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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近代文人中，我特别喜欢王闿运，一是他够硬，腰杆硬，膝盖硬，笔头硬；二是他有趣，有逸趣，有雅趣，有谐趣。按理说，“硬”与“趣”二字最难调和，性情耿硬的人通常趣味鲜少，而趣味丰富的人则多半骨头酥脆。儒家文化是通红灼热的铁板，士子的那点幽默感早就在上面焙烤得焦枯了，若真要找寻有趣的人，又不想找得太辛苦，就只好往俳优（演员）队里去寻，东方朔扮演弄臣的难度就非常之大。王闿运堪称异数，他是文豪和大学者中有趣的硬骨头。别人都不敢在封疆大吏曾国藩、左宗棠面前撒野，王闿运与他们通信，有时措辞相当放肆，依然没有断交，单凭这一点，就可见他的底气很足。此公经历丰富，而且高寿，值得一写的爆点很多：有的是疑案，比如他劝曾国藩反清，光复汉人衣冠；有的是实情，比如他为权臣肃顺出过主意，与大臣丁宝桢结过亲家；有的是祸事，比如他著《湘军史》，信笔直书，惹恼了湘军集团，被迫毁版。本文主要在“趣味”二字上着墨，王闿运在这方面是绝对不会令人失望的。 一、风流自喜 结了婚，首要的事情莫过于营巢，王闿运在湘潭修建了一栋瓦屋，取名为“湘绮楼”。说是楼吧，其实只是平房，筑在湘江之滨，他想吹点牛，也可说是“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人不风流枉少年”，常人尚且以此为口头禅，才子尤有过之。王闿运一生喜爱壮游，多行则必有艳遇。在岭南，王闿运与一位才貌双全、积资数万的名伶相见倾心，这位名伶择偶，颇有出奇之处，她不愿做达官富商之妻，甘愿为才子名士之妾。王闿运为这位红颜知己取名“绿云”，后改名为“六云”，相携隐居于桂东石门山中，十二载治经生涯有六云陪伴，红袖添香，白天写经注，晚上听昆曲，心情怡悦赛过活神仙。王闿运的艳福不止羡煞天下文人骚客，连七位湘籍巡抚也都纷纷写信给他，表示由衷的歆慕。“纳一妾而名动七巡抚”，这无疑是王闿运压箱底的炫耀资本。六云共生下九个子女，王闿运写信给好友李榕，有“七省姬今成九子母，未退而衰，妾不如妻”的笑谈。 王闿运主掌成都尊经书院期间，羡慕亲家邓辅纶“复有小星之纳”，佩服他“何其勇毅”，也动了再纳一妾的念头，却没有中意的。他致书邓辅纶，大吐苦水：“闿运客寄于此，欲求一似人者而不可得。蜀女多于鲫鱼，不可为鳊鱼，奈何！奈何！”天府之国的美女竟被他戏贬为“鲫鱼”，不如鳊鱼活色生香，这多少有点令人意外。细究原因，很可能是蜀女不似湘女多情，而闿运老矣惫矣怠矣，结果两厢凑合不拢。 民国时期，名士孙思昉写信给掌故家徐一士，对王闿运有赞有弹，其中一段颇为有趣：“王翁本不满宋学，其识议能轶出宋人上，而行亦多可议。蜀人士谓蜀学由王翁开通，然从学者或得其遗风而好色好货。廖季平曾谓，自见其师湘绮老人盗婢，故季平七十余尚纳婢，而宋芸子亦好色云。”有其师必有其徒，并非反常。人性是天足，道德是弓鞋，削足适履，岂不苦哉。徐一士评议道：“王氏不受宋儒矜束，非不高明，特所以自律者不甚讲求，小德出入，浸或逾闲，一代经师，而人师之道乃不免有阙焉。”王翁好色，并不遮掩，也不矫装圣贤，确实能将朱熹甩开十二条大街。 王闿运平素特别讨厌那些束身害性的陋儒，曾作《拟曹子桓》一诗，诗中有句：“高文一何绮，小儒安足为！”好一个“绮”字，这是王闿运极高的自许。曹子桓即魏文帝曹丕，若论文学才华，可算是历代帝王中的前三名高手，此人另有出奇的地方，竟然将文章视为世间的宝中之宝，重中之重。他在《典论·论文》中说得既动情又认真：“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王闿运自封为“湘绮楼主”，其属意于名山事业的初衷昭昭可见。小人儒诟病其风流率性，他是浑不在意的。
论吐属风雅，出语诙谐，王闿运乃是湘人之佼佼者。某年，王闿运有位亲戚想要纳妾，正逢江南战乱期间，旁人规劝道：“今为志士枕戈待旦之秋，君不宜惑溺于女色。”王闿运闻言解颐，为某亲戚解围道：“此大易事，即名之曰‘戈儿’，以示勿忘在莒之义可也。”王闿运的这个玩笑开出了十足的雅趣，既然某亲戚不能投笔从戎，娶个小妾，将她改名为戈儿，也算是枕戈待旦了。善调侃者，闻者失笑，受者不恨。 清末时，王闿运是开明的保守派，论保守，他不像王先谦、叶德辉、曾廉那样顽固不化，论开明，他不如江标、徐仁铸那样与时俱进，应划入中右分子队伍。某次，湘绅聚谈，有人说：陈中丞（湖南巡抚陈宝箴）讲求吏治，刚直不挠，是近年难得的贤臣。但他不应该聘请梁启超来主讲时务学堂，败坏湖南风气。有人解释道：这不是陈中丞的过错，怪只怪他儿子陈三立交友太滥，择友不慎，所以陈中丞受到误导，千虑而有一失。大家议论风生，王闿运却捋须微笑，在一旁默无一言，于是大家请他发表高见。王闿运叹息道：“江西人好听儿子说话，陈中丞只不过遵行古道而已。”大家面面相觑，莫明所指。于是王闿运开导他们：“王荆公（王安石）变法时，遇事多由儿子王雱主持。严嵩当国，对儿子严世蕃言听计从。现在陈中丞也是如此，这是江西人的惯例，你们还大惊小怪干吗？”此言一出，众人莫不倾倒。至于褒贬臧否，既在言语之内，又有弦外之音。 幽默感富裕的人随处皆可发挥，王闿运就是这样的典型。光绪五年（1879），他应四川总督丁宝桢之聘，主持成都尊经书院，传道授业解惑。王翁教学，好以实物奖励门下弟子，诸生已娶者，恒奖以妇人用品，如手帕、胭脂、水粉和弓鞋之类，让他们转致贤妻。他说：“诸生勤学，得内助为多，闺阁之劝勉胜于师长之督责。”夫君学问好，妻子可沾光，妻子多劝勉，夫君学问强，王翁通逻辑，好玩真好玩。 在其成材的川籍弟子中，廖平的学问最佳，杨锐的名气最大，宋育仁与王翁最为投缘。三人各有所长，廖平却始终未能博得王翁的青睐，何以至此？廖平敏于思而讷于言，患有幽默感欠缺症，王先生最欣赏魏晋文章晚唐诗，廖弟子却喜欢漏夜抄写宋人之作，趣味大相径庭，因此道既不同，意复不洽。有一事最能凸显王闿运的心思，其《湘绮楼日记》提供了明确的线索：“况氏送来一婢，神似井研廖生。年十五矣，高仅三尺，即挥之去”。婢女貌陋身矬，王先生嫌弃不置，首先想到的参照物竟是弟子廖平，审丑尚在其次，这得有多大的反感才会纸写笔载？有人举荐廖平主管尊经书局，王闿运也持反对意见。世间的爱恶最终都会倾向于平衡，老师不欣赏高徒，高徒又岂肯尊敬老师？廖平晚年批评王闿运，可谓字字都是开花弹：“湘潭长于文学，而头脑极旧，贪财好色，常识缺乏，而自持甚高，唇吻抑扬，行藏狡狯，善钓虚誉。故其学说去国家社会最远。远则遨游公廨，不为所忌，依隐玩世，以无用自全。”这段话并不风趣，但确实命中了王闿运的痛穴。 宋育仁堪称奇葩中的奇葩。光绪二十年（1894），宋育仁以二等参赞身份随大臣龚照瑗出使欧洲四国，他做出大胆的策划，在澳洲招募二千名水兵，组成舰队，聘请英国人、原北洋水师总教习琅威理为指挥官，伪装成澳大利亚商团，突袭日本，以达成先发制人的军事目的。因为巨额资金无法到位，这个奇想很快就落空了，他还受到了贬职降级的处分。宋育仁脑海里的奇思异想多的是，武的不行，就来文的。他认为西方的现代文明制度都是华人老祖宗玩剩下的东西，是《周礼》制度的升级版，因此他提出一个令人脑筋急转变的主张——“复古即维新”。康有为剿袭其创意，写出《孔子改制考》，一时间暴得大名，两人因此闹出不少纷争，积为一桩学案。当然，宋育仁用的是偷懒的路数，尽管他百般诡辩，力图自圆其说，“复古即维新”的理论仍自相矛盾，漏洞百出。宋育仁做过外交官，见识过西方世界的文明真相，其维新思想尚且是这般成色，那场不热身就登场的维新运动以失败而告终，就丝毫也不奇怪了。但不管怎么说，廖平、宋育仁、杨锐、杨度等人行事往往不按常理出牌，倒是颇得其业师王闿运的真传。 民国伊始，最鲜明的标志有三点：男人解放了头（剪掉了辫子），女人解放了脚（除去了裹脚布），清廷的龙帜换成了五色旗。其他方面改观不大。王翁一时起兴，自告奋勇，为总统府作讽刺联一副，“民犹是也，国犹是也；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横批为“旁观者清”。后来，章太炎意犹未尽，觉得此联与其含蓄不如显豁，他为上、下联分别添加“何分南北”和“不是东西”（意为：民国何分南北，总统不是东西），变冷嘲为热骂，更加痛快淋漓，却缺失了几分蕴藉。 王翁八十寿辰正逢民国“开业”，一时间宾客盈门，湖南都督谭延闿身穿一套挺括的西装到湘绮楼来道贺。王翁却身穿一套前清的袍服出门迎接，令谭延闿大惑不解。王翁打趣道：“我的衣服是外国式样，你的衣服难道是中国式样？”经他这么一说，满座为之欢笑。 民国初年，王闿运赴京出任国史馆长，既无事可办，也无史可修，打算回湘颐养天年，与弟子宋育仁谈及。宋育仁说：“师如离任，馆长职务应有人代理。”王翁询问弟子何人可代。宋育仁立刻毛遂自荐：“可即由馆员中指定，如师意中尚无所属，弟子亦可勉效此劳。”王翁说：“汝能代理，甚善。一言为定。俟吾行，汝即就职可也。”宋育仁提醒王闿运：“依程序言，宜呈明总统，由总统下令。”王翁认为，呈明总统太麻烦，无须小题大做，宋育仁便建议由王翁以馆长名义下一馆令，为其就职之依据。王翁首肯。两天后，王翁的馆令交国史馆秘书处，文曰：“本馆长因事返湘，所有馆长职务，拟请谭老前辈代理；如谭老前辈无暇，则请唐老前辈代理；如唐老前辈亦无暇，则请宋老前辈代理；如宋老前辈亦无暇，则请馆中无论何人代理。好在无事可办，人人均可代理也。此令。”观者无不捧腹，宋育仁则爽然若失。清朝有个规矩，无论岁数大小，后点翰林者必须称呼先点翰林者为老前辈，王闿运获赏翰林院检讨甚晚，上述馆员点翰林在先，所以王翁照例称呼他们为老前辈，在这篇滑稽令文中，有许多老前辈可代理馆长，宋育仁也是老前辈之一。王翁如此玩世不恭，足为雅士茶余饭后增添谈资。 王翁晚年怕冷，得貂裘一件，足以抵御风寒。他退居湘潭山塘湾时，一夕，偷儿光顾内室，貂裘不翼而飞。王翁甚是达观，戏作七绝一首：“犬吠花村月正明，劳君久听读书声。貂裘不称山人服，从此蓑衣并耦耕。”八十多岁的老翁，有此好心态，如握无价宝，貂裘虽贵，失之不恼。 当年的饱学之士，旧学好的，新学则未必佳，甚至有人对新学一窍不通。王闿运即是如此。年轻人最喜欢挑战宗师级的人物，好从中获取乐趣，从而占尽锋头。曾国藩的长孙曾广钧兼通新旧两学，对王闿运独沽一味颇不以为然，他决定借机捉弄一下王翁，使之大出洋相。有一次，曾广钧向王闿运请教，《策府统宗》一书中的“克虏伯”该作何解释，王翁闻之，茫然不知所云，瞠目不知所对，仓促间嗫嚅而答：“这似乎是一个冷僻的典故。”此言一出，满座哗然，王翁受窘，竟至于无地自容。克虏伯是德国军火大王阿尔弗莱德·克虏伯，在当年洋务派中可谓大名鼎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以生产克虏伯大炮著称，王翁居然说它是僻典，当然十分搞笑，算是出了个大糗。 幽人一默，胜造七级浮屠，剃人头者也可能头被人剃，饱学王翁冷不丁吃了后辈的哑巴亏，也只能尴尬一笑，自惭谫陋了。 三、布衣傲王侯
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后，天下士子宗仰他为泰山北斗，趋之若鹜，唯恐不及，以能成为其门生幕僚为极大荣幸。他们谋想的是进身之阶，是平坦的仕途，是亨通的官运。然而王闿运与曾国藩交集，始终以宾客自处，唯其独立不羁，潇洒来去，曾国藩才对他格外高看一眼。江宁之役告捷，王闿运前往湘军帅府道贺，此时曾国藩志得意满，已非昔时临渊履冰、独撑危局时的苦瓜相，对老朋友远不如先前那么礼貌周全。王闿运见曾国藩无回访之意，心下大感不平，他打点行装，立刻走人。恰巧这时曾国藩派幕僚来召他前去宴饮，王闿运不满而且不屑地说：“我大老远赶过来，难道是为了吃大帅两顿酒饭吗？”于是他浩然归棹，连一个当面转圜的机会也不肯留给对方。曾国藩去世后，曾家印制门生故吏名册，竟自作主张，将王闿运列入曾文正公的弟子行，别人求之不得，王闿运却嗤之以鼻。他为曾国藩撰写挽联，联语中暗含讥刺，其词为：“平生以霍子孟、张叔大自期，异代不同功，勘定只传方面略；经术在纪河间、阮仪征而上，致身何太早，龙蛇遗恨礼堂书。”曾国藩不曾入值军机处（相当于未登相位），没有留下专著（按老规矩，奏折、日记、书信不能算数），乃是他人生的两大遗憾，均被王闿运信手拈出，这就叫哪壶不开提哪壶。难怪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乍见此联，即忿然作色，斥责王闿运“真正狂妄”。 王闿运与左宗棠交往，依然显露其狂狷不羁的素性。他对左宗棠的评价不高，远低于对胡林翼和曾国藩的赞可，他在致郭嵩焘的信中写道：“左之识学不逾明人，劣及宋而止矣，何足以识九流之秘奥，知六合之方圆？”左宗棠比王闿运年长二十一岁，王闿运“唯以丈人行事之，称其为‘季高十三丈’”。左宗棠一向自视甚高，对于王闿运时不时亮出高姿态不以为然，他对别人说，王闿运“太过狂悖”，这四字评语虽不算太冤酷，但王闿运风闻之后，立刻投书问罪，他责备左宗棠用人不当，而且怠于求贤，词锋相当锐利：“委克庵以关中，留寿山于福建，一则非宏通之选，一则为客气之尤。节下久与游而不知，是不智也；无以易之，是无贤也。将兵十年，读书四纪，居百僚之上，受五等之封，不能如周公朝接百贤，亦不如淳于之日进七士，而焦劳于旦暮，目营于四海，恐仍求士而士益裹足耳。闿运自不欲以功名见，视当世要事若存乎蓬艾之间，既非节下诸公所札调能来，亦非诸公肯荐自代，有贤无贤，何与人事？特以闻节下之勤恳，伤所望之未逢，涉笔及之，聊为启予耳。”他意犹未尽，继续写道：“节下颇怪闿运不以前辈相推，此则重视闿运而自待轻也。今特节下者众矣，尚须求也益之乎？如闿运者尚不怪节下不以贤人见师也。”王闿运的逻辑很简单：左宗棠功勋盖世固然不假，但他未能礼贤下士，就该大打折扣。我猜，左宗棠读了这封信，两个眼珠子都可能气绿了，甚至掉在地上。 既然王闿运连曾、左两位大神都敢睥睨，其他等而次之或相差甚远的达官贵人，在他眼中，能算老几？有一回，湖南巡抚端方拿出一只珍藏多年的异形古瓷器，请王闿运鉴赏。王闿运把玩一番后，即兴调侃道：“这古瓶的确年深月久，已见过不少世面，可它的形状既不端又不方，真叫人拿它没办法！”此前数年，另一位湖南巡抚陈宝箴也跟王闿运打过交道，某次，这位江西籍的封疆大吏设宴请客，谈及湖南盛产人材，再三表示歆羡。王闿运环顾四周，神秘兮兮地说：“别看这些下人现在卑贱，穿布衣，干粗活，一旦行时走运，也可以做总督当巡抚的。”王闿运的讽刺既不显棱，又不露角，而是绵里藏针。听了这话，陈宝箴的脸色“唰”的一下就红了。 湖广总督张之洞敬重王闿运的才学，曾用讨好的语气对后者说：“我为博学，君为鸿词，合为一人，始可应博学鸿词考试。”古代的博学鸿词科极难考中，考中的人真能名副其实、又博又鸿的少之又少。张之洞是择其难处而言。王闿运笑道：“若必定如此，又从何处得同考之人？”王闿运当仁不让，居之不谦，张之洞便默然无语了。 魏晋名士之风久已澌灭，而在王闿运身上仍有保留。湖南巡抚陆元鼎专程去衡阳拜见王闿运，王翁竟闭门不纳，让这位省长大人吃下闭门羹。陆元鼎倒也不以为忤，掉转船头，返回省垣。过了半天，王闿运租条快船追上百多里水路，回拜陆元鼎，两人把晤之后，相谈甚欢。对此有人大惑不解，王翁便解释道：“前之不纳，示不敢当；后之远追，又以示敬。”东晋才子王子猷雪夜乘舟去剡县访戴逵，乘兴而往，兴尽而返，并未与戴逵谋面。经《世说新语》播扬，“王子猷雪夜访戴”早已成为千古佳话。王翁高仿，亦饶有趣味。 王闿运对金钱看得很轻，真能做到“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他主理湘潭慈善公所时，银钱出入累千累万，他却从不沾手，另择专人管账。他题不忍堂门联：“世上苦人多，一命存心思利济；湘中民力竭，涸泉濡沫念江湖。”可见他仁者爱人。也有说王闿运视钱如命的，理由是他曾订下条例：凡是央求他向达官贵人通门径，以谋取美差的，须按每封推荐信一百两银子的标准付费。就算是自家的女婿，也不例外。在《湘绮楼诗文集·笺启》中有一短函《致马生》，饶有趣味：“用度浩繁，专靠出卖风云雷雨，一信百金，久出笔单，而令叔以瘦鸭换之，故为难也。”王闿运定下高价润笔费，是为了省减许多无谓的应酬，杜绝烦人烦己的官场请托。标出高价，才可让人知难而退。但亲戚朋友后生晚辈都来恳求他，拎一只瘦鸭充抵润笔费的也有，这样明目张胆的烂价行为，他除了苦笑，还是苦笑。 令人好奇的是，王闿运的荐书果然有用吗？他在《致赵师爷》的信中就发了一堆牢骚：“方今随俗者众，知古者稀。江南大吏诚多旧识，然皆以虚名相假，有貌无情。今若挟要津一函，犹当审其最要。山中老朽荐一布衣，投书既未必开函，延见亦徒资匿笑。”由此可见，王闿运对自己所写的荐书作用几何还是心中有数的，真人面前不打诳语。 清末封疆大吏陈夔龙在其笔记《梦蕉亭杂记·王壬秋》中有一段趣话：陈夔龙任湖广总督时，王闿运忽从湘中写信过来，行文颇为滑稽，大意是，昔岁端午桥（端方）为湖南巡抚，我曾与他约定，只推荐绅士，不推荐官员，午桥同意了。现在君为湖广总督，我打算推翻前议，只推荐官员，不推荐绅士。君意如何？然后就胪列了多个名字，纷纷请托。陈夔龙与王闿运是老熟人，知其笔墨已到而意思先忘，因此一概束之高阁。事后王闿运也不再提及，也并未生气。 四、老眼未昏花
当年，有好事者按捺不住好奇心，揣此疑惑，直接就教于王翁：“公已八十三岁高龄，夫复何求？如今折身事袁，为其下属，似不值得。”王闿运的回答既令人解颐，又令人释疑：“做官是一件最容易不过的事情，如今老聩，百事莫办，只得找件最容易的事情做做。” 孔子曾郑重告诫道：“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但人老了，往往耐不住寂寞，总想掺和点事情，自然而然就会出昏招。这也正是庄子“寿则多辱”一语隐含的深意。王翁受累于弟子杨度，杨度要借重乃师之盛名，为自己多捞些政治资本，因此擅自在劝进书上代为签名，实违王闿运的本愿。在大是大非上，王翁曾劝杨度不可犯傻：“若先劝进，则不可也。何也？总统系民立公仆，不可使仆为帝也。弟足疾未发否？可以功成身退，奉母南归，使五妹亦一免北棺之苦乎？抑仍游羿彀耶？”王闿运致信袁世凯，也婉言劝导这位龙心未餍的大总统打消称帝念头：“……但有其实，不必其名。四海乐推，曾何加于毫末？”当时，袁世凯哪里听得进逆耳之言？ 王闿运一生风骨不肯让人，就算他要兜售帝王学的“老锅底”，也绝不肯沿街叫卖。袁世凯得陇望蜀，欲壑难填，王翁视之为鄙夫，再加上国史馆的经费、工资迟迟不能到账，遂有寄人篱下、仰人鼻息、“不胜其辱”之感。恼怒之余，他将国史馆馆长的印信寄存在弟子杨度处，未向袁世凯辞行，就一驾风回了南方。 当初，王闿运北上赴任，在武昌题襟高会上，意气洋洋，所作诗句“闲云出岫本无意，为渡重湖一赏春”，至此仅兑现了一小半，折损了一大半，春意若有实无，秋风萧瑟倒一点不假。 王闿运晚年，本不足道的周妈（王闿运的管家婆和情人）却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周妈帮他料理衣食住行，检寻书籍文章，还帮他出恭后揩污，是个不可或缺的好帮手。王闿运北上，暂停武昌，先去拜会以贪鄙著称的湖北督军王占元，他带上周妈同行。王翁对王占元说：“老妪欲瞻将军威仪，幸假以辞色。他日入京，亦携此妪，谒拜圣颜，使阔眼界。”王占元遂对周妈礼遇有加，赠以金帛，那些视周妈为乡婆的招待员因此前倨而后恭。湖北将军段芝贵设宴招待王翁，王翁同样带周妈同行，他对周妈说：“汝欲看段大少爷，即此人也，有何异处？”段芝贵闻言，面露惭色。王闿运到国史馆就职后，报章上时不时敲打和调侃周妈。上海《时报·文艺周刊》载有长篇小说《周妈传》，明道湘绮老人无周妈，则冬睡足不暖，日食腹不饱。《益世报》刊文更模仿湘绮老人的口吻说：“周妈，吾之棉鞋大被也。无衣无褐，何以卒岁。”《顺天时报》记者更讽示周妈幕后干政，致国史馆官以贿成。于是王翁自弹自劾，递上辞呈：“呈为帷薄不修，妇女干政，无益史馆，有玷官箴。应行自请处分，祈罢免本兼各职事。……闿运年迈多病，饮食起居，需人料理，不能须臾离女仆周妈。而周妈遇事招摇，可恶已极，致惹肃政使列单弹奏，实深惭愧，上无以树齐家治国之规，内不能行移风易俗之化。”章太炎对此有两句点评，算是道破谜底：“湘绮此呈，表面则嬉笑怒骂，内意则钩心斗角。不意八十老翁，狡猾若此！如周妈者，真湘绮老人之护身符也。” 有则轶事流传一时。王翁初抵京城，袁世凯示以高规格的恩宠，不仅陪王翁游览三海，而且大集百官，设宴为这位文坛耆宿洗尘。吃完饭，袁世凯与王翁聊天，礼性周至，状极谦卑，王翁则以“慰亭老世侄”称之。返回客栈的路上，王翁对随行的弟子说：“袁四真是个招人喜欢的角色啊！”马车经过新华门，他抬头喟叹道：“为何要题此不祯不祥之名？”同行的人大吃一惊，赶紧问他何出此言。王翁说：“我人老了，眼睛也昏花了，那门额上题的不是‘新莽门’吗？”王翁真够机智俏皮的，“莽”字与繁体的“華”字的确有点形似。西汉末年，王莽发动宫廷政变，改国号为“新”，猴急鸟急地过了一把皇帝瘾。可他惨淡经营的十五年短命王朝旋即崩盘，他本人也被绿林、赤眉搠翻在地，好个莽爷成了无头之鬼。王翁话中藏话，弦外有音，暗示袁世凯若蓄意称帝，其下场头很难好过王莽先生。 五、不向空门何处消 一贯令人厌憎的索命无常叩响了门环，竟有心来点幽默，可他那句玩笑开得不合时宜：“去天堂，你老人家的帝王学更派不上用场，还是去地狱吧，所有人间的专制魔王都在那儿蠢蠢欲动呢，你老人家不愁找不到大显身手的机会！”然而，王翁断然拒绝了恶鬼的“美意”，他把最后一瞥目光投向了高旷邈远的青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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