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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有言曰：“涤除玄鉴”，“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 由此达“致虚极，守静笃” 之境。进而在虚极而静笃的状态下，观“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道德经·（16）》）。从而明了大自然万物之本体‘道’之存在及其功能‘德’。这是老子修道、知道而得道的根本途径和方法。 对居于不同社会地位的人，老子提出了不同的道德修养要求。对于王者、国君而言，老子的要求是：“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婴儿乎？涤除玄鉴，能无疵乎？爱民治国，能无为乎？天门开阖，能为雌<注：守静>乎？明白四达，能无知乎？”（《道德经·（10）》）。此乃后人所说‘内圣外王’之心法。  对于士来说，老子曰：“治人事天莫若啬。夫唯啬，是谓早服。早服谓之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这段话，《韩非子·解老》作了很好的解读。他说“圣人之用神也静，静则少费，少费谓之啬”。“夫能啬者，是从于道服于理也。”而“身以积精为德”。“思虚静故德不去，孔窍虚则和气日久。……夫能令故德不去，新气日至者，早服者也。”“圣人宝爱其神则精盛”，故“治身外而不能乱其精神。”这里韩非子提出了一个新概念：理、道之理，即道理。此理似远胜于宋代理学家的天理（更合乎自然之理）。 应该指出，先秦道家之“长生久视”，意谓高质量地尽其天年，而非后世道教之“长生不老，羽化登仙”。这一点庄子说的很透彻。《庄子·大宗师》曰：“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死。” 故修道而得道之士当“以无为首，以生为脊，以死为尻”<注：本意为尾骶骨，在此作臀解>。庄子称之谓齐生死。故当其生也，应当像“鱼相忘于江湖”那样“相造（适）乎道”，“无事生（性）定”。而当其行将大归也，则“安排而去化，乃入于寥天一。”（《庄子·大宗师》）。与之相应，《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言及上古之真人时，最后一句话也是：“度百年乃去”。 顺便说一句，20世纪细胞生物学的研究结果告诉我们，在最佳培养条件下，成纤维细胞（一种普遍存在于人体各种组织和器官内的间充质细胞）可连续增殖五十代而不退变，历时大约100~120年。看来古人将人之天年设为百年似非偶然之巧合。 对于大众而言，老子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道德经·（67）》）。而“不敢为天下先”者，乃因“人之道，为而不争”（《道德经·（81）》），既曰不争，何来天下之先？ 而在日常生活中，老子主张“以百姓之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得）善也；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得）信也”。强调面对现实，不为人（‘我’）之无奈何，和光同尘，面对人（‘我’）无可奈何的现实，退而独善其身，善待自己，啬神积精以葆性全真，而尽其天年。 庄子对于修道者日常生活中内修的要求是：“彻志之勃<注：悖也>，解心之谬，去德之累，达道之塞。贵富显严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动色理气意六者，谬心也。恶欲喜怒哀乐六者，累德也。去就取与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荡胸中则正，正则静，静则明，明则虚，虚则无为无不为也。”（《庄子·徐无鬼》）。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由无名→无功（无为）而达于无己（无‘我’—破除我执）而无待，才能顺自然之性，“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变），以游无穷”，达逍遥之境。这里的无己和《齐物论》一开头南郭子綦所言“吾丧我”同义。但另一方面，在人世的社会实践中则必须“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而养中”（《庄子·人间世》）。对此，《庄子·养生主》作了进一步阐述。曰：“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径，可以保身，可以全生（性，因为‘性者生之质’），可以养亲（形），可以尽年。” 开头两句似乎给出了‘止’的边界（到此为止）。诗经《鄘风·相鼠》共有三节，其第二节曰：“相鼠有齿，人而无止；人而无止，不死何俟？” 故就人之行为而言，为善止于名，为恶止于刑，这样才能得以保身。‘缘督以为径’是养生的关键，历来众说纷纭，王夫之干脆说是督脉。按《说文解字》，“督，察也。有中央之义”。据此，结合《人间世》之言，当以致虚以养中解。在《应帝王》中，庄子曰：“至人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 又说“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则天下治矣。”这既是庄子的治世之方，也是他处世修己之法。 对于当代习练气功者日常生活中涵养道德而言，《管子·心术》的两段话显得更为切实。他说：“物至则应，过而舍之；”“事来则应，过而舍之。”这里关键是怎样应？《心术》有言曰：“所应非所设也，所动非所取也。”感而后应，非所设也；缘理而动，非所取也。” 如前所述，儒家以处世、用世为本，更重视在治世、治事、待人、处世中涵养道德。慎独、中庸等均被视为修身之要道。然而，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七情之生，有感而发，那是人性之必然。但是有度，以利于生为度。这就是《中庸》所言“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的内涵。以喜为例，《黄帝内经·素问·举痛论》说：“喜则气和志达，营卫通利”。这与言及七情之伤时“喜则气缓”的作用完全不同。正如《论语·雍也》所言：“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中者无过、不及之差别；庸者平也。喜乐之情能节于中则利于生，过或不及均为害。中庸之喜，古炼家之形容为“腮旁常带三分笑”，“其志若伏若匿，若有私焉，若己有得”。即喜蕴于而笑‘藏’于面。即令是怒，发而以中庸为度，也是有利于身心健康的。若不及时宣泄必致郁积而反伤肝（肝属木，性喜条达，通畅；郁积必伤）。为此，《孟子》有言：“持志，勿使气暴”。意谓：养志以持气也。 孟子本于《中庸》而有所发展。他提出的修身方法是“养心养气”。《孟子·尽心（下）》说：“养心莫善于寡欲”。‘寡欲’才能‘不动心’；进而‘求放心’，即把为外物所迷惑的心‘放下’，进而‘思诚’。他认为：“思诚者人之道<道路>也”（《孟子·离娄下》），进而可‘明性’，‘知天’。对于（心）志和气的关系，孟子是辩证的，他说“志一，则动气”又说“气一，则动志。”（《孟子·公孙丑》）。故他主张养心的同时养气。其养气之法，从‘存夜气’入手。‘夜气’者即‘平旦之气’，即拂晓尚未为人物扰动的清明宁静之气。存之以有助于‘求放心’；进而则“养吾浩然之气”，即天地之正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养心养气的结果就是达于至诚之境。 此外《礼记·曲礼》还提出了处世、行事、待人、接物的三项原则：“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实际上此三者乃人之道德修养和心性陶冶在社会行为中的体现。敬，敬于人，敬于事（敬业）；外敬而内静，表达了己之自尊和自信。《大学》有言：“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俨若思’表明己之慎于行事。谚曰：“行成于思而毁于随”。‘安定辞’则是基于深思熟虑后的临场表达。如此行事，则可望事半而功倍。按马斯洛人本主义心理学的说法，事业的成功，将给人带来自我实现感，这将使人内心愉悦，心态祥和，从而促进人的健康。 墨家是与堪与儒家相竞的先秦显学大家，创始人为墨子（墨翟）。就人生和社会层面而言，其主旨是自立、兼爱、尚贤。认为“财物乃天地中和所有，以共养人”，故强调“人各自食其力”。这样“天地施化得均，尊卑大小如一。”墨子务实，他特别强调做人要自立，而自立赖自力。他说：“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墨子·非乐（上）》）。主张人人自食其力。贤者之道就是：“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人人尚贤，就能使“饥者得食，乱者得治”（《墨子·尚贤（下）》）。否则“天下之乱，若禽兽然。” （《墨子·尚同（上）》）。 恩格斯曾说过，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说，人只有在解决了其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问题之后，才能言及其他（如思想、文化等等）。而墨家则强调：人必须赖自力而自立，才能论及贤、不肖、自尊、自信等等。显然墨家此论朴质而合理，同样适用于当代之人。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佛家追求超脱于轮回，故自觉持戒以消业并少造业。持戒就是佛教徒的道德修养。佛家修持有戒、定（禅）、慧三部分。其关系是“以戒资定，由定生慧，定慧相成。”得正觉而证果。大乘佛教拓展为六渡（Staramita）。在此，波罗密意为‘到彼岸’，波罗密多（Paramita）意为：到彼岸的方法。六渡分别为：布施，忍辱，持戒，精进，禅定，般若（Prajua，智慧）。按佛家之义，布施非为行善，戒我之贪念也；忍辱以消己之嗔念耳。故若有做好事、种福田、求善报之想，那就走入邪道了，故有：‘有心为善使是恶’之说。 综上所述，功和德，炼功和修德（含陶冶心性）是辩证的统一。涵养道德、陶冶心性是炼功的基础和安全保障；也是炼功生活化的通衢大道，更是气功是学还是术的分野。  关注我们  公众号ID：chaq_org 健身气功源于中国，属于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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