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尧）~东夷（舜）~华夏（禹）~东夷（皋陶和伯益）轮流执政

在距今4000年前后是我国北方超大洪水多发时期，黄河、淮河、海河流域均出现了史前异常洪水事件。研究表明，此次异常洪水的出现与这一时期的降温事件有密切联系，气候变冷引发的相对湿度加大和降水量增多可能是造成大洪水的主要原因。《尧典》记载，汤汤洪水，浩浩滔天，肆虐二十余年，给百姓生命财产造成了严重损失。

夏部族以善于治水而闻名，于是帝尧听从四岳的建议命夏部落的首领鲧去治水，但鲧治水失败，九年无功，淹没了许多土地和人畜，造成了更大的水患，被帝舜视为“四罪”之一，放逐鲧至羽山（今山东郯城），鲧最后死在那里。

舜继任部落联盟首领后，改用鲧的儿子禹为司空，继续治水大业，获得成功。一般认为，鲧治水失败是因为他一味地壅堵洪水，而禹的成功则在于他采用了疏导的方法。这确实是禹治水成功的重要原因，但不是唯一的原因。大禹治水成功是多因一果：选择有效治水的方法和技术，总体上以疏川导滞为主基调，局部因地制宜，有疏有堵，设立分洪区，形成新的泄洪道，有效地控制了洪水泛滥成灾。建立合理的粮食分配机制，在大范围内调剂粮食余缺，保障分洪区生民的生活，解除其后顾之忧，调动了民众治水的积极性。广泛动员民众顾全大局，齐心协力，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彻底根治洪水之患。大禹精神是其治水成功的又一个关键因素，“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身执耒锸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可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大禹治水的范围涉及九州（兖州、冀州、青州、徐州、豫州、荆州、扬州、梁州、雍州），治水之后，九州方可安居，其功高五岳，德被四海，于是“禹锡玄圭，告厥成功”。玄圭是当时最重要的礼器之一，赐玄圭是君权神授的象征。赐禹玄圭，玄圭便成为大禹平治九州、四海会同、膺受天命的象征物，是夏代的核心礼器。史载“舜有子七人，不以其子为后，见禹之贤，而欲以为后”，帝舜想让禹继承帝位。

禹成为执政官后，部落联盟领袖的专制权力大大加强。由氏族民主过渡到个人专制，是当时阶层分化和斗争的需要，也是集中力量建设大型公共工程与大自然斗争的需要，是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为了进一步加强自己在治水过程中形成的权力，便到处巡行，对各地部落发号施令。禹在涂山召集各氏族部落首领集会，各部首领都带许多礼品来朝见他。禹在会稽大会诸侯并计算分配贡赋时，有个部落防风氏的首领因故迟到，而被禹下令处死。禹扩张的欲望也很强，趁“三苗”内乱之机，带领军队征伐南方的“三苗”部落，并在出征前发表了誓师词，表示要代表上天来惩罚“三苗”。经过鏖战，大败“三苗”，“三苗”逃入汉水、丹水上游的崇山峻岭中，有的到达了江南。大禹在治水以及军事、政治上的成功，使他逐渐由军事民主制下的部落联盟首长，演变为个人专断独裁的君王。

禹与皋陶同为尧舜的重臣，禹是夏族首领，皋陶则出于少皞之族，生于曲阜偃地，尧赐姓曰偃，是东夷首领。禹与皋陶和睦相处，禹也很欣赏皋陶。“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封皋陶之后于英、六，或在许。”在禹年迈时，他也按照禅让制的传统在部落联盟会议上推荐了东夷首领皋陶作继承人，可是不久皋陶死了。禹封皋陶之后于安徽六安及其以西之地，或许封在今河南许昌，后为有鬲氏。故史书说，有鬲是皋陶之后，偃姓之国，江淮之间、河南许昌、山东德州一带偃姓之国甚众。

《夏本纪·正义》引《帝王纪》曰：皋陶生于曲阜。曲阜偃地，故帝因之而以赐姓曰偃。尧禅舜，命之作士。舜禅禹，禹即帝位，以咎陶最贤，荐之于天，将有禅之意。未及禅，会皋陶卒。

大禹推荐皋陶为禹的嗣位者，是因为皋陶最有贤德，符合禅让制“尚贤”的原则。皋陶是辅佐大禹治水和征伐“三苗”的第一功臣。帝舜命皋陶“作士以理民”，任命皋陶为司法之官，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皋陶公正司法，刑教兼施，要求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使社会和谐，天下大治。

传说或史载：唐尧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民主议事，选贤任能，九族和睦，确定四季，不误农时，治理洪水，解民忧患，慎重施刑，以德治国，帝风端正，政风清廉，民风淳朴，禅让帝位，天下为公，圣人隐没，百姓悲痛，如丧考妣；虞舜完善律法，确立爵位，修正仪礼，体察民情，开诚议政，舜却苗民，更易其俗，明布政教，团结诸族，治理水患，安定国民，发展生产，开拓疆域，统一时序，制乐作典，五谷丰登，人民康乐；大禹明德有道，仁爱可亲，生活简朴，谨慎勤勉，以身作则，平治水土，分洲而治，设立贡赋，分封诸侯，颁布夏历，统一度量，重农兴工，建城立市，形成华夏。尧举舜，舜传禹，禹荐皋陶，皆与《唐虞之道》言禅让相符。

《唐虞之道》曰：唐虞之道，禅而不传。尧舜之王，利天下而弗利也。禅而不传，圣之盛也。利天下而弗利也，仁之至也。又言：禅也者，上德授贤之谓也。上德则天下有君而世明。授贤则民兴而教而化乎道。不禅而能化民者，自生民未之有也。

然而，为后世称颂不已的禅让制度，却因“皋陶卒，禹又授天下于益”，而令人疑窦丛生。《史记·夏本纪》记载：

（禹）封皋陶之后于英、六，或在许。而后举益，任之政，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

如若益缺少贤德，禹就违背了禅让制“尚”贤的原则，益真的不贤吗？

《史记·秦本纪》载：

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脩。女脩织，玄鸟陨卵，女脩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已成，帝锡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帝舜曰：“咨尔费，赞禹功，其赐尔皁游。尔後嗣将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费拜受，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

柏翳即伯益。远古人听见鸟儿鸣叫，就认为鸟儿是在叫自己的名字，做自我介绍，或者认为鸟儿是在给它眼中的人起名字，遂取与鸟叫相同的音为名，如“精卫”等。史书记载为“其鸣自訆”。《吕氏春秋●音初》记载这样一个故事：当殷契的母亲简狄还是姑娘的时候，上帝派一只燕子去看她，简狄十分见燕喜爱，后来燕子遗下卵就飞走了，从此不再回来。在这个记载中，说这只探望简狄的燕子发出“嗌嗌”之声，“嗌”与“益”在古代是通用的，秦人的祖先称为伯益，与燕鸣的声音“嗌嗌”有关系。而在古代我国东部地区的一些部落，正是把燕直呼为“益”或“乙”的。《说文》中有：“乙乙，玄鸟也，齐鲁之间谓之乙乙，取其名自呼。”从《左传》记载中，也可知以玄鸟为图腾的部落早期可能生活在山东半岛的齐鲁一带。秦的祖先由对玄鸟的崇拜而自称为“益”。

舜赐姓嬴氏。从伯益起直到秦国宗族始终自称姓“嬴”，但是否系帝舜所“赐”难下定论。有专家指出，“嬴”姓与秦人对玄鸟的图腾崇拜有关。玄鸟即为燕，燕、嬴实为同类双音，燕就是嬴，燕姓即为嬴姓。把祖先崇拜的图腾名称作为自己的姓，这是中国姓氏的重要来源之一。

大费与禹平治水土，功成，帝舜赐禹玄圭。禹对帝舜说平治水土之功，并非自己独有，大费亦有辅佐之功，暗示帝舜也应赏赐大费。于是，帝舜“赞禹功，其赐尔皁游”，说大费子孙后代将会繁盛。皁，皂。《索隐》：游音旒。谓赐以皁色旌旆之旒，色与玄玉色副，言其大功成也。《索隐》：出犹生也。言尔后嗣繁昌，将大生出子孙也。故左传亦云“晋公子姬出也”。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费辅佐帝舜调训鸟兽，鸟兽多驯服，有政绩，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

尧统治时，选贤任能，但并未分职，舜执政后，进一步设立管理部落联盟的官职，选任贤能之人如禹、弃、契、皋陶、益、垂等分职管理各项事务，舜对其三岁一考绩，考核三次后奖优罚劣，结果皋陶、弃、契、益、垂等都在各自官位上做出了成绩。

这表明伯益乃“贤”者，并非孟子云，“益之相禹也，年历少，施泽于民未久”，缺少贤德。

事实应该是，皋陶死后，禹又推荐了东夷族的伯益作自己的继承人。但禹私下里却又培植自己的儿子启，让启掌握很多权力，不给皋陶、伯益以实权，也不给他们树立威信的机会。禹死后，由于伯益既不掌握实权又没有威信，得不到各部族的拥护和支持，“朝觐颂狱者”都不去找伯益而去找启，民间歌谣也不赞颂伯益而赞颂启。部落领袖和民间都说：“启是帝禹的儿子，他才是我们的君主。”那个时代是诸侯承认天子，而不像西周是天子承认诸侯，启经过苦心经营，继承了禹的帝位，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王朝。

东夷族首领伯益本来是禹的继承人，现在王位被启所夺，便率领强大的东夷部队向启发动进攻，打败并俘虏了启。启逃出囚禁之地，重新组织军队，向伯益反攻，经过艰苦的战斗，终于打败了伯益，伯益被启抓获并处死，这就是古书上所记的“益干启位，启杀之。”这其中也可以看出伯益与启之异，伯益打败启的军队并俘获启，只是将启限制在一个有限的地方，并没有杀他，伯益对政敌还是很宽容的；而启则不同，打败并抓获伯益后，立即将伯益处死，说明启心狠手辣，善以铁腕处事。

这时夏部落在西方的同姓族邦有扈氏，觉得启继位违反了禅让传统，便起兵伐启。有扈氏活动于今陕西中部，力量较大。启的军队和有扈氏的军队在甘泽地方发生大战。启在战前发表了誓词《甘誓》，声讨有扈氏威侮天道、怠慢人事的罪行，表示自己要代表上天的意志去惩罚他们，鼓励自己的部属奋勇杀敌，不听命令的将士将受到惩罚。启与有扈氏两军相持了一年多的时间，最后启征服了有扈氏，“有扈氏为义而亡”。

启东平东夷，西平有扈，于是在钧台（今河南阳翟）大会诸侯，各地诸侯前来祝贺，表示拥戴他的统治，表明夏王朝的统治已经稳定。

假使益不贤，启有贤德，人心归附，禹完全可以任贤不避亲，荐启于天，使其合法即位，为何还要禅位于益，暗助启得天下？

这很可能是华夏与东夷集团轮流执政的制度安排，是长期以来人们美其名曰禅让的历史真实。上古时期，强大的炎黄部落联盟打败了东夷族首领蚩尤，东夷由轩辕黄帝的长子少昊管理。据少昊氏迁移与发展的考古学探索，少昊氏是史前东夷人的重要支系。考古发现的陶文和大墓证明，少昊氏不仅存在于大汶口文化时期，而且还延续到龙山文化时期，期间经历了不断迁移和发展的过程，其中大汶口晚期以苢县陵阳河一带为中心，到大汶口末期迁到五莲丹土一带，龙山早中期又迁到日照尧王城、两城等地，在滨海地带形成超大规模的中心，龙山中期之末迁到了临朐西朱封一带，到龙山晚期又迁到曲阜一带，期间经历了从古国到方国的社会转变，最后被东夷新崛起的皋陶、伯益等政权实体所取代。

史书上说皋陶和伯益是父子关系，不可信。但皋陶和伯益都是少皞之后，皋陶应该既是东夷集团首领，又是东夷集团之偃姓部族的首领，伯益也是少皞之后，嬴姓，皋陶去世后，伯益应为东夷集团首领，同时也是嬴姓部族首领。偃与嬴本是一字，因音转而为两字。两者同宗关系极为密切。

当时的所谓天下一统，实质是部族联盟，就好比多元投资主体的公司，其大股东是华夏与东夷集团，因此，为了保持部落联盟的团结、统一、稳定、发展，总裁便由大股东首领轮流坐庄。所谓的尚贤，主要看其部族的实力，据此衡量部族首领的统治能力。既然是轮流坐庄，禹荐天下于益就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只能暗中创造条件助启夺权。

故《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说：“禹爱益而任天下于益，已而以启人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故传天下于益，而势重尽在启也。已而启与友党攻益而夺天下，是禹名传天下于益，而实令启自取之也。此禹之不及尧、舜，明矣。”

“国之大事，在祀在戎”。若想成为天下共主，必须掌握神权、族权、政权。禹破坏禅让制、建立世袭制，应该早有所虑。《左传》宣公三年：“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禹启父子命令各氏族部落，将他们所崇拜祭祀的天体神灵与祖先神灵图像，连同他们族内所生产的青铜材料，一并贡纳上来。夏族用这些青铜材料铸成“九鼎”，还将各族神灵的图像铸在“九鼎”上。这实际是通过宗教手段独占各族的生产资料及各族沟通神灵的权力。禹启父子所为主要针对东夷有虞族。《墨子。耕柱》记载：“昔者夏后开，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是使翁难雉乙卜于白若之龟。曰：‘鼎成……以祭于昆吾之虚，上饗。’”蜚廉即费廉，是东夷族伯益的儿子；“翁”即伯益的“益”字之借；“难雉”即杀雉；“乙”通“以”。夏启铸九鼎时使东夷蜚廉折金于山川，又使东夷族伯益杀雉以衅龟而卜，表明夏族支配与控制着东夷集团的神权、族权。后来夏启又夺取了东夷有虞族的祭歌颂诗《韶》乐，并将其改造成《九（虬）歌》，即《夏歌》。东夷有虞族以凤鸟为图腾，中原夏族则以虬龙为图腾。

益最终被启所杀，除了益过于仁慈外，也与他没有实权，以及初掌东夷集团，麾下对其忠诚度不够有关，如此，伯益与启交战，伯益带领的所谓东夷部队，只能是嬴姓部族而已，或许有个别小部族参加，而最强大的偃姓部族或没有参加讨伐启的战役，或倒戈助启，这就注定了益失败的命运。这是因为禹推荐皋陶为禹的嗣位者，因为皋陶不久去世而未遂，但皋陶之族与禹及子启还是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而且这种密切关系一直延续至很长时间。有鬲氏是皋陶之后，偃姓之国。当后羿代夏，夏人面临覆灭之际，作为皋陶之后的有鬲氏鼎力相助，是少康复国的大功臣。

孙庆伟先生指出，尧、舜、禹和皋陶其实是来自华夏和东夷两大族群，他们之间的禅让其实是这两大族群的轮流执政，其顺序是：

华夏（尧）——东夷（舜）——华夏（禹）——东夷（皋陶和伯益）

因此，只有从华夏和东夷的轮流执政制度上考虑，才可以解释为什么禹先禅位于皋陶，在皋陶早卒后又要授天下于益。但这种君长制推选制度最终被启所破坏。

文献记载，东夷集团的先祖太昊、少昊、帝舜、后羿、皋陶、伯益等，都以太阳鸟为图腾。《大荒东经》言，有黑齿国，帝舜生黑齿；《大荒南经》言，羿杀凿齿于昆仑墟东。黑齿国即凿齿国。据考古资料可知，东夷集团在远古时代曾盛行拔牙习俗，考古工作者在大汶口文化墓葬中发现，当时普遍存在拔去上颌两颗侧门齿的现象，其拔牙率达到埋葬人数的64.4%。远古时期的昆仑墟是指泰山。羿为东夷集团中的有穷氏，其居住地为“穷石”。

儒家认为，圣人具有最高智慧、崇高人格和优秀的道德品质，能够把握事物的本质和成功的规律，洞悉世间一切现象的本来面目，极高明道中庸，无所不通，成己成物。尧、舜、禹乃圣人，宽仁恭俭，忠恕诚悫，仁德动天，无远弗届，其立人立国之思想，万世不易。孔子生活在诸侯纷争、杀伐四起、民生凋敝、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他推崇尧舜禹及其时代，把自己的价值理想对象化，目的用以增强儒家学说的权威性和说服力，更好地推行儒家的治世思想，匡正世风。孟子亦然，他否定“至于禹而德衰，不传于贤而传于子”，认为启得天下不是因为启是禹子，而是因为启比益更“贤”，具有合法性，这其实是孟子试图用“尚贤”思想影响社会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