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天了！中医属于理论医学，西医属于经验医学，海外中医出语惊人

吴侃阳

看病都喜欢找老中医，“老”意味着经验丰富。这么多年来，中医头上有意无意地戴着一顶“经验医学”的帽子。自然而然，西医被认定是“理论医学”。从字面上理解，经验医学要比理论医学差一点，低一些，照此推断，中医也就会比西医逊色。

医学固有的“经验”还是“理论”分类，经不起海外中医吴侃阳的推敲，他专为本号发来万字长文，得到逆天的、完全反转的结论：西医属于经验医学，中医属于理论医学。尚且不论，经验是否落后，理论是否先进，而是言之有理、言之有据。在吴侃阳先生看来，中医贴上理论医学的标签，为的是挖掘中医学说中难以估量的学术价值。点开长文需谨慎，你会重新发现中医之美！

在人们的印象中，中医临床治病应该找“老中医”比较好一些，因为老中医的经验足，比较容易见到疗效。有鉴于此，人们常常错以为中医临床诊治疾病的过程基本上只是凭借着中医师个人经验的发挥，具有很强的个体差异；因而许多人会觉得中医临床的这种诊治规律不可靠，也不科学，并由此而认定中医为经验医学。

对于这个问题，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贾谦先生（已故）曾经在《中医战略》一书中，依据中西医的临床特点，逆其论而大胆地将中医学说界定为“理论医学”，反而将西医学说界定为“经验医学”，笔者十分赞同这种说法。

首先，我们应该明确医学体系的这种属性的学术界定。不可否认，中西医都存在自己的学术理论和临床经验，但作为一门医学学科，医学体系的属性不应该仅仅只是依据临床医生个人的医学素养而论，其临床整体运作方式纔是最重要的界定指标。

所谓“经验医学”的属性。所谓经验，是指“感性经验和感觉经验”，也指“理性认识或经过经过实践反复检验过的科学结论”。很显然，经验的属性很适合界定医者个人学识的累积；而经验医学的学术规律仅仅只是依据该医学（一般来说并非医者个人）所得出的经验来实施自己的基本医学职能。所以作为医学来说，这种实验室所研究出来的感性经验就有其不足之处，因为只要缺乏“科学结论”，该体系医者就无法面对临床上所出现的“新型疾病”；譬如在SARS病暴发流行初期，西医临床就曾经明显地显现出这种现象。

所谓“理论医学”的属性。所谓理论，是指“对自然界、人类社会的系统化的见解和主张。正确的理论，是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它来源于社会实践，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感性认识飞跃到理性认识的结果；它经过了实践的检验和证明，是在从错误的理论斗争中发展的；它的重要意义在于能够指导人们的社会实践作用。”很显然，传统中医学说正是这样，其既源于感性认知的飞跃而升华，也经过几千年的临床检验和证明，更重要的是中医药疗法的临床施用必须依据传统中医学术理论的指导才能显现出其显著的临床效应。

经验VS理论，学术规律说了算

事实上，我们只须将中西医的临床运作模式稍作分析就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到底是哪种医学属于经验医学的运作模式、哪种医学属于理论医学的运作模式。

显而易见，中医师临床治病，其所依据的、主要只是中医学说的各种基础理论；而医生的个人经验，也只是属于如何准确地运用中医基础理论来指导临床治疗、以达到“药证相符”的最好疗效而已。

西医临床则不一样，临床医生所依据的、只是实验室所研究出来的成果；说得明白一点，这种“成果”就是通过实验室研究所得出的对于疾病的认识，其中包括疾病的诊断依据及其治疗方法。西医学说的这种学术规律，决定着临床医生的临床经验对于临床疗效并不具备决定性的作用。

由此可知，西医师临床诊治疾病所依据的只是基础医学在实验室研究中所获取的经验，没有实验室研究出来的经验，西医临床医生则无从治病。而中医师临床诊治疾病所依据的则是中医学说“整体观念”、“辨证论治”等学术理论，中医师通过“望、闻、问、切”“四诊”收集到患者的病态体征之后，再依据中医的“辨证论治”等学术理论进行诊断与治疗。所以不论患者所患何病，只要出现临床病症，中医临床都能够依据自己的基础理论进行相对应的有效调节。

因此，西医临床所依据的是经验，是实验室研究出来的经验总结，西医的学术理论基本上只存在于其基础研究之中，应该称西医为临床经验医学；而中医临床所依据的是中医的学术理论，依据中医的基础理论就能够面对临床上所有具有病态体征的疾病（而不论该疾病是否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因而笔者认为中医学说才能称之为临床理论医学。这种学术归属结论所依据的，应该是中西医学说各自的学术规律结构。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只要是临床上出现前所未有的所谓“新型疾病”，由于当时缺乏实验室所研究出来的学术经验，西医临床医生根本就无法依据西医的学术理论来认识疾病，因而也就无从着手治疗。而恰恰相反，面对所有中医学术理论所认定的疾病（包括所谓的疑难杂症与新型疾病），依据中医的临床诊治特点—“辨证论治”，中医师都能够综合患者的临床病态体征而进行有效的诊断与治疗。

上述中西医临床诊治规律，人们应该已经从SARS病的发生与诊治过程中观察到、并已得出客观的学术结论。人们不会忘记，面对SARS病的突然出现，西医临床当时显得十分慌乱，完全不知道该病的致病原理以及应该如何进行诊治。

笔者以为，出现这种慌乱状况的原因在于，这是一种突发性的传染性疾病；由于不明病因，也没来得及找到相应的致病病原体，因而西医临床无法进行正确的诊断与有效的治疗。由此可以认为，西医临床面对任何新的疾病时，由于缺少足够的实验室研究所得出来的学术认知与治疗经验，根本就无法进行相关的临床有效治疗。

然而当时的客观临床事实是，在西医实验室还没有找出致病的轮状病毒之时，中医就已经能够依据温病学说的学术理论采用相应的治疗而取得较好的疗效。已故的邓铁涛教授为首的团队依据许多有效临床案例清楚地显示，中医临床完全能够运用中医温病学术理论治愈SARS病、以及对抗该病的流行与传播。

当然，中医师个人对于温病学说的领悟如何、其运用中医学术理念治疗瘟病的经验如何等问题，应该属于中医师个人的专业素养问题，根本就不应该片面地据此而将中医视作经验医学。也就是说，是否富含临床经验的中医师个人专业素质问题不能作为否定中医作为“理论医学”的依据。

经验医学这顶帽子，戴在西医头上倒是蛮合适的

我们知道，经验医学这顶大帽子是科学主义者们送给中医戴的，但中医戴着显然不太适合，因为传统中医师治病所依据的不是那种在临床上无法变通的实验室经验，而是在中医学说学术理论的指导下所进行的“辨证论治”。

笔者以为，将经验医学这顶帽子戴在西医头上倒是蛮合适的，因为西医临床医生治病所依据的，只能是通过实验室研究所得出来的经验，这种经验被规范为西医临床的诊治规律，即以检验数据为主要诊断依据，以纠正不正常的检验数据为治疗目的。由于西医临床无法凭借西医的学术理论来指导临床治病，因而在离开这种规范性诊治经验的情况之下，临床医生根本就无法有所作为。

事实也的确如此，对于西医临床医生来说，如若没有基础医学的实验室研究成果，可以说是举步维艰。无论是治疗流行性疾病，还是治疗机体各系统自身的疾病，西医临床都必须仰赖于实验室的研究结论；也只有通过实验室研究之后得出合理的病理认知、并制定出相应的诊断治疗方案，临床医生才能有所作为。基于此因，实验室研究对于西医临床来说无异于老者的拐杖，没有了这个拐杖，临床医生也就无法行走。

如前所述，所谓经验是指感性经验或感觉经验，也有指理性认识或经过实践反复检验过的科学结论，西医理论基础，是建立在解剖学的感性认知与实验室的反复试验之后所得出的结论；而西医临床治病，主要是依赖于实验室所研究出来的经验，因而西医临床学术结构的模式比较适合经验医学的特性。

显然，实验室研究以及生化技术的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没有显微设施，就无法了解细胞等各种微细组织的结构及其特性；缺乏相关的生化实验设施，分子生物一类的研究也就无法进行。由于科技发展的限制，从希波克拉底推崇“平衡医学”开始，到公元2世纪盖伦将西医学术思维转型，整整耗时将近二百多年。由于当时的科学技术得到一定的发展，盖伦才得以创立解剖学、生理学、胚胎学，将西方医学改建在解剖动物、开创生理学实验等基础上。而今，伴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西医可以向更微观的境界迈入更深。

由于中医学说的学术结构并不受制于科技的发展，因而发展较快。东汉末年所出现的《伤寒论》就是中医学说成功地运用“辨证论治”学术指导理论的第一部专著，奠定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学术基础。因而也可以说在张仲景时期，中医学说就已经发展成熟为“理法方药”俱全的整体医学体系。而这个时期，也正好处于西方医学的希波克拉底“平衡医学”时代。

从上述中西医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出于实质思维概念的需求，西医的任何进步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发展。在盖伦以后的年代里，由于当时科技的进步还十分有限，从而使得西医的学术发展有着一定的局限性。在现代社会中，正是由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西医的进步才得以提速。

但不可否认的是即使到今天，现代医学还是不能称之为成熟医学，因为它依然还存在着许多难以解决的难题。譬如，西医目前还有着无数的疾病得不到合理的病理分析结论，还存在着其现存疗法无法治愈的许多疑难杂症和绝症，其临床治疗甚至还在继续不断地衍生出许多新的医源性疾病和药源性疾病，西药对于环境的污染严重改变着生态环境……，如此等等。

这些难题的出现当然必须归咎于西医的学术结构。我们知道，显微镜与化学方法开拓了西方医学的视野，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飞跃，西医逐渐走入了“微观”研究的道路，而且正在迅速进入21世纪生物遗传基因与干细胞移植等研究的时代。从人体解剖－显微镜检－生物化学等研究发展中，西医学说迅速地发展成为以实质概念为主体的微观医学。

不过，由于还原论学术范畴之内的西医思维缺乏整体概念，过分地强调局部微观世界的研究，因而必然会堕入牛角尖里而难以自拔。我们知道，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各个器官组织之间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只强调局部与微观而忽视宏观整体的学术理念属于形而上学的观念；作为临床医学，囿于这种学术理念是非常可悲的。幸喜目前西医学术界有人提出系统生物学理论，并开始着手研究机体器官组织以及微观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试图扭转原先那种错误的研究方向，从而给西医学说的发展带来新的生机。

正如前述，由于西医的学术指导思维依然属于实质理念，因而它的整体思维也必然落后于疾病的发生；也就是说，西医对抗任何新型疾病的临床诊治，都必须在该疾病发生之后，经过实验室研究而得出合理的经验结论，而不可能依据现有的西医学术理论加以诠释与控制。事实也的确如此，虽然西医也有着自己的学术理论，但许多理论并不一定能够指导临床治疗，更无法直接用来应付许多新出现的感染性疾病。

临床显示，面对突然出现的高传染性的SARS病，由于此前没有这种疾病的任何数据，因而不得不重新按照西医的学术规范来找寻疾病的致病源；当好不容易确定病原体为新变异的轮状病毒时，由于缺乏恰当的抗病毒药物，不但其治疗效果有限，而且还使得几乎所有的患者留有股骨头坏死、肺部出现空洞等后遗症。

对于许多新出现的疾病，由于缺乏学术理论的指导，又不具备现成的诊治经验，因而西医临床常常会出现手足无措的现象。然而，针对感染SARS病之后机体所出现的临床体征，中医能够将其归类为温病，并依据温病学说的学术理论进行“辨证论治”，采用“卫气营血辨证”或“三焦辨证”等诊治原理而取得显著的临床疗效；而且，采用中医药疗法痊愈的患者都不会留下相关的后遗症。

上述中西医对待新出现疾病的学术规律可以清楚地显示出，西医临床所依赖的是实验室所研究出来的经验，而中医临床所依赖的只是中医的各种基础学术理论。

事实上，西医临床并非面对新出现的疾病如此，面对所有的疾病都是如此。面对疾病，临床医生必须查看各种相关检验报告以确诊疾病，再依据实验室所研究出来的各种药物资料来选定专用药物、及其剂量。所以，临床医生面对患者，只要是存在着实验室研究有效结论的疾病，都能够按图索骥、照章处理；而对于患者来说，接受这种局部对抗疗法治疗，有效就有效，无效也就别无他法。

中医临床绝非如此，当医者发现治疗无效或疗效未如预期之时，常常会重新考虑自己是否在运用中医理论的诊治过程中出现偏差，是否存在辨证不准确的问题，是否存在药不对证的问题等等。于是，传统中医师一定会依据中医的基础理论重新审视自己先前的诊治结论，藉以归纳出更为合适的理法方药继续进行治疗。

当然，对于那些没按照实验室研究出来的病理规律所出现的疾病，西医的临床医生也只能望而兴叹；即使是面对所谓的“亚健康状态”，虽然患者有着诸多的不适感受，只是由于临床检验报告所显示的数据属于正常范围之内，西医的学术思维就不会认为患者处于生病状态，其临床医生也只能表示爱莫能助；更离谱的是某些个别西医医生甚至还会错误地认定患者罹患忧郁症，要求患者吃抗忧郁症的药物，甚至还建议患者去求助精神病科。

中医关于生病的概念为“有症即为病”，只要患者出现不适体征，中医临床就能够依据所出现的症状进行“辨证论治”而使得病态体征消失。事实上，生病就是生病，健康就是没有生病，哪里还存在什么“亚健康状态”呢？人们拟定这种好笑的名称，无非就是为了掩饰西医对于患者这种状态的无奈。

我们知道，庞大的基础医学所研究的范围是比较广泛的，只要是临床医学所反映的任何信息都会刺激基础医学进行研究。但是不可忽视的是，这种研究应该是永远属于被动的，因为它需要通过实验室研究累积到一定的经验结论之后才能认识疾病。囿于西医的学术思维规律，这种实验室研究必须在疾病发生之后才能开始进行，只能在病原体发生变异而造成一定程度的伤害之后才能开始进行，因而它在临床上必然存在着慢半拍的现象。

而且，这种实验室研究过程必须进行病原体探讨，必须进行动物实验，还必须通过人体的多期试验方可完成；即使这样，也仍然存在着在药物使用过程中由于毒性过大而使得药品不断下架的问题，也仍然存在着由于发现药品对于人体的长期毒副作用而遭到禁用的问题。显然，短期药物实验所累积起来的经验根本就不足以防范西药对于人体的伤害，因而能够“长治久安”的西药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事实上，西医临床的格局就是所有的诊治过程都必须经过基础医学设计定型，临床医生只能够照章办事，并没有多少回旋的余地；而临床医生也只能等待着基础医学的实验经验，就像许多迷信西医疗法的外伤性截瘫症患者苦苦等待基因疗法、干细胞疗法的帮助一样，缺乏实验室研究经验与结论的临床医生是无法进行有效治疗的。

此外我们还可以想一想，许多西医业者对于中医的学术思维不屑一顾，却又特别钟情于中医的临床疗法，这是为什么呢？很显然，正是由于西医实验室研究所得出的经验不敷临床，从而常常使得临床医生捉襟见肘；而且在这些临床医生的心目中并不否定中医疗效的显著性，故而他们会试图通过中医疗法来获取临床疗效。

不过，这些西医临床医生在运用中医疗法时，一般都不懂得“辨证论治”，而只是将其当作实验室研究所得出的临床经验一样来参照使用而已。譬如龙胆泻肝丸。依据中医临床的诊治规律，龙胆泻肝丸只能适用于肝经实热证型，而该证型的确认必须遵循“四诊”、“八纲”理论的学术规律；但是许多西医生却只是将龙胆泻肝丸视作治疗高血压病的经验药方，也就是说，他们只是将龙胆泻肝丸与西医的降压药物等同看待，以为只要是高血压病就都可以适用。问题在于他们并不懂得“有是证，服是方”的中药使用规律，故而在临床上常常出现“药证相反”的中药中毒事故。

如若依据高血压病的临床体征，人们将其归类于中医“眩晕”、“头痛”等疾病。但中医理论认为，上述疾病除了有肝经实热证型之外，应该还有肝肾阴虚证型、阴阳两虚证型、肝阳上亢证型、风痰上扰证型等等；如若不能进行灵活的“辨证论治”，那么，归属于这几类证型的高血压患者就不可能得到有效的治疗。

所以说，如若将中医疗法也当作经验医学来应用，必然得不到预期的显著临床疗效。说得难听点就是这种用药只能是听天由命，如若碰上药证相符，即可立即见效；如若不然，不但毫无反应，甚至有可能还会出现毒副作用，这也是“中西医结合”医生临床使用中医疗法所经常碰到的问题之一。

我们知道，经验医学还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常常修改自己的经验。譬如许多血液检验数据的更改、对于血压正常值的认定等等，实验室研究的经验结论常常都是一改再改。而对于糖尿病的认识，流行的说法是机体体内胰岛素的相对或绝对不足以及靶组织细胞对胰岛素感性降低引起的糖、脂肪、蛋白质、水和电解质代谢的紊乱，以致出现慢性高血糖症，因而必须禁食。近期又有人质疑上述说法，认为由于机体常常处于血糖高状态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对于糖的吸收功能受限；然而机体整体却处在一种缺糖状态，因而不应该限制饮食。再如对于脑细胞的认知。人们都知道西医关于“脑细胞功能不可修复”的禁论，而无数的临床现实却迫使许多西医生开始怀疑这种结论的正确性。

面对新的发现，修改自己原有的经验认知，这种客观的学术态度是值得肯定的；但由此也可以证实西医作为经验医学所具备的客观学术规律。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西医能够与时俱进，不断地更改着自己原先的经验认知，这是现代科技实质思维学说最重要的特色；显然，隶属于还原论实质思维的所有学科都具备这一特色，如若不然就必定会落后于现代科技十分发达的时代进步。

中医的学术规律却不是这样，其学术结构及其思维理念决定着中医临床离不开中医基础理论的指导，因而无论何时何地，也无论面对何种疾病，都可以依据中医的学术理论来指导临床诊治过程，故而中医在没有“与时俱进”的前提之下，依然能够依据自己的学术理论履行自己的基本临床职能。

正因为基础医学通过实验室研究所设定的经验是已经设定好了的，医生诊治疾病只需要依据这种设定来处置临床疾病。曾经有人形容临床西医业者为药厂的推销员，这种说法虽然有些过于刻薄，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着西医学术结构的局限性。不过也正因为如此，西医才能够“复制”出大量的相同层次的临床医生来应付临床，这也是西医能够大幅度发展的专业优势。

离开中医学术理论的指导，就无法获取显著的临床疗效

显然，中医不具备西医专业那种传承优势，因为这种传承优势并不适用于中医专业。我们知道，中医临床诊治疾病讲究的是“整体观念”，这种整体状况的机体调节是通过对于机体整体的“病态证型”进行纠偏治疗而实现的，因而中医临床面对疾病时必须确定患者所患疾病的“病态证型”；而“病态证型”的确定又必须通过“四诊”、“八纲”的诊断程序。

所以说，中医师临床诊治疾病所依赖的，只能是运用中医“四诊”等基础理论来收集患者的临床病态体征，在此基础上再运用中医“辨证”等基础理论来进行病理归纳，以找出所患疾病的“病态证型”，这就是中医临床诊断的大致特点。在此诊断的基础上，再运用中医“辨证论治”（包括八纲辨证、病因辨证、气血津液辨证、脏腑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等等）等基础理论来设定适当的中医药疗法进行治疗。

由此可见，中医临床的所有治病过程都依据着中医学术理论进行指导，并非仅仅只是依据医者的临床经验而已。即使那些经验丰富的老中医师，他们对于疾病的主观认知，也必须是合理地运用中医基础学术理论的结果；离开中医学术理论的指导，他们无法获取显著的临床疗效。

当然，中医临床诊治疾病的独特方式需要中医师对于中医基础理论的领悟与运用，即使再好的学术理论，如若临床医生拿捏得不好也是枉然，因而中医师之间的个人学术修为在临床治病过程中处于相当重要的地位。由于西医通过实验室研究制定出一套检验数据的诊断标准和用药规律，临床医生只要照着这个经验结论做就行了，所以西医临床不会出现明显的医生个体学术素养差异问题。

我们知道，中医临床疗效取决于药证是否相符。在医生临症辨证准确的前提之下，当药物的使用恰好切中患者的“病态证型”时，其临床疗效必定特别显著；如若药不对证，基本上就看不到一点疗效；如若医生所使用的方药与患者的“病态证型”相反时，则有可能出现相应的毒副反应。当然，如若医者甚至连临床辨证都不能够做到准确的话，那就谈不上治病了。

笔者以为，中医的临床疗效基本上取决于两点：其一、辨证诊断的准确程度，其二、辨证论治的准确程度。而这两点能否准确均取决于中医师个人的学术水平与临床发挥。一般来说，中医基础理论比较扎实，临床变通比较灵活，临床经验比较丰富，医风医德比较高尚的中医师在这方面会做得相对好一些。年岁的差异不是决定的因素。

上述表明，西医临床疗效取决于实验室研究的经验，对于外伤性截瘫等一类疾病的治疗，临床医生根本就难有作为，只能期待着基因疗法、干细胞移植等实验室经验的突破，故而临床医生的个人作用起不了决定性因素。而中医临床疗效取决于临床医生运用中医学术理论的水平，因而在中医业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专业水平参差不齐现象；水平高者不但能够治疗多种疑难病症与绝症，而且临床疗效必然显著。

鉴于此因，人们常常愿意找寻比较有经验的老中医师治病。这种认知在华人群体比较普遍，而老美们并不懂得其中的奥妙，因为他们多半只会使用西医师的标准来看待中医临床，故而常常以为某些个别中医业者治病无效就代表整个中医学说疗效不彰。

客观来说，关于中医学说属于经验医学的评述是很不恰当的，应该只是人们错将中医师的个人临床经验与疗效当作中医临床诊治疾病的学术规律，因而会出现上述认知的错误。显然，中医师个人丰富的临床经验属于其能够准确地运用中医基础理论来指导临床治病的经验；也就是说，这种经验仅仅只是属于医者个人运用中医学术规律的经验，绝对不代表中医临床的学术规律属于依据经验进行诊治疾病并取得疗效的那种经验医学模式。

正是由于上述特色，中医专业无法像西医那样“复制”出许许多多同样水平的中医师，中医专业的传承注定比较适宜于采用师徒相授的方式而无法大量“复制”，以至于中医在合格业者的“复制”数量上会远远落后于西医专业。

师徒相授的作用有利于“复制”出善于运用中医学术理论的中医末学者，这些后来者能够较为全面地从师父的临床诊治过程中学会师父运用中医基础学术理论的技巧与经验。事实上，许多中国中医院校所“制造”出来的中医师并不具备传统中医师素质，有些人由于自己读不懂中医甚至还堕入到[废中医]论者的行列之中。

我们知道，理论医学的特点在于，面对所有的临床疾病，临床医生都能够运用自己的学术理论进行合理的病理诠释以及有效的临床治疗；事实表明上述这个特点，中医学说可以说完全具备。

依据上述学术规律，中医师临床只要能够准确地运用上述学术理论进行“辨证论治”，就能够较好地实施自己的基本医学职能，除非患者“病入膏肓”而无法进行调治。可以说，中医临床对于几乎所有的疾病都能依据“整体调节”、“辨证论治”等学术理论进行有效的治疗，基本上不存在所谓的“疑难杂症”与“绝症”概念，这就是中医作为理论医学的最佳注释。

当然，作为一门学科，西医有着自己的学术理论，也有着实现其医学基本职能的临床诊治规律；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目前阶段，还有着许许多多的临床疾病得不到其学术理论的诠释，其某些不当的治疗甚至还衍生出许许多多的医源性疾病与药源性疾病。然而更为重要的是，西医的许多学术理论根本无法指导临床医生面对所有的疾病，包括那些疑难杂症、绝症、以及所有新出现的疾病。不言而喻，西医的上述学术规律清楚地显示出其经验医学的学术特色。

综上所述，中医几乎所有的学术理念都与西医存在着天壤之别，依据学术理论指导临床治病是中医临床的最大特色，这种特色也决定着中医临床“理法方药”的运用为个案形式。中医临床诊治疾病的全过程就是严格贯穿上述学术理论的过程；几千年来，难以数计的临床案例均已证实，中医学说的基础理论完全能够指导中医临床取得显著的疗效。

正是由于中医学说上述的学术结构，才决定中医学说为以基础理论指导临床治疗的理论医学的学术特性；也正是由于中医学说完整的整体医学体系，才使得中医临床能够治疗有着临床病态体征显现的几乎所有的疾病；也正是中医学说理论医学的学术特性，才使得中医疗法能够长久地在临床上表现出自己显著的学术优势。

依据中医的学术理论，中医师完全能够面对几乎所有的临床疾病

临床医学属于应用医学，临床医生都是通过自己医学体系的理论、或者经验来实施临床医学职能的。一般来说，西医临床医生应用的是基础医学，通过实验室研究出来的各种诊断数据与规律、以及临床对抗疗法所需要的各种药物及其使用规范；而中医临床医生应用的则是中医药学的各种基础理论及其中医药疗法的使用规范。

当然，由于学术结构上的差异，中西医临床医生的专业水平也存在着不同的状况。一般来说，由于基础医学对于疾病的诊断及其治疗规范有着严格的标准，任何临床医生都必须严格遵照，因而医生之间专业水平的差别不会很大。但是中医临床则大部相同，由于临床治疗疾病的过程是如何准确地运用中医学术理论的过程，因而存在着中医基础理论是否扎实、临床变通是否灵活、治病经验是否丰富、以及临床医德是否高尚等问题；也就是说，由于存在着上述差异，中医临床医生之间的专业水平必然相差较大。

同时，由于临床指导思维与学术结构的原因，西医临床所应用的只能是基础医学，从实验室研究所得出来的经验，其中包括对于疾病的病理认知以及临床诊治方法。由于目前基础医学对于许多疾病的病理认知尚嫌不足，对于许多疾病还没有研究出有效的治疗方法，因而临床医生常常会感觉到捉襟见肘，面对许多“绝症”与“疑难杂症”而感到束手无策。

而中医临床所应用的是中医的基础学术理论，这些理论源于临床经验的总结，又能够指导几乎所有的临床诊治过程。在中医基础理论的指导之下，中医师完全能够依据中医的学术理论来面对几乎所有的临床疾病。也就是说，无论是治疗常见疾病，还是治疗所谓的疑难杂症、绝症，甚至是治疗从未出现过的各类新型疾病，中医临床都能够自如地运用自己的学术理论来实施自己的医学职能。

所以说，西医的临床疗效取决于实验室所研究出来的经验与结论，这类成果具有相关的数据规范，成为西医临床医生所必须遵循的治病规则。而中医的学术优势则源于中医的整体学术思维理论体系。中医师个人临床经验，体现着中医临床治病以中医基础理论为指导的学术规律。

上述学术规律清楚地向世人揭示着一个重要的事实：即中医临床诊治疾病的规律是中医师运用中医的学术理论为指导所进行的，因而中医属于理论医学；而西医临床诊治疾病的规律是西医师遵循基础医药学研究所得出来的经验进行的，因而西医属于经验医学。

在中医临床诊治疾病的过程中，每一个案例都是传统中医师在中医学术理论的指导下进行运作的，因而面对临床上的所有疾病（其中包括疑难杂症、绝症、以及所有的新型疾病），临床中医师都必须依据中医的诊治规律进行相关的治疗，中医临床的这种诊治疾病规律充分地显示出中医属于理论医学的学术特性。

而西医临床诊治疾病所依据的，则是实验室研究所得出来的经验，这种经验包括着对于疾病的病理研究、疾病诊断的统一标准、以及治疗药物的用量规范等等。显然，如若离开实验室研究，西医临床医生则无法依据西医理论进行治病；西医临床的这种诊治疾病规律也充分地显示出西医属于经验医学的学术特性。

此外，基础医学探究问题的方向常常只是着眼于局部的微细组织，虽然其临床的针对性较强，但由此却会导致机体的其它器官组织结构与功能出现相应的伤害。同时，专用药物的滥用也常常会伤害到机体的相关器官组织，因而会导致大量的医源性疾病与药源性疾病的产生。

中医学说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其“以道驭术”的理论医学学术思维与临床运作模式等方面。面对所有疾病，中医能够化繁为简，将几乎所有的疾病都归纳在机体整体的“病态证型”加以纠偏。而且，理论医学的特色还在于以不变应万变，不需要穷于应付病原体的变异，其临床治疗也不会催生病原体的不断变异；无论是面对常见疾病，还是疑难杂症与绝症，乃至从未见过的新型疾病，中医临床都能够依据自己的学术理论从容处之。故在中医临床不需要庞大的医疗设施，不需要众多的基础医学研究人员，只需要临床医生能够认真而准确地遵循中医的基础理论诊治疾病就行了。

总之，依据中西医各自的学术结构，中西医在临床上的运作形式完全不同，对于上述学术规律，如若不是人们刻意地攻讦中医学说的话，笔者的确没有想到需要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与对比。不过通过如此客观地分析对比，使得笔者对于中西医学说各自不同的学术特色有着进一步的认知，认识到中西医学术结构上所存在的本质差异，也认识到中医百余年来历尽摧残而不衰之缘由，更认识到中医整体论的学术思维具有超越时代之意识。笔者甚至可以自豪地说，中医学说的学术价值是难以估量的，在古代社会如此，在现代社会亦如此，在未来世界必定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