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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凡是提到“经”,一般都是专指儒家经典而言。然而,“经”在最初,并不是儒家的专利。“经”字本义指的是纺织物的纵线。由于比横线的纬要重要，“经”后来常引申为常道,指常行的道理、原则等。作为书的一种称呼,则指尊为典范的著作。在在春秋战国时代,流传有各种各样的“经”。当时,儒家奉为经书的有六部:《诗》、《书》、《札》、《乐》、《易》、《春秋》。  儒家起源 后来,直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的六经,才由原来只属于一家的经典,被一下子抬高到统治和支配整个民族精神文化的主宰地位。儒家经书,最初只有上面所提及的六经,也叫作“六艺”。据《庄子・天运篇》记载,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曾研究过“六经”。后来《乐》这一经失传,所以汉朝立于学官的只有“五经”。至汉末魏晋之际,加入《论语》、《孝经》,成为”七经”。以后《春秋》和《礼》各一分为三,前者行为《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后者衍为《周礼》、《仪礼》、《礼记》,变成”十ー经”。唐代在“十一经”之外又加上《尔雅》,変成“十二经”。  孔子六艺 到了宋代,又将《孟子》为“经”,成为“十三经”。从此以后,就再没有什么典籍能够跻身于“经”列,“十三经”的格局遂成定型。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大量的经学著作,都是围绕着“十三经”衍生的。中国的经学,就是在研究和阐发”十三经”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专门的学问,而经学的研究和发展过程,便构成了中国的经学史。 春秋时期的六经,实际上是孔子从当时流传的各种文献中整理出来的,作为给学生讲授的课本。所以当时把六经又叫作“六艺”,意思是6个方面的专门学问。有的经书尽管产生得很早,但作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学问一一经学,其正式确立,可以说是从孔子开始的。孔子死后,他的学生各立门户。韩非说过,“孔子之后,儒分为八”。这一时期的经学,尚处于动态的形成时期。根据对经书的不同理解和对当时社会问题的不同见解所形成的各种派别,也在不断地从其他学派如刑、名、法、阴阳五行等学说中各自汲取所需。经学在形成时期的学派分立,已经预兆着经学发展的历史将是一个充满着激烈派别之争的历史。  秦始皇焚书坑儒 秦始皇统一中国,结束了春秋战国数百年诸侯纷争的局面。起初,秦始皇对百家争鸣时代所产生的各种学派是比较宽容的,还在朝廷中设立了经学博士。后来,秦始皇实行“焚书坑儒”。这一举动,固然是从巩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出发的,但也给包括经学在内的文化带来了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 西汉建立,结束了战乱,重新恢复了和平局面。秦火之后幸存下来的经书又陆续开始在社会上流传。由于经书中有些内容对于现固封建统治很适合,所以引起了从武功转向文治的西汉统治者的重视。从汉文帝设立《诗经》博士起,到汉武帝时,五经博土均已设立。当时,《公羊传》的地位最高,因为《公羊传》讲“大一统”,讲“尊王攘夷”,很合汉武帝的意。汉武帝采纳了研究《公羊传》大师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实现了汉王朝在思想文化上大一统的局面。从此,经学攀附上封建统治者的权杖,达到了在思想文化领域里至高无上的尊崇地位。  汉武帝独尊儒术 然而,经学从来就不是一个整体。五经在西汉立于学官有十四博士,代表着经学中某一经的不同学派,当时都为朝廷所承认,各自相安无事,各讲各的经。但到了西汉中期,一次偶然的事件却打破了这种平静。鲁恭王在孔子旧宅的基础上扩展宫室,当拆墙壁时,从墙的夹壁内发现了许多竹简。仔细一看,原来都是经书。与当时流传的经书比勘,其中有《尚书》16篇是通行本所没有的。《逸礼》也有36篇。由于这些新发现的经书不是用当时流行的隶书写的,而是用先秦和六国所用的大篆和籀文等字体写成的,当时人们就把这部《尚书》叫作《古文尚书》,把当时通行的《尚书》叫作《今文尚书》。这批《古文尚书〉由孔安国献上。刘歆请求把《古文尚书》和古文《礼经》,连同藏于秘府的古文《左传》一起立于学官。这一请求遭到今文家的反对,从此引起了中国经学史上历时2000年之久的今古文之争。 以《古文尚书》的重新面世为发端,经学再也不可能保持往日的宁静了,终于分裂成为门户森严的今文古文两大阵营。开始的争论只是在《古文尚书》上,后来,随着派别的分化,裂痕的加深,各经基本上都划分为今、古两大阵营。例如。《易》,今文学派有施、孟、梁丘、京氏,古文学派有费氏;《诗》,今文学派有鲁、齐、韩三家。古文学派有毛氏;三《礼》、《仪礼》、《礼记》属今文学派;《周礼》属古文学派;《春秋》三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今文学派,《左传》属古文学派等等。  今文尚书 今古文之争的初期,始自字体的差异,以及对经书的解释不同,实质上双方是在争一个为官方所承认的正统地位。尽管使得彼此成见愈来愈深,但客观上这种排他的竟争也促进了经学的发展和繁荣。 在西汉时期,今文学派居于官方承认的显赫地位,而古文学派则未能立于学官。到了西汉末年,王莽当政,以《周礼》作为改革的依据,于是古文经才被提倡起来。然而好景不长,东汉刘秀即位,废古文,举今文,要求今文博士讲谶纬,“谶”是托名孔子的预言,“纬”是对经书的解释。刘秀之所以宣传谶纬,因为谶纬对他的发迹起了不小的舆论作用。谶纬中有“刘秀当天子”之语。 今文学虽然在东汉初年复兴,但已是缺乏后劲的强弩之末了。因为处于官学的经学,它的学术意味总是要为其政治需要所淹没,成为政治的附庸。当今文学派走下坡路,“通人恶烦,羞于章句“之时,在野的古文学派异军突起,主张明训诂,通大义,释诠简洁明了,给衰弱中的经学注人了新的生机。当时,古文学派先后出了几位大师,如贾逵、服虔、马融、许慎等。其中马融对东汉古文学派的堀起有很大关系。马融是马太后(汉明皇帝后)的侄子。在中国古代,向来是学术要依附于政治权势来得到承认的。马融的贵族地位,给古文学派带来了优势,加之他学问广博,精通群经,门下聚集了几千学生,形成了ー股不小的势力。他的学生郑玄名望尤高。郑玄站在古文学派的立场上,吸取了今文学中的某些经论,终于打垮了今文学。郑学成为天下所尊崇的儒学。  郑玄像 西汉开始的今古文之争在郑玄这里得到了统一,郑学一时间成为“显学”。然而,只要学术还在发展,一个学派的独尊地位就是暂时的。郑学讲《左传》,当时就出现了专讲《公羊传》的何体与之对应。《公羊传》在东汉时已不是重要的学问了,何休花了17年的功夫作《公羊解诂》,来为《公羊传》辩护。他还写了《公羊墨守》、《左氏膏盲》、《谷梁废疾》三篇文章。他根据胡毋生的《春秋条例》,注释得很简明,是《公羊传》注解中最好的一种,一直流传至今。 另一个向郑学挑战的是王肃。王肃也源于马融的学派。他根据马融的学说对古文各经作了注解。王肃这个人学问不行,所以他方面假造了《圣证论》、《孔子家语》、《孔丛子》三部伪书来印证自己的观点,反对郑学;另一方面他借助的是晋武帝外祖这样一种政治势力,把他写的东西都立于学官。郑学的政治靠山则是魏帝曹髦,他帮郑学博士来反驳王学博士。后来曹髦被杀,王学获胜。但郑学毕竟高王学一筹。因此,在东晋时,郑学又压倒了王学。在这一时期,经学的派别之争,已从今古文之争,转移到同是古文经内的王郑之争。 就在郑、王之学激烈角逐之时,一些经学阵地却悄悄地被其他学派占领了。玄学大师王弼以玄理说《易》,杜预注《左传》,范宁注《谷梁传》,梅赜作伪《古文尚书),另一位玄学大师何晏注《论语》除《毛诗》、郑注三《礼》、何体的《公羊解诂》仍立于不败之地外,上述解经之书的纷纷涌出,把原来汉代的今、古文学所作的注解都打倒了。魏晋玄学的闯人,使经学从汉代今古文之争的“怪圈”中解脱出来,获得了发展。  公羊解诂 南北朝时期,大体上说,北朝继承了东汉的学风,南朝则仍继承魏晋学风。北方通行郑注《周易》、郑注《尚书》、服虔注《左传》;南方通行王弼注《周易》、杜预注《左传》、何休注《公羊传》、《毛诗》、三《礼》则南北朝通行郑氏注。《隋书・儒林传》在概括南北学风时指出:“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隋唐再度统一后,由于南北经学的不同,给科举考试带来了麻烦。因此,唐太宗便让孔颖达编撰了《五经正义》。孔颖达以“疏不破注”的原则,将南北经学统一起来,成为举子考试的范本。《五经正义》是对汉代以来今、古文和郑、王学等经学上一切学派的总清理。至此,经学在传统形式上的研究遂成定局,经学发展的前期到此结束。 如果说魏晋玄学给传统的注疏式经学研究灌注了一定活力的话,那么,唐宋士大夫的援佛人儒则使古老的经学从头到脚改变了面貌。佛教传到中国,对中国的思想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唐代中期的许多士大夫,就已从《五经正义》的格局中跨出了步。唐代的傅奕、韩愈、啖助等,排佛疑经,撇开专注,径从经义入理,疾呼重整伦常,已开宋学之先河。  孔颖达像 由于唐宋五代的动乱,纲常沦丧,土风浇薄。所以,宋学不只是疑经,而且特别注重提倡学礼,重整伦常。与传统经学的最大区别,宋学不重注疏,而注重义理,把经义根据理论与政治的需要,以己意发挥。宋学不像汉学那样笃守师法。因此,在经学上,宋儒的思想最解放,不迷信经书的神圣不可侵犯,常常对经书本身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如欧阳修《易童子问》,认为《易经》的《系辞》、《文言》等“十翼”是假的;朱熹怀疑《古文尚书》的真实性;朱熹的学生王柏作《诗 疑》,删去《诗经》中30多篇所谓淫奔之诗;甚至连司马光也怀疑《孟子》不是孟子本人所作。 宋学注重义理,把古代中国人的思辦能力推到了一定的高度但流弊则在于空谈心性。如朱熹就主张半天读书,半天打坐。陆象山的思想则更趋于佛教化。这种流弊一直影响到明代的经学。王阳明的格物与佛教的“即心成佛”几乎区别不大。宋学摆脱注疏的束缚 ,深究义理,本意在于经世致用,但却流于“游谈无根”、“面壁度造”。  王阳明像 在明代,当大部分士大夫承续宋学末流,不务实学,光事空谈之时,一部分士大夫在经学上开始弃宋复汉。梅鷟《尚书考异》推翻了伪《古文尚书》。清儒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则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考证。清儒研究经学,从文字音韵入手,可以说是明人开的先例。陈弟《毛诗古音考》具体指出了古今音韵的不同。 清代经学的开创者,当推顾炎武。他的《音学王书》引导了后来的戴东原学派。清儒主张回到汉学,这就必然又要涉及今古文的问题。因此,清代经学也分为今古文两派。 古文学派重考据,出现于乾隆、嘉庆时期,所以也叫他们为“乾嘉学派”。“乾嘉学派”又分为吴派与皖派。吴派以惠栋为代表,他的名著作为《周易述》,汇集了汉人所有讲《易》的资料,但无任何说明与发挥。这种方法成为吴派的学风,钱大听、王鸣盛、孙垦衍、洪亮吉大致上都是这样的学风。皖派则从音韵小学入手,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从哲学上清算了宋学。他的学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王念孙《广雅疏证》、王引之《经传释词》成就都很高。 清代的今文学开创于与戴震同时的庄存与。他的学生刘逢禄宋翔风,把今文经学更向前推进了一步。道光时期,魏源、龚自珍对今文经学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他们不赞成古文学家脱离现实,主张经世致用。  苏州乾嘉学派大本营 几干年来,经学在中国大地上尽管颇有起落,但基本上一直捧得很高,是作为“显学”出现的。然而,进人现代社会后,经学又骤然变成了绝学,一落千丈。这个问题本身,已足以引起人们的思索。其显其绝,给中国文化带来了什么影响呢?可以说,经学在中国古代,就几乎是囊括了当时的全部社会科学。在经学中,我们可以找到类似今天意义上的哲学、文学、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军事学、伦理学、教育学等多种学科的影子。正因为在中国古代经学取代了以分类出现的各门社会科学,所以社会科学的各个分科,也大多以注解经书的形式表现出来,发挥自己的功能。 也正因为如此,古代的中国人觉得在经书中有着无穷无尽的丰富内容,并没有感到学科的贫乏与单调。然而,当古老的中国步人近代社会后,随着吸取外来文化,更加严密、准确的社会学科各学科的建立,把由过去经学所起的作用推到了角落之中。当人们只有在研究某一学科的历史时,オ会去触及它,这也是经学由盛到衰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在四通八达、纷纭复杂的现代社会中,适用于缓慢节奏的封闭型的经学,已经既不能经世、也不足以致用了。因而,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总之人们是再也提不起兴趣去皓首穷经了。 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经学,统治了中国思想文化界几千年之久。我们应认真地、科学地分析其精华糟粕,批判地继承这一精神遗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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