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板桥艺术之“三真”

文/刘方明

　　清代康、雍、乾前后一百年间，活跃在扬州书画圈的“扬州八怪”推陈出新，自立门户。他们在艺术创作上师法自然、直抒性情；在书画风格上，率性写意、各显特色；在表现手法上，追求诗、书、画、印的有机结合、浑然天成。他们突破藩篱，勇于创新，为中国书画史增添了重要篇章。郑板桥作为这个群体的代表人物，“诗、书、画三绝”，而“三绝之中有三真，曰真气，曰真意，曰真趣”（清张继屏《松轩随笔》）。此“三真”不仅是郑板桥艺术创作所悟之真谛，亦是后人品评诗词、书画、印章优劣的准则。笔者以为，“三真”应该是郑板桥艺术生涯真正一以贯之的精神血脉。

一

真气

一枝一叶总关情

　　

郑燮（1693—1765）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少孤贫，天资奇纵，超越流辈。18岁客居扬州，24岁应科举考中康熙秀才，40岁中雍正举人，44岁中乾隆进士，居京等候补缺。50岁时赴任山东范县（现属河南）县令，后又任潍县知县。为官12年间，爱民如子，清正廉洁，口碑甚好。61岁“乌纱掷去不为官”，居扬州以卖画为生。

　　中国传统意义上的贤士皆尊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修身之道。郑板桥亦不例外。乾隆十二年（1747），正值潍县闹灾荒，身为山东潍县县令的郑板桥在接待查访大员御史中丞包括时奉上一幅自作的《墨竹图》。画面上画三竿瘦竹在风中摇曳，落款三行：“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从画竹、写竹到“听竹”，表达了画家体恤黎民百姓疾苦的爱民情怀。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七品官耳”（郑板桥的常用印），郑板桥能如此体恤民情、敢于用自己的画作来传达民声，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这也与他“开仓赈贷”和“尽封积粟之家，责其平粜”的行为相一致。正是这种行为让其上司大为不悦，但这同时也让郑板桥获得了平民百姓的深深拥戴。乾隆十八年(1753）春，郑板桥去官之日，“百姓遮道挽留，家家画像以祀”。由此说来，郑板桥的12年官场经历是有失也有得的。

　　郑板桥艺术创作的可贵之处在于真诚。他在一幅《兰竹石图》上题款：“凡吾画兰、画竹、画石，用以慰天下之劳人，非以供天下之安享人也。”可见，他同劳动人民间的深厚感情。

　　郑板桥晚年钟情于平民化的普通生活，其书画、诗文创作也以百姓喜闻乐见的题材为主。他在《潍县署中与舍弟书》中写道：“写字作画是雅事，亦是俗事。大丈夫不能立功天地，字养生民，而以区区笔墨供人玩好，非俗事而何？”郑板桥中进士之前可谓凄惨不堪，去官后靠写字作画为生，过得也是穷困不已，称得上是“退隐高士”。那么高士画什么呢？梅、兰、竹、菊自古以来就被文人当作“四君子”。郑板桥情结于画竹，兼画兰、梅、菊、石，绘画题材的选择也很符合他的性格。

　　创新是艺术发展的目标。郑板桥颇具创新意识，曾言：“石涛善画，盖有万种，兰竹其余事也。板桥专画兰竹，五十余年不画他物，彼务博，吾务专，安见专之不如博乎？……八大只是八大，板桥亦只是板桥，吾不能从石公矣！”石涛为“扬州八怪”创新理论的奠基人，其《苦瓜和尚画语录》提出的“笔墨当随时代”“我之为我，自有我在”“无法之法，乃为至法”等画论无不是在强调创新。郑板桥敬佩这位德高望重的前辈大家，但他不师其画，敢于追求自我特色。可见，独辟蹊径才是郑板桥的终极目标。

　　郑板桥是一个书画家，更是一个思想家。他说：“理必归于圣贤，文必切于日用。”他的书画创作及诗文撰写旨在“端人品、厉风教”。从其画作上的题款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一位书画家的真情——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且文字雅俗兼之，平中见奇，有些甚至达到了平民白话的程度。如“吃亏是福”“歌吹古扬州”等，特别是“难得糊涂”（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转入糊涂更难。放一着，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更是脍炙人口。这些朗朗上口的语句，尽管那些达官贵人不屑一顾，但人民大众却是乐于接受的。郑板桥才华出众，文字功底相当深厚。但他不循八股文之辙，不作佶屈聱牙之文，而是直抒性情。文为天地心，由此可见。只有强调艺术作品的社会作用，其影响才能经久不衰。这就是郑板桥美学思想的进步性所在。

二

真意

无古无今之画

　　郑板桥的艺术特色在于创新，这是他终身为之奋斗的事业。他在《兰竹石图》中题“掀天揭地之文，震电惊雷之字，呵神骂鬼之谈，无古无今之画”，目的就是要在自己的艺术上干一番“自立门户”的大事业。

　　“凡吾画竹，无所师承，多得于纸窗、粉壁、日光、月影中耳。”郑板桥这段题款表明了郑竹的蓝本是源于生活的，不受任何前人法度所囿。诸如此类还有“古今作画本来难，势要匆忙气要闲。着意临摹全不是，会心只在有无间”“不泥古法，不执己见，唯在活而已矣”“十分学七要抛三，各有灵苗各自探”等，都是在强调不拘一格、锐意创新。

　　郑板桥画竹的特点是“瘦竿肥叶”。历代画竹者众多，郑竹不作雷同，自成家法；就是与同为“扬州八怪”中以画“风竹”而名世的李方膺比较，也同中有异。所谓“同”，指的是想法暗合。李说：“画史从来不画风，我于难处夺天工。”郑说：“学者当自树其帜……切不可趋风气……”所谓“异”，指的是绘画的技法。李竹是率性涂鸦，郑竹是逸笔雅姿，二者面貌迥然不同。

　　郑竹中的“瘦竿”得力于书法线条的妙用，细而挺劲，富有金石味。“肥叶”以浓墨一气呵成，气韵生动。“要知画法通书法，兰竹如同草隶然。”（郑板桥语）“扬州八怪”中，数郑板桥与黄慎二人的画与书结合得最好，大有浑然天成之态。郑板桥善于画减法的竹，“一两三枝竹竿，四五六片竹叶。自然淡淡疏疏，何必重重叠叠”（《题画竹记》）是其作画的真实写照。他还在题《一竿两叶图》中道：“再减减不去，欲添添不能，酷似霜雪中一把剪刀，剪出春风万里。只此二叶，已具天地间一片太和景象也。”这幅画也确实是郑板桥最简的一幅了，可题款中的意境却是够大的。郑板桥的作品一般画简则款富，长篇款字较多，最多的有百字以上。其作用有二：一为丰满画面，二为展示内蕴。故其画能让观者百读不厌，意犹未尽。长题是需要多种修养的，非一般平庸画家能为。这一点也为今天对郑画的真伪鉴定提供了方便。

　　“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这是郑板桥写给他的学生韩镐的联句。相传，韩镐非常好学，有一次向先生请教为文之道。郑板桥以“二月花”比拟新颖独特、与众不同，又以“三秋树”喻指遣词造句务求精简练达。文学创作理念一定会影响书、画、印的创作。古往今来的大画家中，有许多还是诗人、书法家、篆刻家，综合素质对作品的完美程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郑板桥四者兼之，且各有建树。除了诗文与绘画外，他自创的“六分半书”和“乱石铺街”的章法是中国书法史上的奇葩；他的篆刻之名在当时与“浙派”扛鼎人物丁敬、金农等齐名，同被列入“乾嘉七子”。

　　十多年前，启功先生曾在“中国文化名人扬州行”的讲座中讲道：“清代，是中华文化发展到一个集大成的时段。研究清史，不能不提到扬州、扬州八怪、郑板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郑板桥是一个仅以画竹、兰、石为主的画家，他的地位该如何确定？为什么时至今日，他仍然还有如此大的影响？确实，看郑画，难比同为“扬州八怪”之一的金农；观书法，也难与其同时代的名家王铎、邓石如等相比。但读郑诗，却让我们从字里行间感悟到一个“真”字。那种挚情涌现的真率，表达的是完美的“人民性”及“独特性”。从画面上看，兰、竹、石加上“六分半书”和适宜的印章仅文人画而已；而读读情真意切的文字内容，再看画面，就会觉得境界迥然不同了。这就是郑板桥有别于前人创作的成功之处。他主观而为的美学动机和“三真”美学思想是对历史的贡献。郑板桥之后，吴昌硕、齐白石继承了此种创作方法。而民国以后，能画者未必能书法、能写诗、能篆刻，美术教育也不提倡，实是不妥。当今，我们倡导“文化复兴”，绝不该是一句喊在嘴上的口号，而是要付诸行动。否则，我们这一辈人将愧对历史。

三

真趣

各有灵苗各自探

　　郑板桥十分钟爱平民生活，也善于发现生活中的趣闻逸事。

　　关于“六分半书”的由来，民间还有一段传说。郑板桥人近中年，其书法还不能成自家面目，很是着急。他不仅白天提笔揣摩，连晚上躺在被子里也用手指在比画。一天，他的手指无意中画到夫人的后背上，引来夫人的嗔怪：“你有你的体，我有我的体，为什么窜到我体上来？”“窜体”！夫人的一句话提醒了郑板桥。将真、草、隶、篆诸体窜合到一起，不就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创新吗？！郑板桥由此开始悟到以隶体为主的创新书体。

　　郑板桥在58岁时作自序，有“善书法，自号六分半书”的自评。这一书体的出现丰富了中国书法的表现形式。《清史列传》对郑板桥评定：“书画有真趣，少工楷书，晚杂篆隶，间以画法。”清人郑方坤在《郑燮小传》中称其“雅善书法，真行俱带篆籀意，如雪柏风松，挺然而秀出风尘之表”。查礼的《铜鼓书堂遗稿》赞之曰：“板桥工书，行楷中笔多隶法，意之所之，随笔挥洒，遒劲古拙，另具高致。”金农的《冬心先生画竹题记》说：“兴化郑进士板桥风流雅谑，极有书名，狂草古籀，一字一笔，兼众妙之长。”从这四则评述中可见郑板桥“六分半书”的影响。

　　当今学“六分半书”的人很多，可敬者是伟人毛泽东。1949年春，毛泽东住到北京西郊，看到郑板桥的书法极为欣赏并作认真研究。不久，他在给宋庆龄的书信中书风为之一变。毛泽东书写的“为人民服务”“人民日报”等在结体与章法上均有“乱石铺街”之势，在运笔与情趣上更有“六分半书”的神韵。

　　篆刻是一门既可独立，也可与书画相得益彰的艺术，其在作品的章法上起着点睛或完善结构的作用。在郑板桥所处的时期，篆刻还归属在书法中，故后人评郑板桥只有“诗、书、画三绝”。篆刻艺术，方寸天地，变化无穷，郑板桥深谙此道。他初学明代文彭、何震，自成面目，印风平正中见奇特、古朴中见秀逸。清代中叶兴起用石治印，一时印派群起。文人画家们将自己喜好的经典内容刻成形状各异的闲章，钤盖在书画上，或作起首或作压脚。郑板桥自用的闲章很多，可归纳为三类：其一，显示性情，如“直心道场”“书画得心情”“青藤门下牛马走”“痴绝”“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海阔天空”；其二，表达志向抱负，如“恨不得填漫了普天饥债”“歌吹古扬州”“借书传画”“富贵非吾愿”“诗绝字绝书绝”“老而作画”；其三，展示生活情趣，如“修竹吾庐”“麻丫头针线”“鸡犬图书共一船”“吃饭穿衣”“郑为东道主”。

　　郑板桥有一方常用印——“扬州兴化人”。据说此印并非他本人所刻，但这方印的内容却让身为扬州人的笔者颇为感动。郑板桥曾在扬州逗留过12处场所，由此产生的情愫感人至深。从其18岁承传父业在新集“江村塾馆”教几个小小蒙童开始，到成年后去天宁寺抄“四书”求功名，还有傍花村与饶五娘的一见如故，在朱草诗林与金农、丁敬、罗聘等的“就地论画”等，都给郑板桥留下了诸多回味。在郑板桥的情感世界里，扬州太重要了。也是扬州成全了这位貌不惊人、身材矮小、脸上还有天花瘢痕的穷酸画家，让他在这里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挚友，找到艺术发展目标并创造了自身的辉煌，最终成为一位享名古今中外的大家。

　　在郑板桥的绘画里，“趣”是一种境界。他的题跋内容贴切、亦庄亦谐、挥洒自然，书写时高低错落、前后呼应，可谓八面来风、风神独运，如看到芭蕉而怀友的“芭蕉叶叶为多情，一叶才舒一叶生。自是相思抽不尽，却教风雨怨秋声”；看到新竹旧竿便感发师生之谊的“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明年再有新生者，十丈龙孙绕凤池”；看到求画者众多，难以应对时，欣然写下“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书条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现银则心中喜乐，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为赖账。年老体倦，亦不能陪诸君子作无益语言也”。

　　正是郑板桥对艺术、对人生的挚情所致，在他的作品中，弥漫着无数“真趣”，进而广为流传。三百年间，有关郑板桥的传说流传不绝。笔者曾在一次研讨会中听闻，海内外各种有关郑板桥故事的书籍版本超百种，甚至有的情节都被神化了。佛家偈言：“万法皆空，唯有因果不空。”郑板桥以笔写心，贴近广大劳动人民，因而他的作品代代相传。正如俗谚所说：“金碑、银碑，难比老百姓的口碑。”

　　综上所述，郑板桥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画家、书法家、篆刻家，同时也是一位民本思想的实践者。真气（情)、真意、真趣圆融了他“诗、书、画三绝”的艺术特质。徐悲鸿先生在为郑板桥《兰竹图》所作的题跋中写道：“板桥先生为中国近三百年来最卓绝的人物之一，其思奇、文奇，书画尤奇。观其诗文及书画，不但想见高致，而其寓仁慈于奇妙，尤为古今天才之难得者。”这一题赞基本代表了近现代美术界、美术理论界对“傲世奇才”郑板桥在中国书画史上卓越地位的评价。

来源：《中国书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