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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顿的128号公路是美国工业的精神中心，这个时代最伟大的风险投资就在这里大获成功，并最终通过互联网，造就了今天的硅谷。毫无疑问，如果没有风险投资对科技创新强大的助推力和“引擎”作用，就不可能有硅谷神话。正如一位美国的风险投资家所言，“硅谷的故事很好听，但神话的诞生不仅归功于科学技术的进步，更在于它特殊的运作方式——风险投资。” 现在，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风险投资最发达的国家，其风险资本投资占全球风险投资市场的70%左右。在科技竞争日益加剧的今天，各国政府也越来越意识到风险投资对科技创新和提升本国竞争力的重要性。“硅谷模式”成了各国争相效仿的对象。从80年代开始，风险投资就进入了我国，并在1998年民建中央“政协一号”提案的带动下，全国范围内掀起了设立风险投资的热潮，一些网络公司一夜成名，一些创业者一夜暴富，一时风险投资“风景这边独好”，好景不长， 2001年和2002年,中国风险投资开始进入低潮；2003年到2005年连续三年呈现负增长态势，中关村终究没有拷贝成中国的“硅谷”。风险投资在中国遭遇寒流。 按照成思危先生的观点，硅谷是一种文化，是一种精神，更是一种信用。青木昌彦在其经典著作《比较制度分析》中也对“硅谷模式”的信用和文化机理做了精辟的分析。按照他们的观点，中关村和硅谷之间最大的距离不是空间距离，而是制度的距离，文化的距离，精神的距离。中关村在将风险投资这个新型的金融工具引进的同时，并没有将风险投资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引进过来。 美国是一个崇尚自由和变化的社会，而这种文化精神的内核是鼓励冒险、宽容失败、勇于创新和不断进取，这些都是风险投资健康发展的沃土。风险投资作为一种颠覆性的活动，预示着前瞻性的社会价值——接受进步的变化、推崇超越传统的发展和保持对未来的乐观态度。风险投资充满活力，不断变化，它挑战既有的实践，冲击商业力量的中心和打破传统的规则。 在硅谷，人们能深切感受到，硅谷最大的特色并不在于企业的技术优势，而在于其独特的文化氛围。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曾经指出：“硅谷的优美之处是它那能够产生相互激励的文化结构。它包括对失败者的宽容，对所谓“背叛者”的宽容，喜爱寻求风险、自我再投资，对变化的热情、论功行赏、合作精神、公司的多样化以及每个人都可以成功的信念等等。” 对于中国风险投资的现状，更多的人从法律体系、政策支持、资本市场的健全去进行反思和完善，这些都是很有必要的，风险投资的健康发展确实离不开完善的法律体系和政府的积极引导，这是美国以及其他风险投资发达国家的经验已经证明了的。如果说制度是一种硬约束的话，文化就是一种软约束。制度可以移植，人才可以培养，但文化的移植绝非一朝一夕之功。美国有冒险创新的精神、诚实经营的信用环境以及尊重个人价值和权益的人文传统。而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硅谷精神”是不相容的，甚至是格格不入的。儒家文化倡导服从，倡导知足常乐，并以失败为耻辱，这种文化已经深深根植于我们的每个神经里面。中国很多发现投资公司在选择投资项目的时候，要责任人确保项目成功，并要以自己的家产做担保，这种严重厌恶“风险”的做法只能“逼良为娼”，导致很多风险投资企业只好去炒股票，做房地产等风险很小的项目，完全背离了风险投资的初衷。 成思危先生在前不久表示，中国要实现从“躯干”国家到“大脑”国家的转型，关键还在于制度创新，要重视制度创新，就是要鼓励创新不怕失败，容忍合理的失败，这样一种文化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诚哉斯言！我们欣喜地看到，处于改革前沿的深圳市政府不久前做出了一个很人性化的规定：不会追究改革失败者的责任！这是需要胆识和战略眼光的。中国要实现从世界工厂转型为知识型经济体的转型，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关键是为风险投资的发展创造一个宽容失败的文化软环境，需要改造我们的国民人格和文化传统，只有这样，中国的风险投资才能真正迎来拐点，缩短中关村和硅谷之间的文化距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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