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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敏逝世,曾婉拒“氢弹之父”称谓

2019-01-16  城北十五...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得主、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改革先锋奖章获得者于敏今日(1月16日)去世,享年93岁

 28载隐姓埋名,于敏进行氢弹理论探索任务,并取得了我国氢弹试验的成功,为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国防实力的增强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 于敏(右二)同著名核专家邓稼先(右三)、陈能宽(左二)、胡仁宇(右一)等在核实验基地合影

 1987年五一节前,国务院决定授予于敏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其时,除了于敏的姓名与职务,大家对他几乎一无所知

 《瞭望》记者1988年写下的《设计中国氢弹的人》,记录了他的故事,现分享给各位

  • 50年代的青年历受了国家积弱、外敌入侵之苦,深深懂得一个独立、繁荣的祖国的可贵

  • 回忆起这一次的选择,于敏说:“一个现代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面对这样的重大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之中,便足可自慰了。”

  • 于敏自己就曾说过:“原子弹、氢弹这一类科学技术,是一个大系统,需要多方面的人才,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与组织下通力合作。每个人都可以在这个大系统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发挥自己的作用,但没有一个人可以独自完成全部的工作。”但是,这并不会淹没于敏的杰出作用。于敏在这个大系统中究竟处于什么位置,有过怎样的贡献,他只说了这样一句话:“在氢弹的理论设计中,我是学术领导人之一”。

  • 除了将自己无私地奉献给祖国外,他的最大特点是坚持真理、事实求是,绝不作假。同他相知甚深的邓稼先说:“于敏是很有骨气的人。他坚持真理,从不说假话。”

  • 我们应该感谢于敏,感谢那些同于敏一样的科学家,以及广大科技工程人员


设计中国氢弹的人


文丨《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陈四益

刊于《瞭望》1988年第29期


继1964年10月16日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之后,1967年6月17日,我国又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从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成功到第一颗氢弹爆炸,仅用了短短的两年零八个月。而同样的历程,美国用了七年三个月,苏联用了四年,英国用了四年七个月,法国用了八年六个月。于敏的名字就是同中国氢弹的成功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一位外国人曾向一位中国科学家提出这样的问题:“中国的氢弹之父是谁?”这位科学家答道:“中国没有这样称呼的习惯”。我赞同这位科学家的答复。于敏自己就曾说过:“原子弹、氢弹这一类科学技术,是一个大系统,需要多方面的人才,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与组织下通力合作。每个人都可以在这个大系统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发挥自己的作用,但没有一个人可以独自完成全部的工作。”但是,这并不会淹没于敏的杰出作用。于敏在这个大系统中究竟处于什么位置,有过怎样的贡献,他只说了这样一句话:“在氢弹的理论设计中,我是学术领导人之一”。


平淡,太平淡了。但是且慢,当你进一步了解了于敏的为人,就不难理解这平淡话语中不平淡的内涵。


淡泊以明志


于敏曾幽默地说:“我是道地的国产。”这在许多人听来或许不可思议,然而它却是确凿的事实。直到今年六月,他才第一次迈出国门,到美国作了短期访间。提到这一点,并非企图证明一个科学家不出国门将具有怎样的“优越性”,那样的论证是荒谬的。在可能的情况下,科学家应该同国外的同行进行广泛的切磋与交流,以取长补短,加快我国科技发展的进程。然而,于敏即便作为一个特例,至少可以说明,一个科学家若因客观条件限制,未能走出国门,他未必不能作出杰出的贡献。


一个“道地的国产”,于敏走过了自己独特的人生道路。


他是天津芦台人。还在他上初中时期,华北便沦入日寇手中。一个贫弱国家的国民所能遭受的轻蔑、讥嘲、欺侮、凌辱,他都身受过;一个被侵略国的百姓所能产生的痛苦、不平、愤怒、仇恨,他都经验过。他企望中国富强,企望中国也能有先进的科学、强大的国防,为此,他愿以身许国。但是,那时的“国”,专制、腐败、贫穷、积弱,使多少志士报国无门!于敏在高中二年级时,因父亲卧病,面临着失学的威胁,以身许国的宏愿,眼看就此化为泡影。


中学时代的于敏,已经显露出过人的才华。他的聪明与勤奋,受到一位同学父亲的赏识。这位启新洋灰公司的协理,愿意资助于敏继续深造,条件是于敏必须学习工科,以便在大学毕业后为启新公司效力。不管这位公司协理当初的动机如何,他是值得赞赏的,至少应该承认他有知人之明。如果不是他在那时帮了一把,于敏这颗未来的科学之星,或许根本不会在地平线上升起。


于敏接受了条件,考入了沦陷区的北京大学工学院,但他并不甘心走上这条被强制接受的人生之路。他希望在科学殿堂翱翔,而不是到一家公司服役。1946年,抗战胜利后的北大,恢复了奖学金。于敏取得了这每月一袋白面的微薄资助,于是,他得以不再仰人鼻息,解除了“契约”的束缚,转入北京大学理学院,学习自己心爱的专业。


▲ 于敏(后排左一)和同学们在北大理学院荷花池


他从北大毕业时,中国已是另一番天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独立的、欣欣向荣的新中国使于敏感到大有用武之地。他留校担任助教,一头扎进了基本粒子领域。光子、轻子、介子、重子……不同种类的基本粒子,它们或长或短的寿命,它们的相互作用及转化,对它们内部结构的猜想……这一切都使于敏为之入迷。如果他始终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如果他处在合适的环境中,或许他也会像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那样,在这个领域中作出惊人的发现。但是,一次简短的谈话,使他改变了研究的方向。


  那是1950年底,科学院成立了近代物理研究所,钱三强任所长。目光远大的钱三强,看到中国核物理研究的基础十分薄弱,决心广罗人才,从多方面开展原子能物理的研究。就这样,于敏被召到钱三强的办公室。钱三强希望他转向研究原子核物理。


  改变研究方向,对一个科学家来说,是生活道路的重大转折,但谈话却异乎寻常的简单。一方的理由是国家的需要;一方的回答是欣然从命。


  近一个时期,某些人十分强调个人价值的实现,甚至把个人的价值放到高于一切的地位。50年代的青年则不同,他们历受了国家积弱、外敌入侵之苦,深深懂得一个独立、繁荣的祖国的可贵。国之不存,是谈不上个人的价值的。因而,他们强化了牺牲个人、服从群体的意识。这其间的优劣短长,我不想在这里评断。我只想指出,作为那一时代的青年,于敏对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是深信不疑的。直到今天,于敏仍然强调:一个人立身行事,首先考虑的应是如何对国家有利,而不问这样做会使自己失去什么。他的这一信念,帮助他在人生道路上作出了又一次重大的抉择。


  在近代物理研究所,于敏在彭桓武、胡宁指导下从事原子核物理研究。10年间,他在原子核结构理论方面发表了20多篇论文。他与杨立铭合著的《原子核理论》,是60年代大专院校有关专业的教材。他的研究小组,在原子核结构理论方面是那时全国的研究中心。丹麦著名核物理学家A·玻尔(量子论创立者老玻尔的儿子)到中国访问时,吃惊的发现,年轻的新中国已培育出像于敏这样优秀的核物理专家。在原子核物理研究中脱颖而出的于敏,被推举为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


  这时,29岁的于敏,无论在事业上或是在年龄上都正“如日之升”。继续前进,成就必将更为辉煌。但也就在这时,国家的需要,又一次要求他改变研究的方向。找他谈话的依旧是钱三强。


  从1958年开始,我国着手研制原子弹和氢弹,以打破两个大国的核垄断、核威慑,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独立。在这项事业中,已经集中了不少优秀的人才,邓稼先等人正专注于原子弹的突破。钱三强希望于敏参加到这项事业中来,先做氢弹研制的基础工作。


  于敏当然知道这绝非钱三强的个人意见;于敏当然立即理解了这项事业的重要;于敏当然也立即懂得,一旦他点头答应,过去的一切就要全部丢掉而从头做起。此外还有一点,不知于敏是否想过,但同他一起工作的同志告诉我,于敏应该知道,一旦参加到这项高度机密的事业中,他就必须放弃一切在学术上成名的机会。对一个刚刚崭露头角的青年科学家,做出这样重大的选择,应该是相当困难的,它无疑意味着个人的重大牺牲。事实上,就在于敏做出这次选择之后,他销声匿迹了近三十年。但是,于敏却几乎毫不犹豫地接受了钱三强的建议。天平的两端,分量悬殊太大了,以至根本不需摇摆便倾向了国家利益的一侧。回忆起这一次的选择,于敏说:“一个现代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面对这样的重大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之中,便足可自慰了。”


  于敏最喜爱的历史人物之一诸葛亮,在他的《诫子书》中有句名言:“非淡泊无以明志”。这是于敏喜爱的格言。只有淡化了个人的功名、利禄、权势、声望等等庸俗的观念之后,才能强化报效祖国的志向。于敏把自己的理想、才华、事业,完全融入了祖国振兴的宏愿之中,因此,他的人格才得到了高度的净化与升华。


宁静以致远


  诸葛亮《诫子书》中的另一句于敏所喜欢的格言,是“非宁静无以致远”。所谓宁静,对于一个科学家,就是不为物欲所惑,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利害所移,始终保持严格的科学精神。“学须静也,才须学也。”如果没有排除干扰,专心于科学的宁静心境,终日蝇营狗苟,是不会有大成就的。


  对于敏来说,科学几乎就是他生命的全部。“手不释卷”、“宵衣旰食”、“废寝忘餐”……这样一些词汇用到于敏身上都不为过。有些事情是可以当做趣谈的——


  有一次,于敏去买饭,带了个漏底的塑料袋而浑然不觉。包子、米饭装进袋里,立即从底下漏了出来,撒得满地都是;


▲ 晚年的于敏与妻子孙玉芹


  又一次,他陪妻子去百货大楼。到了门口,他却不愿走进闹哄哄的市场,一个人在门外等候妻子。妻子买好东西出来,却不见了他的踪影,家里、办公室也遍觅不得。直到华灯初上,他才回到家中。原来,他在闹市找了个僻静的所在,想开了他研究中遇到的难题。待从沉思中“出定”,早已是薄暮时分;


还有一次,他难得主动地帮助妻子做家务。任务是往洗衣机里加水。这与他研究的氢弹相比,简单的程度不啻天壤。一盆、两盆、三盆,于敏一面端着脸盆往洗衣机里倒,一面口中数着。奇怪的是他不断地倒,洗衣机里的水却不见增多。他感到十分奇怪。直到妻子闻声过来检查,才发现那排水的出口不曾关闭。……


这样的“趣闻”还有许多。这位大科学家在生活中常常表现得如此心不在焉,但在工作中却是一丝不苟。也正因为他全神贯注于工作,才会出现那些心不在焉的趣谈。为了工作的需要,他广泛涉猎学科领域。在理论物理、辐射物理、等离子物理、流体力学、爆轰物理、中子物理及核物理、激光聚变、量子光学、非平衡统计,以及计算数学等众多领域,他都有很高的造诣。


于敏工作起来是不分昼夜的,他常常夜半醒来,触发了灵感,立即起来伏案工作,以至他的妻子对他这种非正常的生活方式已经习以为常。如果哪天于敏睡得很沉,妻子反而会不放心起来,必待将他推醒,听到他说话的声音,才释然而笑。他的同事为了限制他出差在外无休止地工作,每每派一位同志与他同住一室。每逢这种时候,于敏夜里绝不起来工作,因为他怕惊扰了他人的睡眠。于敏的同事把这种办法称作逼他休息的“妙诀”。其实,即便这样,于敏也未必在休息,大脑这部机器即便躺在床上,也可以照常开动。


同于敏一道工作的人都知道,在于敏面前不能打马虎眼,一个数据也不能含糊。氢弹的理论设计究竟需要多少数据?我说不清楚,那数字该是要以万、十万来计罢。其中每一个关键数据,于敏都要一个个检验,一个个复核,了然于心,即便借助于计算机,也该是多么庞大的工程。但是,于敏知道,理论设计中一个似乎不足道的偏差,都可能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有时,为了解除对一个数据的怀疑,他可以整晚呆在计算机房,直到查出差错究竟出在哪里。在一次核试验之前,于敏突然发现原设计中某一个理论因素可能有问题。这时试验装置已下了竖井。他明知自己将要承担的责任,却立即报告上级,要求暂停试验准备。于敏工作了一天一夜,终于弄清了这个不利因素可以为另一个抵偿因素所抵销,这才露出笑容,向上级报告可以继续试验准备。上级领导问他:“如果再发现问题怎么办?”于敏认真地答道:“再发现问题,我再如实报告。”正是这种一丝不苟的科学精神,使我国核试验成功率之高为世界所无。


  无论是原子弹或氢弹的研制,都有着长长的一串“工序”。首先是理论设计,然后是工程设计,然后是生产制造,接着是试验设计和进行试验。每一步都有极为复杂的内容,每一步都不可缺少。但是,如果把它比作一条长龙的话,理论设计便是龙头,是龙颔下的骊珠。探骊得珠,表明胜利在望。氢弹的理论设计是在江南一座小小的县城完成的。现在我们常常看到,为了一点芝麻绿豆的小成果,往往会大摆宴席,挥霍公款。可谁能料到,为了庆贺氢弹理论突破方案的诞生,于敏和他带领的一批不分昼夜忘我工作的年青人,却只是走进县城一家小小的饭馆,一人吃了一碗两角钱的大肉面呢!当然,钱还是由于敏付的。


这就是于敏的风格。他是以舍身忘我的精神工作的。他做的是世界第一流的工作。但他自奉甚俭,在个人生活上从来没有提过任何要求。


我一直以为,对于研制原子弹、氢弹的科学家,国家会像许多国家所作的那样,给以优厚的待遇。但是,我全然错了。他们除了承担着比一般人沉重十倍、百倍的责任之外,别无任何优惠


于敏转入研究氢弹之时,已经三十有三,同妻子、女儿三人,只住了一间房子,依照严格的保密规定,于敏的妻子不知道他正从事什么研究。每当同事上门讨论工作问题,于敏只得叫妻子抱了刚出生不久的女儿到门外去转悠。这样的习惯使孩子到很大的时候,还一见生人便躲了起来。到了“文革”期间,境况就更其艰难。于敏全家被迁到了山区,而他的工作却必须在北京进行。离开了妻子周到的照顾,紧张的工作、不规则的生活、冷一顿热一顿的伙食,严重地损害了于敏的健康。1970年于敏的妻子到北京探亲,由于连一间客房都找不到,邓稼先只好把家里的两间屋腾出一间做个临时住所。但也就在妻子到达北京的当晚,于敏第一次休克了,此后又曾休克过多次。


有些事情,今天说来人们未必还会相信。“文革”期间,于敏的孩子病了,但要在北京的医院挂号看病,必须有在北京的户口簿。生平不说谎的于敏,也只好借了一个户口本去替孩子挂号。不曾料到的是,翻看户口本的护士突然问于敏,妻子叫什么名字。于敏张口结舌了,他不曾仔细地“研究”过借来的户口本,假报妻子的姓名对他来说也显得过于艰难。于是,他受到一阵尖刻的讥嘲。这位护士一定不曾想到,她利口如刀地讥嘲的,是为中国设计了氢弹的大科学家。而他却因为要替自己的孩子看病,不得不在户口本上移花接木……。


中国知识分子的可爱之处,在于他们对祖国、对事业的眷恋和执著。“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这是从屈原就开始了的传统

。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于敏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和血。在他心目中,功名、利禄、权位,都如身外浮云,只有造出氢弹,发展我国的核武器,以振军威,以振国威,才是生活的一切。


我们应该感谢于敏,感谢那些同于敏一样的科学家,以及广大科技工程人员,由于他们不顾个人的牺牲精神,使我国的氢弹理论突破在1966年初便胜利完成。这一点是极端重要的。如果他们稍一拖延,六个月后的那场风暴,便可能将一切研制计划打乱。



1966年底那次关键性的试验,使于敏得到了最大的报偿。当著名物理学家唐孝威报出那关键性的数据,于敏悬着的心顿时放下了。成功了!这是他对祖国的报效,也是祖国对他的褒奖。


耿介以立德


于敏是一个热忱的爱国主义者。为了祖国的富强,他可说是做到了“鞠躬尽力,死而后已”。他喜欢文学,喜爱的作品多是杜甫、苏轼、辛弃疾那些沉郁豪放、伤时忧国的篇什。他喜欢读史,钦佩的是诸葛亮、岳飞、文天祥之俦。他到杭州疗养,别处风景不过稍作流连,唯独岳庙去礼瞻了三回,细细地读了两廊的碑文。我问他,余杭风物,何独钟情于斯?他呵呵笑了,答道:“那是我们的民族英雄啊!”他到成都,别的没买,买回了一本岳飞书写的诸葛武侯《出师表》的拓片。据他的同事说,前后《出师表》他都能全文背诵。


作为一个爱国者,除了将自己无私地奉献给祖国外,他的最大特点是坚持真理、事实求是,绝不作假。同他相知甚深的邓稼先说:“于敏是很有骨气的人。他坚持真理,从不说假话。”这几句话可称“的评”,也准确地点出了于敏的风骨。


▲ 核物理学家于敏(1985年摄)。新华社发


“文革”中间,“四人帮”的魔爪无孔不人。原子能研究院也不能幸免。个别不学无术、自作聪明而又权势在手的人,在那里胡作非为,给忠心为国、正直勤奋的科学家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于敏深知这会给国家与民族带来怎样的危害,因此抱定宗旨决不能以人民的事业作牺牲。一次重要的实验没有成功,这在科学研究中应当是司空见惯的事,认真地总结经验是题中应有之义,但追随“四人帮”的个别人却借此节外生枝,硬说这是政治问题,提出了耸人听闻的口号。他们先是逼迫邓稼先同意这个荒谬的结论,被邓稼先顶了回去。于敏听说后对邓稼先说:“就是要顶,打成反革命也要顶。”之后,他们又把于敏找去办“会战队”,一办就是半年多,于敏仍不屈从。他说:“这是个科学问题,把我抓起来我也不能同意,绝对不能同意。”到最终按于敏所坚持的技术途径解决了问题时,恶劣的环境却摧垮了于敏的身体,使他又一次休克。


有一件事,使我一直不能理解,这样一位杰出的科学家,热忱的爱国者,却直到1985年才加入中国共产党。表面的原因是他一直没有提出申请。当我问及于敏时,他这样给了我回答:


对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他心仪已久。因为他亲眼看到中国共产党怎样使中国从一个贫弱、落后、任人宰割的旧中国变成一个独立、强盛的新中国。在他大学即将毕业的那年,他患伤寒、肠穿孔,病势甚危。于敏当时是个穷学生,连假期回天津家中的路费都筹措不出,常常是裹着大衣在没有炉火的学生宿舍度过严寒的冬天。要想住院治疗,要想使用当时价格高昂的盘尼西林,谈何容易!幸亏当时北大的教务长、于敏的老师郑华炽教授出面,在教师和同学中募捐,才把于敏送进医院,立即开刀,而同学们又轮流在医院守护,才把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于敏说,他知道,这一切都是地下党从中组织的。没有共产党,也就没有于敏的生命。


但是,干敏说,要申请加人中国共产党,必须自己觉得思想体系真正达到了党章的要求。如果觉得对自己将要说的话还没有理解,还不能做到,那么在话还没有出口之前,先会浑身冒汗。他说的“浑身冒汗”,并不是一种形容,而是实实在在的一种生理与心理现象。这是一种毕生忠实于真理、忠实于科学的人所特具的品质。难怪邓稼先要说:即使在于敏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员时,他的言行都已经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


这便是于敏的风骨。他无论作为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一个杰出的科学家,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都足以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L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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