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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生于四川简州五马桥（今简阳市清风乡五马桥村）的傅迪吉（1627—1697）逐年记录了自己的一生，书名《五马先生纪年》。书中记述了傅迪吉亲身经历的张献忠军在简州的屠杀过程，揭示了张献忠屠蜀之简州真相。 1644年，张献忠再次从夔府（奉节）入蜀。“七月，破重庆镇，远兵逃回，尽剁右手。”“九月十二日，贼（张献忠军，以下称献军）自仁寿......千余人甚急......尽杀于黑痣湾（五马桥西北约一里）喜儿滩（潭）。”就是说，献军在黑痣湾杀人千余。在灌水坝，献军“将昨日掳回男妇尽剁手。”十一月，张献忠在成都称帝。在简州（简阳）建立地方政权，开科举，募里兵（当地人当兵）。给民众印以“西朝顺民”号片，“载（戴）在背上，兵不敢乱”。当时，蜀内，南明余部，姚（摇）黄和各地方武装，战乱不断。地方常有反献者，简州万家桥萝卜地“不知何人封喉一枪，杀一（献）马兵倒地”。在川主庙，“付崇还杀死天兵（献军）”。献军称各地这些反献活动为“土暴”。因此，献军多次在各地清剿“土暴”。 1645年冬月初三，“招安”献军把民众“趋（驱）至（简州）北门左转空地......”杀“二十余人”。晚上，被捕的付迪吉随民众“囚”于城外空坝，其身“四面围数千层。”初四晨，付迪吉被献军都司选作“义子”入城，“复闻举号三声，大叫各营传兵杀人。登（顿）时只闻刀响，大杀逾时。与昨日不同，久之尸满大坝，无人可杀，住刀。随拖死人下河，河面不知堆积几层。及视墙下，所存甚多，犹难计数。”从“数千层”可知杀简州人逾“千人”。初九，付迪吉逃离献军后，过李家沟，有人“在家被（献军）害矣”。逃至川主庙，“吾家约有二十人在此”。十一日，“始得见我父母”。冬月末，“又传流贼（献军）启营回（简）州，将前留妇女尽杀，上成都去了，谓之卷塘。”可见，献军在简州清剿屠杀逾千人。付迪吉的父母，妻子（后产七子女，育五子女）和族人约二十人，均幸免于难。“人烟虽损，亦觉如故”。就是说，献军屠杀之后，简州乡村幸存者又恢复了平常的生活。 1646年正月十六傍晚，“流贼（献军）突至杀人”，“（民众）约数千人”逃至后林口。当地人在山顶传递献军活动情况，“顿时可闻数十里”，“贼（献军）在东，（民众）即走西；在西，即走东”，“赖此以全活者不可计数”。可见，逃离献军屠刀者，亦数千人，全活者更多。十七日，付迪吉逃至“老龙场（五马桥南）”，“流贼（献军）即赶到，我岳母，小姨俱被害”。二月初，“贼退方回”。“及至地方，荡然一空，止（只）见尸横遍野，河下不见一人。湾中止（只）有一两手俱剁者，流贼不杀。”但在任家沟一带，避难尚存者亦有。可见，此次献军杀人不少，但幸存者亦不少。幸存者付迪吉家“种谷四石（dan,石斗升为古代计量粮食的容量单位）有余”，“秋成时，大有丰收”，付迪吉在楼上“自相师友，朝夕读书”。幸存者亦有“懒而不耕者，无一遗类（后来饿死）矣”，也有的沦为盗贼。可见，山丘丛林很容易藏匿民众，献军不可能把简州人斩尽杀绝。在张献忠控制下的简州，有的幸存者仍旧种田丰收，休闲读书。 1646年七月，张献忠撤离成都，十一月被清军射死于西充凤凰山，其余部南移，与南明余部结合。 1647年，清军在成都和简州均“全设”，即建立清政权。“只是地方大荒，谷一石值银四十两，糙米一斗值银七两。”在谭家场“有七八人，饿得将死”。在毛家坡，“正撞住杀人吃”。在贺家场“搜出一大袋人肉包”。可见，饥荒而出现人吃人的现象。清军在嘉定（乐山）战败北逃时，“不分昼夜搜寻要粮，将人吊烧，有粮即放，无粮烧死。”可见，还有藏匿粮食的幸存者。另外，及时耕种者，并无饥荒。“至蔺家坝山上一望，果然别是一天，田中栽秧，犁牛，两河坝俱好粟苗，正将吐穗。茄子，胡芦，姜豆尽多，尚未结实。”仁寿鸭子池（今仁寿县鸭池乡）等地，“人烟绝了”，成了无人区。付迪吉和“男妇千百余人”，去收“米豆”。可见，献军屠杀简州人之后，又经饥荒死人，但幸存者仍多。 清咸丰《简州志》载，“明洪武初，召集四方人来居之（付迪吉祖先即湖广填四川者），户口较盛。而（明）末季又遭献贼蹂躏，民无孑遗矣。”至清嘉庆元年，百余年间，简州男妇已增至25万余人。就是说，清初，张献忠屠蜀致简州民众死绝了，又没有四方移民（只记载明初湖广填四川，而没有记载清初湖广填四川），那么，嘉庆25万余人是谁繁衍出来的？！据上述记载，张献忠屠蜀后，简州尚余难民不少，则是清代人口增加的源根。 综上所述，张献忠屠蜀，并没有把简州人斩尽杀绝，而清咸丰《简州志》记载“献贼蹂躏，民无孑遗”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张献忠军杀人场地  户口 《简州志》 18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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