成一家之言。“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我想,司马迁一定是希望他自已的死能有重于泰山的。

骆先生还说,司马迁一直想往自由的死亡,而不是苟活,所以在史记里有诸多烈士之死的描述。

这一点我不敢妄自联系。不过,以报任安书的结句“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来看,这一点很可能。这一方面,骆先生给我开启了一个思维的亮点,也许司马迁是在任安死后自杀的。当然,这是臆测,我没有根据。

司马迁是自杀,还是他杀,这一点史书上没说,不得而知。他的外孙杨恽被汉武帝的孙子宣帝腰斩,是史书记载了的,是非自有公正。此文主要是谈司马迁和他的报任安书,不及累述了。不过有一点,说司马迁和杨恽的死说明司马家跟汉朝有世仇,我以为是小孩子气了。

司马迁死后,他的《史记》在当时市面上或有流传,但是看不懂的人很多。直到汉宣帝时,杨恽受汉宣帝的诏命开始解说《史记》,《史记》才逐渐被人们理解。但是,理解归理解,领会归领会。能够理解《史记》意思的人有,能够领会司马迁思想和精神的人少得很。所以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说,司马迁的言论“是非颇缪于圣人”。

今天我的理解,司马迁的思想在当时是高出所有人的,是远远超出那个时代所能够理解和容纳的。班固借明哲保身来讥讽司马迁,从某种意义上说,却正是把司马迁的形象树得更高大了。
匆匆为此文。
2005年3年8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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