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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学龄青年“混混”心态形成及其原因探析

 阅读人生988 2019-01-16

农村学龄青年“混混”心态形成及其原因探析——以苏北农村两乡镇中学田野调研为例

摘 要:中西部农村及乡镇中学调研发现,不少学龄青年存在“混混”心态,表现为沉迷游戏被动学习、拉帮结派校园欺凌事件频发、功利主义混世心态、消费主义娱乐心态等多方面。文章从家庭教育的不过问逻辑、学校教育的不出事逻辑及村落教育的不得罪逻辑多重教育缺失分析农村学龄青年“混混”心态形成原因,并认为乡镇中学学龄青年群体的社会心理值得深入关注。

一、问题与进路

近年来,乡村混混问题引起不少学者关注。汉语词典对混混的定义较为宽泛,指社会上的流氓、无赖。陈柏峰根据田野调研经验,对混混有过详细界定。“混混”是指那些在普通民众看来不务正业,以暴力或欺骗手段谋取利益,对人们构成某种心理强制,扰乱社会正常秩序的人群。他的界定中,混混的涵盖范围更广,既包括那些无业而在街头游荡滋事的小青年,也包括一些在业人员。总之,“混混”有其一贯的行为方式。本文中农村学龄青年的“混混”心态主要指在学校期间不以学习读书为目的,喜欢打架斗殴、拉帮结派的不良作风和心理状态,这种心态在中西部地区农村普通乡镇中学中表现较为严重。

已有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学和教育心理学。社会学相关方面的研究主要是乡村治理研究进路,贺雪峰认为,乡村混混代表了乡村治理的隐性基础,这与乡村治理中公开的正式制度和社会关系的显性基础,同样不容忽视[1] 。李祖佩发现改革开放后三十年,乡村混混逐渐实现从乡村社会“边缘人”向经济精英的转型,而这种转型与乡村组织援引混混等灰色势力参与基层治理存在高度关联[2] 。杨华引入区域比较的视角对混混本身的结构与分层进行细致的分析,试图通过对乡村混混与村落、市场和国家的互动逻辑的展示,以论证乡村性质决定了混混群体在与以上各方互动中表现出不同的群体特征、行为逻辑和生命轨迹。他发现在湘南宗族型村落与户族为代表的如鲁西南、关中等地区以及以两湖平原为代表的原子化地区,混混有不同的类型和行动逻辑。并将湘南的混混分为两种,一种是职业惯偷,是村落里的“三只手”,另一类是在镇上“打遇”的混混。发现,由于严格的社区教育和家庭教育,职业惯偷在当地村落并不多,整体的治安环境很好,村落比较平静[3] 。

陈柏峰将混混研究与乡村社会性质关联起来,通过对两湖地区乡村混混行为逻辑、组织机制以及连接方式等各个方面的阐释,通过混混与村庄生活的互动过程和机制的展演,指出当前中国农村的社会性质已经不是经典理论模型“熟人社会”所能概括;不同农村区域的相关实践在现象层面可能有所不同,就其所重点研究的两湖平原的情况来看,乡村混混已经在本质上改变了传统熟人社会的乡土逻辑、权力关系和道德秩序机制;乡村混混的横暴性权力已经成为乡村生活中的一种日常性权力,这使得当前中国农村进入了我们称之为“灰色化”的社会状态,导致这种乡村社会性质变化的原因除了国家和社会转型之外,从微观上看,乡村混混在其中扮演了最为关键的角色[4] 。陈柏峰在研究中还指出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中,学校不良少年、留守少年、无业少年是一支向乡村江湖补充下层混混的庞大生力军。还有研究发现相当部分的农村留守儿童在乡村社会的持续转型当中,有发展成为乡村“混混”的可能性。

国内教育心理学相关方面的研究主要伴随近几年中学校园欺凌事件频发并不断被媒体曝光,如江西永新校园欺凌事件、山东临沂校园欺凌事件、江苏连云港校园欺凌事件等。由此,中学小混混与校园暴力问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但主要限于媒体报道,这方面的深入研究还十分少见。总体而言,混混研究相对丰富,而对学龄青年的混混心态进行研究还属空白,本文聚焦于这一群体,并在学校与村庄之间往返进行田野蹲点,本文案例的调研点为苏北Y县两个中学,一个是职业中学,一个是乡镇初级中学。笔者在学校进行蹲点调研,访谈老师及青年学生,并深入学生所在村庄进行参与式观察并进行无结构式访谈,获得丰富的一手调研资料。本文重点对学龄青年混混心态的表现、特征及形成原因进行分析,并指出其社会影响和对策建议。

二、农村学龄青年混混心态表现及其特征

农村学龄青年的混混心态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即沉迷游戏被动学习、爱打架校园欺凌事件频发、功利主义混世心态、消费主义娱乐心态等。

1. 沉迷游戏被动学习

随着市场化及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在乡村社会不断普及,网络电视、电脑、手机成为常见物品甚至必需品。学龄青年父母多处于中年,其中常年在外务工的家庭占53%,本地打工的占30%,少部分在家附近从事其他职业并兼业种地。打工加上兼业使这些家庭有了一定的经济积累,不少家庭都盖好楼房,有的在县、镇买房。学习成绩比较好的孩子,父母多会想办法将其送到县城最好的中学读书,这几所中学实行全封闭式管理,学生主要精力都放在考大学上,大多数服从管理。而成绩一般和较差的学生,多数就读于乡镇中学和职业中学,这些学校管理较松,没有考试、考学的压力,学生比较自由,父母定期汇钱,经济也不紧张。从笔者调研的这两所学校看,几乎每个学生,尤其是职业中学的学生,都配备了智能手机,平板电脑也不少见。学生不仅课外玩游戏看电视剧,上课期间也时不时掏出手机。

“上课都在玩游戏、看电视剧,不管男生还是女生都喜欢玩游戏,没有办法管,一节课45分钟提醒10次都没用,刚说过没几分钟,学生又把手机掏出来了,没收手机实行过一段时间,但也不行,弄丢了还得赔他们的,总不能一直没收不给他们用。”(职业中学,李老师,男,33岁)

“上课很难吸引学生的兴趣,语文、数学、英语这些基础课他们根本不愿意学,因为没什么考试,这些学习都要很长时间才能看到效果,学生就想学立竿见影的东西,马上就能派上用场的才好。拿一张地图,让他们指出北京、上海在哪里都不知道,上地理的第一节课告诉他们上海、北京在哪里,学生还觉得新鲜,第二节课就又埋头玩游戏去了。”(职业中学,陈老师,女,28岁)

“很多学生懵懵懂懂,还什么都不愿意学,很着急,我以前是高中老师后来到这里代课,刚到这个职中的时候,看他们整天就知道玩,着急上火,上课发了几次脾气,自己气得要死,没几天学生就忘了。简单举个例子,就知道现在学生有多难管,上体育课,形体锻炼,叫他们下蹲都没几个愿意下蹲的,要一个一个叫。后来我不发火了,他们听就听不听就不听。”(职业中学,王老师,女,35岁)

“我到这个职中上学是因为,当时招生时学校老师说毕业有去高铁上工作的机会,我只想学关于高铁的东西,其他东西我一概不想学,学了也没用,两年三年就毕业了可以工作了。”(学生程某,男,16岁)

“上课有什么好听的,老师讲的一点儿意思也没有,电脑上都能搜到,还不如看看电视剧,同学们都喜欢追剧。”(学生王某,女,16岁)

2. 爱打架校园欺凌事件频发

校园欺凌事件一直都有,但以前的混混还在可控范围内,数量不多行为也不会太过嚣张。老师和学生一起制服校内、校外混混也十分常见。现在无论是职业中学还是乡镇的初中,校园欺凌事件频发。据调查,现在校园欺凌事件相比过去,主要有几个特点:一是手段多样且恶劣,除了拳打脚踢,还经常有用烟头烫,剪头发,迫使脱衣服,喝辣椒水、洗衣粉水等凌辱行为。二是欺凌打架的理由五花八门,有的因为抢男女朋友,有的只因为一句话或者只是看着不顺眼。三是参与人数多,在升学率及管理较差的学校,过去老实学生可以不参与这些,现在不少老实学生也要找大哥寻求保护。四是老师不敢管,管了会遭到报复。五是不少欺凌事件遭到报复,事态恶化升级。

调查中,一些学生说现在之所以这些混混会使用种种恶劣手段,多是由社会上的混混传入。大混混会到学校招兵买马,从中培养小混混和接班人。当地这几年放高利贷、赌博的事件比较多,陷入纠纷的人往往就被大混混带到宾馆百般凌辱,小混混将习得的这些不良行为带到学校。从教多年的访谈对象叶老师教学经验丰富且对学生认真负责,他提及这几年师生关系不再像从前一样,教师失去威信,学生难以管理。几年前他还对调皮捣蛋的学生严加管教,有时甚至会体罚,现在却怕遭到报复不敢管了。2000年前后,校外常有混混到校内闹事,叶老师多次摆平这些混混,有一次还因为保护学生被戳了一刀。后来几次晚上外出遭到报复,他看到刻苦学习的学生越来越少,也就不愿意再管。

“现在学生似乎男女不分,上课的时候这个拽拽那个头发,那个摸摸这个脸十分正常。这个不算什么,打架的很多,我们班中途退学的同学差不多占三分之一,主要就是太乱,没有学习氛围,学不下去,今年开学又有几个同学想退学了,我开学后也不想去了,学校太乱了……”(职业中学,学生李某,女,17岁)

“打架很难管理,职业中学比普通的初中还要难管理,因为要哄着学生,学生一不乐意就可以辍学回家,中途退学的问题很严重,学校都怕他们退学,回家了我们老师还要去学生家里做工作。这些学生多数家庭条件都普通,父母长期在外面打工。有的家庭条件比较好就是来混日子的,年龄不大在外面不放心。”(职业中学,张老师,男,40岁)

3. 功利主义混世心态

县城房地产事业的开发以及三线城市的不断发展,村庄被卷入市场经济浪潮,一些农民通过当包工头承接建筑、绿化、道路、装潢装修,或者寻得木材、建材、石料、瓷砖等各种生意项目等市场机会,抓住这些机会的人在几年内迅速成为农民中一跃而出的精英,是农民身边活生生的例子,有可效仿性。这些人要么具有一技之长,要么有人脉资本,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会混,吃得开,社会上有朋友。他们的圈子与读书考大学毕业后回到县城发展的同学圈如公务员、教师、医生、地方企业等完全不同,他们跟市场、社会接触更为频繁,也更会运作关系,更懂得社会上那一套。青年邵星就说他跟朋友天天在一起吃饭一个主要目的就是练酒量,不练酒量,饭桌上不会讲话,生意就谈不好,经过几年锻炼以前见酒就醉现在半斤不倒。

“现在我们县里小青年混得好的都是承包工程的,开赌场的,还有开酒吧、KTV的,这些人都买了房子买了车,日子过得很潇洒,动不动还有几个小弟跟后面跑腿,打工拿死工资能有什么头绪?我本来成绩很好的,很多人都说看我样子都像考大学的,但我初二就不读了,我家是开饭馆的,我爸经常跟他们一起玩牌,接触这些人多了,我也了解社会上的事了,更没心思学了。跟着他们混还没什么头绪,但也交了一些朋友。”(熊某,男,17岁,职业中学)

“现在读书不如混社会,我们读书成绩又不好,没有个三朋四友的,整天一个人能有什么出息?不读书了,闷家里父母看都不顺眼,不如出去跟朋友混。”(陈某,男,16岁,普通中学)

“本地方圆几十里人都知道,前几年我们这一个学生成绩很好,全县第一名考上的名校,现在工资才拿四五千块,跟打工差不多。”(吴某,男,20岁,村里青年)

4. 消费主义娱乐心态

打工经济、地方发展主义以及电视网络、广告及流行节目都在宣扬消费主义文化,乡村社会也陷入消费攀比和消费竞争中,消费主义价值观也作为一种先进文化浸入农村青年一代认知结构。不少青年在心理和行为上都可以看到浮躁、盲目、急于赚钱急于消费的倾向。

“县城里开的最多的就是酒吧、酒店、KTV和宾馆。现在大家都想赚活络钱。经常跟朋友一起出来吃饭,我这个月跟朋友玩牌输了一万,玉哥一晚上输三万,他父母要是知道肯定气死。”(张某,女,辍学一年,16岁)

“进不了大城市的,起码都要在小县城,很多同学在县城开出租车,不过工作都是换来换去,都是玩玩混混的状态,不行了就跟家里要钱,父母都在外面打工挣到点钱。”(王某,男,18岁,辍学三年)

“我就是喜欢玩,我跟他们混以后想开酒吧,经常去朋友的酒吧里玩,我无法忍受父母那种生活,如果找的对象不能给我提供好的生活我情愿不结婚,我思想比较成熟,比我身边同学都大。”(王某,女,17岁,初二辍学)

“这个圈子其实很乱,女孩也多数都不正经,整天跟男生混在一起玩,还喜欢喝酒,现在我们找对象不想找本县城的,前任说不定还是自己的朋友,反正这个圈子里的迟早都认识,认识了就特没面子,大家背后都会指指点点的。”(谢某,男,20岁,辍学四年,无业青年)

总结来说,存在混混心态的学龄青年主要有几个特征,一是浮躁、盲目、迷惘;二是功利主义心理盛行,急功近利;其三是虚拟化想象、片面极端。农村学龄青年还处于义务教育阶段,人生观、价值观还未完全形成,这种心态必对其价值观塑造带来重大影响。

三、多重教育缺失:农村学龄青年混混心态形成原因分析

1. 家庭教育中的不过问逻辑

家庭教育中的不过问逻辑体现在多个层面。农村学龄青年多是留守儿童,自幼被放在家里给爷爷奶奶带,隔代教育的问题凸显。他们受到的来自父母的关爱很少,爷爷奶奶要么过于溺爱,要么只是解决温饱问题,缺乏全面的家庭教育。爷爷奶奶只是带大孩子,其他方面他们管不了也没能力管,他们的观点是教育有学校有老师管就行了。导致留守儿童缺乏完整的社会化过程,心理健康、心理满足、心理成长被完全忽视。中西部农村还有三成左右的农村底层家庭,父母受教育水平很低,有的还是文盲,甚至还有不良爱好,他们常年在外打工很少回家,只是给子女寄一些生活费。还有不少是单亲家庭,自身处于游离不定的状态,子女教育更无暇顾及。

当然,农村家庭并非不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多数农村家庭都知道只有一次机会的教育投资对家庭非常重要,然而,对于农村家庭而言,回报率低、高淘汰率和激烈的就业竞争,使教育投入风险被进一步放大。相比而言,外出打工似乎是更为实际的选择。地方经济高速发展带来乡村社会的不断分化,农民家庭深深嵌入社会性竞争体系中,多数家庭都要精打细算以不至于被甩在后面。不少家庭甚至开始算计教育的机会成本和风险规避,虽然多数都有能力培养子女完成高等教育,但很多子女成绩不好的父母更希望子女早点儿出来打工,中等家庭更不愿因为教育投资失败,而沦落为村庄底层。

青年人因为几乎没有务农体验,很多人对村庄并不了解。他们的参照对象是城市和同龄群体,他们混迹的街角青年圈子中,有的是某些领导的亲戚子女,他们因为有资源多是扮演大哥的身份,有的家里办了工厂,富家子弟在圈子中也往往扮演重要角色。这些人需要一些得力下手,也需要寻求保护。多数人都要从跑腿开始,跟对人或许就能获得一些重要的机会。中年人因为多数人生已经基本定型,多数在农村种地同时兼业打工,还是农民心理,他们的希望就是子女改变农民身份,不再过这种打工种地的生活,他们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和攀比心理给青年人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多数年轻人都希望尽快摆脱农民身份。

相比过去一些农民家庭砸锅卖铁供子女上学,显然成本太高,收益也有限。地方经济发展带来的机会的多样性,使农民可以在本县市做生意、学技术、做建筑行业等等,或者外出打工收入也不低,这些都是短期低成本投资,回报高且快。这种情况下,不少在外打工的父母更加关注的是经济状况,对子女的教育关注则不足。另外,地方经济的迅猛且不规范的发展,带来社会秩序的重组和混乱,新兴企业和先富群体需要混混这种横暴式权力提供支持。

调查还发现,从2000年打工潮兴起,很多农村父母就开始鼓励读中学的子女早日谈恋爱早日结婚,这样可以早日外出打工,父代对子代的支持可以最大化,子代也可以及时反馈父代,以实现家庭劳动力的最优配置。父代外出打工积累资本,给子代建房子、置办彩礼等,同时给他们做一定的读书投资,每部分都不会太多。子代学手艺、学徒、融入圈子等都需要一定的时间成本和金钱,这也由父辈支付。子代结婚后父代人生任务还没算完成,他们还要给子代带孩子,同时给他们一定的经济支持,子代外出务工及时继替父代完成人生任务及人生积累。这种家庭发展模式对农民而言是一种稳态模式。原本农村学生读书以考上大学为目的,一旦这个预期被打破,读书就变得没意思。学生时代就以打工为预期,造成很多学生在读书期间没有心思学习,拉帮结派为走上社会做铺垫。而一些原本就以混社会为目的的调皮捣蛋的学生更加飞扬跋扈、为所欲为。

2. 学校教育中的不出事逻辑

学校教育中的不出事逻辑是2000年之后才逐步形成的,20世纪90年代,学校管理较为严格,老师普遍都很负责,多数学生都不敢跟老师作对,以班级为单位的管理还很有效。以M中学为例,2000年之前,学校还经常有严打教育活动,2000年之后,随着地方经济的发展和打工经济的渗透,地方混混势力逐渐发展起来,影响到在校学生。学校打群架、小混混越来越多,对于一些经常打架斗殴胡作非为的学生,学校的保卫处也起不了多大作用。

后来,一些学校成立了政教室,政教室主任对屡教不改胆大妄为的学生采取以暴制暴的方法,让男生女生互相扇耳光,互相撞头,必须达到很深的印子才行。但没几年,这种方法就不顶用了,学生集结校外势力打击报复老师发生了好几起。学校没办法只能找派出所,但对于未成年学生多数是关一晚上就放出来,出来后还是打架,没有任何改变。一些富裕的家庭,父母常年做生意,孩子放任自流,这样的学生更加我行我素不服管教,且愿意花钱讲哥们儿义气,集结打架就是家常便饭。

另外,乡村学校教师待遇低,教师的污名化问题也非常严重。同时,教师的职业精神也大幅滑坡。一位年轻初中老师访谈中说,现在的学生跟她读书时完全不同,学生经常跟她开玩笑:“老师,你一个月工资两千块钱不到,我现在出去打工也不止你这点儿工资,你这么负责干吗?管好自己就行了……”师生关系相比过去发生了质的改变,现在师生之间感情较为淡薄,学生不尊重老师,老师也不愿在学生身上投入太多的精力。

在上述情况下,打架斗殴现象层出不穷,学生拉帮结派扰乱学校教学与管理秩序,学校老师与领导层无力治理,无论是老师还是学校都达成了一种默契,就是只要不出事就行了。一些年轻的班主任为了跟学生搞好关系,想尽一切办法,调查发现还有老师经常早晨到学生宿舍提供叫醒服务,并给每个男生都买肉包子。其他老师反映,这个班级的学生被他惯坏了,还让其他班级也更加不好管理。

“女老师本身地位也岌岌可危,有个女老师上课管得严了些,被班级几个学生,还是女生,逼到教室门后面。言语上、态度上都不能太严,男生女生都会作对。最好的方法就是经济处罚,迟到罚几块钱,旷课罚几块钱,玩游戏罚钱试过没什么用,有的学生跟老师讨价还价,迟到、旷课能不能包月,包月一次性罚款。很多老师的方法就是迟到一次罚一块钱,旷课罚两块,有的学生就说能不能一次性交30块,都包了……”(班主任王老师,33岁,女)

“以前很怕班主任,那个班主任是学校政教处处长,他刚走到教室门口我们班同学就都紧张,经常让同学互相打,他都不动手,说他动手了算违法,我们自己动手不算,有时候让男生和女生互相扇耳光。他经常讽刺我们,说我们父母都是农民工,全校就我们班同学最听话,男生都被他制服了,只有一个女生的男朋友是校外的,晚上约他(班主任)出去打过架。但后来他更凶了。后来他被调走了,就再也没人能管住了……”(王某,女,16岁,普通中学学生)

学校对寻衅滋事的学生管不了,更无人去管被打的学生,这造成一种恶性循环。打架的学生更加胆大妄为,而被打的学生因此产生心理问题,有的老实的学生常年担惊受怕,读不下去而辍学。有的学生产生报复心理,也加入一些帮派,开始混社会。小闯子是典型的后者,小闯子并非那种调皮的学生,相反他性格内向,比较老实,但自从有一次在学校被莫名其妙地欺负后,他就加入了村里的一个混混群体,这个混混群体跟外面社会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小闯子也不清楚,稀里糊涂就加入了,加入时用烟头在两个胳膊都烙了印子,还发了毒誓。后来小闯子的穿着打扮就渐渐痞气起来了,戴链子、染头发、穿奇怪图案的T恤衫。访谈中,小闯子坦言,他加入这个群体时对用烟头烙印子这种行为感到非常排斥,心理上还觉得很恐怖,不过他认为这是对自己的一种自我保护,虽然他内心并不想瞎混。小芹原本成绩中上游,长得好看,有次说话不注意得罪了某个女生,就被这个女生叫了几个人在操场上连打带骂狠狠羞辱了一番,小芹不服气,后来在上厕所时又被几个女生打了一顿,衣服被扯破,头发被薅下来一大把,从此小芹成绩一落千丈,整天想着报仇雪恨,人像变了一个人,整天跟一帮女混混瞎混。

可以看到,当成绩好、考大学不能为多数学生提供一种认同感时,很多学生需要寻找新的自我认同方式,而加入混混群体成为农村青年获得身份认同的一种方式。从而,获得更多的预期和安全感,在他们心目中,甚至比读书考大学更有未来。当这种心理普遍的时候,学生就很难管理,那些又蛮横又有背景的学生,老师干脆不管不问,省得不必要的麻烦。一些过去很严厉的老教师,现在也改变策略了,只管那些偶尔捣蛋的学生。而老师群体因为收入微薄,从事第二副业也相当普遍,笔者所调查的两所学校中,有的老师靠暑假招生增加收入,有的办补习班,也有年轻老师开淘宝或者微店赚取额外收入。师生关系则越来越远,不出事逻辑成为学校和老师的行为准则。

3. 村落教育中的不得罪逻辑

村落社会是农村青年社会化的主要场所,其重要性与学校相当。村落社会中“别人家的故事”是共同的秘密,生活其中的人们对此耳濡目染,村落青年在价值观、人生观形成时期,就始终浸泡其中。虽然“90后”青年与村庄的联系相对较少,但长辈、邻家、同龄群体的行为、闲话都被共享并真切地感受得到,村落依旧是他们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习得场所。20世纪90年代前,吵架纠纷事件发生时,总有长者到场评理,游手好闲的农村小青年爱闹事打架,但普遍讲义气也讲道理。在青春躁动的年代爱出风头,也做坏事,但遇到大事时是非问题上也能够讲是非。个别不讲道理的人,会被村落的舆论评头论足并加以排斥。现在,村落社会变为不讲闲话、不讲道理的场域,没人愿意出风头,甚至打架时邻居都装作听不见,更没人愿意去“管闲事”。传统社会是讲理的,有理走遍天下,现在讲势,没钱没势被瞧不起。一些年轻混混看到老人直呼“老不死的”,还有小混混开着摩托车到老人身边就加速度,呼哧一下过去,故意把老人吓一跳。

村里一个徐姓男人,常年在外靠骗、偷生活,村里没人与他来往,他也从不在本村逛。但近几年,徐在村里开始活跃起来了,不再觉得自己是个抬不起头没面子的人。徐靠着混混的本事,给全家(老母亲、自己及弟弟一家)弄上了低保。村干部都不敢得罪徐,怕遭报复。徐与村里的几个青年混混也似乎有了共同话题,经常厮混在一起,有小青年说过去觉得徐低人一等,现在觉得那也是徐的本事,徐会给他们讲外面的世界。传统社会乡村语境中老实人是个褒义词,提及混混则有不务正业的意思,市场经济发展和乡村社会的开发带来农村社会秩序重组和农村市场机会增多,混成为一种获得机会的本领,“会混”成为褒义词,老实不仅失去其褒义,还有鄙夷的味道。

不得罪逻辑与村落本身的“灰色化”同步进行,并造成村庄进一步的“灰色化”。陈柏峰以混混为切入点深入探讨过农村社会“灰色化”,认为乡村社会性质正由传统的熟人社会向“灰色化”的转变,并指出其内在实质是乡村社会内部的交往规则的变迁,即从沉淀上千年以人情、面子为基本规则的乡土逻辑走向以力量和金钱为考核标准的交往规则体系。他认为,除了国家和社会宏观背景的巨大转型外,促成乡村社会由乡土逻辑向“灰色化”转变的一个最关键的微观角色是乡村混混,正是乡村混混这一特殊群体近三十年生长和活动历程逐步改变着乡村社会的一系列交往规则,激发乡村社会的深刻变革[5] 。

这种灰色化还体现在婚姻、家庭、纠纷、财富观念等等各个方面。以婚姻为例,近年来,无论是长者还是年轻人,婚外情、离婚的事件频频发生,某某女生在深圳打工做小姐发财了,某某是如何发家致富的诸如此类的消息在村庄像炸开锅一样疯狂传播。总之从事不正当职业钱就来得更快,急功近利、一夜暴富的心理迅速蔓延。一个读中专的青年小李经常说农村男人出去累死累活攒不到钱,如果他是女的,也出去当小姐一年挣十几万,大不了做几年就洗手不干。巧合的是小李父母给他在本镇找了一个相亲对象,前后给了3万元定金及其他总共花了5万左右。正准备结婚时,小李听闻这个女生在东莞做过小姐,于是要求退定金和首饰,遭到女方拒绝,因为男方提出就不该退还,两家人为此事互不相让,闹得不可开交。诸如此类的事情层出不穷,气人有笑人无的心理弥漫,蛮横、霸道、结帮成为村民的共同追求,这种村落氛围无疑给农村青年带来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

四、结语

“混混”心态无疑给农村学龄青年的身心健康、学习和校园文化都带来一系列不良的影响。“混混”心态本身是恶性竞争的后果,同时又进一步加剧了恶性竞争,学龄青年群体中形成了一种扭曲的社会心理,急功近利的心理弥漫。传统村落社会的竞争是多位一体的,是长期的甚至几代人,有预期的,现在的竞争只一味强调金钱、地位,且只看一时一地,一刻也等不得。攀比竞争的氛围给个体灌输了一种理念,那就是,一定要混出个名堂,一定要混出个头绪,不能叫别人看不起。贫穷、没钱、农村、农民的字眼似乎是最可耻的。一方面一种弥漫的“贱农主义”流行[6] ,离农的心理迫切;另一方面,流动的渠道有限,从而产生双向挤压的作用,为达目标无所不用其极。

青年群体正处于人生的上升阶段,处于选择路口,在激烈的社会性竞争条件下,他们对改变社会地位和社会身份有强烈的需求,但客观条件无论是个人学识、机会条件还是家庭积累,都很难在短期内改变。他们可以选择读书改变命运,但很多事例已经告诉他们读书很难迅速改变经济收入状况,且读书之路太过漫长,功利主义的读书心态十分普遍。外出打工也不是很好的选择,打工生活一时新鲜。很多农村青年在蹉跎迷茫中走上了混混的道路。

当前,伴随市场经济和现代性对乡土社会的全面渗透,市场化、城镇化的话语不绝于耳,乡土成为一种落后的代名词,中产阶级的消费观念在农村新生代中不断蔓延,对财富的偏颇追求从未如此强烈,欲望的沟壑取代传统乡土社会的价值坚守。无处不在的攀比和竞争给农村学龄青年群体带来焦躁,难以安分。他们事实上已经脱离乡土生活,也缺乏传统乡土社会农民的系列品质,如坚忍、勤劳、节俭、重世代积累。他们缺乏乡土社会的人情网络支持,同时对城市社会的理解和建构又片面而虚幻,很多青年由此走上一条从乡村中学辍学再到城市打工,务工不顺再走向混混的道路,并终而走向游离在城市和乡土之间无根的“乡村江湖”之中,既脱嵌于传统乡土社会,又脱嵌于现代城市制度保障体系,承受城乡社会的双重边缘化[7] 。农村学龄青年作为乡土社会未来的发展力量,正处于价值观形成、博弈、重塑的关键时期,在当下现代性对乡村社会进行全面拓殖的背景下,学龄青年的情感追求、价值偏好及社会心态都值得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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