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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李俊、张顺们的外来势力和穆家兄弟们以宗族或恶少为代表的当地势力经过一番斗争后，两者——外来势力其实只需要斗倒宗族核心的5到10人——一定会达成一种均衡，对地方利益进行分润。 但是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特别的事：张顺离开了浔阳江，去了江州做卖鱼牙子。 在水浒中，作者安排张顺出场便被李逵打了一通，然后到了宋江席上“自觉”地坐了末座。很技巧地营造出一种“还是像他哥哥一样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好”的感觉，掩盖了张顺在江州城中的实际地位。 作为揭阳岭实际控制人李俊口中分外看得起的“三霸”之一的张顺，又怎会是苦哈哈跑到城市中做小中介的人？ 卖鱼牙子和渔牙主人都有个“牙”字，但“有时比类人猿和原人之差还远”——鲁迅。 “开门驵侩哄,辏浦篙帆翕”，一般的牙子，来源于破产农民或者城市游民，做些“私牙”或者受雇于牙行，是需要挤破脑门争抢商贩的。而张顺呢？渔人们“不见渔牙主人来，不敢开舱”，行贩也得“都在岸上坐地”，架势比《叶问》里洪金宝演的鱼档头洪震南还强三分——那洪震南手下可有着200能打能杀的弟子！ 张顺也是这么霸气的人物 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职业”选择－－即使是黑社会。张顺的选择背后当然也是经济问题。 朱熹记录的“寻常客人粜米,必经由牙人方敢粜”和张顺倒是相似。这种垄断市场、欺行霸市、吃完卖家吃买家的“民间”米牙主人的利润能有多少呢？5％－20％。一般的米牙子呢？0.12％。官牙也是0.12％，所以米牙主人开的也是“公道”价。只是很多“民间”米牙主人一般也有个官牙身份，剩余赚的，那是“乡例”… 所以，没有宋江撑腰的李逵，你看张顺会不会像洪震南收拾金山抓一样收拾他？ 在真实历史上做出同样选择的黑帮大佬并非只有张顺一个。事实上，世界各地的黑帮蓬勃发展都和城市化分不开。旧中国盘踞当时旧上海的青帮不说，在嘉庆至宣统的百余年间，哥老会在全国设立了山头36个，其中四川16个，全四川还有“接待站“（公口）数百个，基本都分布在城镇。 其中巅峰当然是旧上海了，青帮、洪门、斧头帮…都以这个特大城市为最终战场狠狠扑杀，“南小杜、北老九，十三太保无敌手。乞丐教头纳三少，车夫师爷小阿俏，瞎子酒鬼黑白无常龙虎豹。”便是这段历史的影视化了。 戴宗相当于“江州”杜月笙 水浒的江州故事中，至少给我们展示了戴宗、张顺和敢打李逵的赌坊老板三个涉黑势力，江州这个城市的黑道老大无疑便是和黄金荣、沈杏山在上海地位仿佛的戴宗——水浒的描写同样让人忽视了戴宗的实际江湖地位：在江州，戴宗是权力与黄金荣相当、做派与杜月笙相当的人物——戴院长在哪，哪就是他的五尺天。（为什么那么牛的戴院长看起来那么憋屈，因为“伤害均衡”，具体可看我前文《水浒的黑帮经济学之江州故事》） 为什么大佬们都把眼光盯在城市里？ 在黑帮大佬爱扎堆城市上并非如此 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无论黑社会们如何美化，黑社会的本质还是非法控制的暴力，黑社会必须吸正常经济的血才能生存，经济的依附性决定了大佬们的选择背后还是经济问题。 大佬们的目的还是为了做大，无论是朦朦胧胧、自学成才、还是系统培训，大佬们最终会学会一种经济学概念－－规模效应。 规模效应又称规模经济，即因规模增大带来的经济效益提高。企业的成本包括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混合成本则可以分解为这两种成本，在生产规模扩大后，变动成本同比例增加而固定成本不增加，所以单位产品成本就会下降，企业的销售利润率就会上升。 于是，学会了规模效应的大佬们还得去学习寻找两样东西－－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在哪儿？ 固定成本（Fixed Cost） ，相对于变动成本，是指成本总额在一定时期和一定业务量范围内，不受业务量增减变动影响而能保持不变的成本。 这个好理解，社团大楼的基建费用、叔父们的固定分红、维持威慑用的起码数量的小弟们的基本工资和训练费用、仓库里的作案工具、保护伞们打点费用等等都是固定成本。 支出不菲啊。 变动成本在哪儿？ 变动成本(variable cost )指产品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和变动制造费用，如购买原材料及电力消耗费用和工人工资等。这种成本随产量的变化而变化，常常在实际生产过程开始后才需支付。 如果我们把犯罪次数类比成产量，对于黑帮而言，变动成本就是每次犯罪时投入的人员、工具等犯罪成本。 而且，大佬们可能自己没有意识到，黑帮们通常还会采用比较高的“经营杠杆”。 在企业经管中，常把变动成本与固定成本的比值称为经营杠杆（Operating Leverage ) 黑帮们搞的可不是什么正经生产，是犯罪活动，为了保证“拧成一股绳”，钱肯定是事后才分，因此许诺的花红那也是极大的，杠杆相应提高。但是大佬们把风险转嫁给了小弟，用高风险化解了高杠杆，极限地压缩了固定成本。 这种高风险高杠杆的模式，使得人员不再是单纯的成本，再加上传销式的小弟上交的“人头费”，人员变成了收益。 于是，黑社会的规模效应就变成了两个参数——组织成员和犯罪次数。 所以理由就变得很简单。为什么非要选择城市来发展？因为只有城市才能提供发展“足够多”组织成员的机会，只有城市才能承受“足够多”犯罪活动的掠夺。 因为城市才有远超乡村的大量流动人口集散，因为城市才有远超小农经济的、能自我增长的超级经济体量。 如果我们把犯罪种类比作“产品”的话，解决了成本问题后，那么“经营”的下一步就是寻找“利润”高的“单品”。黑帮最终还是为了非法垄断某行业或垄断某非法行业，从而谋取巨额利润。于是，他们的眼光便盯上了建筑工程、物流托运、餐饮娱乐等利润高、流动性强、管理困难的行业。 随着对城市规则的浸润，大佬们还会发现：只有在城市里，他们才能找到合适的组织形式。因为只有城市里，才能名正言顺的长期存在某种不事劳作的组织——只要冠以“公司”、“行会”之名掩人耳目。骨干和成员们自然就是老总、经理、员工了——杜月笙还是“商会”首脑呢，张顺也是个帅气的老板嘛，至于李逵这类满脸戾气的肌肉棒子们，找个健身房、拳馆把他们塞进去撸铁就行了。如果只有钱没有人或者人不够，还可以“劳务外包”——有些帮派是专门受雇打打杀杀的——各种文艺作品里的“杀手”我们且不说他，旧上海的斧头帮和旧天津的混混便是如此；2006年太原打掉李某某、郭某某两个黑社会性质组织，便是以东北籍外来人员为主，大肆从事受雇“摆场子”的。仅2004、2005年，太原警方110便接到涉及东北人“摆场子”的警情上百起。 但是，城市是最终战场的意思，除了说黑帮在这里你争我夺之外，还包括了政府对黑帮的打击。人民安居乐业的城市，必然要是扬正辟邪的城市。打击犯罪，扫黑除恶，是古今中外稍有能力的政府当行之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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