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是一个人生命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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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诗人黄庭坚说：三日不读书，便觉言语乏味，面目可憎。我还没有到达这种境界。但一日不读，心里总有些忐忑，像是日子过得有些问题似的。

一

我的阅读启蒙来源于母亲。20世纪60年代初，母亲经常从县图书馆借书回家。她习惯于晚上倚着床头读书。跟着母亲，我也开始了自己的阅读生活，那主要是在她放下书的时候，我就拾起她的书来读。我因此认识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丰碑式的人物，如鲁迅、茅盾、老舍、郭沫若、叶圣陶，还有张恨水等。美中不足的是，很多书还没来得及读到结局，就被母亲还了。为此我那时候最大的梦想就是自己也有一份借书证。当这个愿望在初中一年级实现时，那种满足感，现在已经很难体会到了。

刚读完初中，“文革”爆发，学校停课，一切秩序都乱了，图书馆也关了门。百无聊赖之下，有同学撬开学校图书室的窗户，爬进去偷书看。被我发现了，我也偷偷钻了进去。那真是书的世界，任意翻找书籍，让我有极大的自在感。选好几本书，我便把报纸铺在地上，躺在上面看书。那种阅读比较零乱，一本还没读透，就拿起另一本来翻，可见那时候的浮躁。那时读得最多的就是前苏联小说，还有就是一部名为《沉浮》的当代长篇小说，作者是谁至今也没有弄清楚。记得作品描写的是建筑工地的生活，作品里男女主人公的爱情令我有点儿心动，所以至今依稀记得。

后来做插队知识青年，我们有一个同学，他父亲是县里的干部，家藏了一些书，他经常拿书给我们看。于是我有幸读到了契诃夫的小说、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读到了中国四部古典长篇小说名著，读过《物理学的未来世界》《宇宙之谜》《进化论及伦理学》等。还读过德国民间流传的长诗《尼伯龙根之歌》，长诗极长，我当小说来读，在里面寻找故事情节。

不过，这个时期的阅读是分裂的。阅读是在相对隐蔽的情形下进行，因为这是一些“封资修”的东西，不能在当时的阳光下进行。阅读中接触到的思想、理念、感悟我是不敢与现实生活对接的。一个人走什么样的道路、过什么样的人生、受什么样的教育，特别是如何看待社会，那时是不能与阅读发生关系的。而且，自己还自觉地提醒自己，阅读就是阅读，切勿受到不好的影响，做出那个时代不能容忍的傻事来。那时更多时候是为阅读而阅读，读了就很好，是一种纯粹的阅读。其实，那时肯定在阅读中受到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只是我所未知。直到改革开放，阅读才跟我的人生、事业紧密相连，成就了我今天作为“作家”和“出版人”的职业，也提升了我的思想境界和人文情怀。

二

“文革”结束，我就开始真正的文学创作。那个时期文学创作的主题多与社会现实联系在一起，阅读的也是与其相关的一些作品。

1981年，我参加广西作家西北访问团，同行的一位老作家带了一本上世纪40年代出版的沈从文《湘行散记》，我借来读了，有一种豁然开朗发现新天地的新奇感。沈氏笔下的湘西风情、风景、风俗和人情，以其美丽震撼了我。我原本很执著地以为文学就应该像鲁迅的文字一样成为揭露社会黑暗面的利器，至于一些风情文字，意义总归是不大的，现在从文中那些勇敢而又和气的兵士乃至于那些粗暴豪爽的土匪身上，我看到了朴实人生的庄严美丽。大师级作家也应当是各式各样的。后来，我得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沈从文小说选》，它成为我的常读之书。

再后来，我得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钱钟书的长篇小说《围城》，它成了我不离左右的第二本书。作品冷峻的机智，渊博的幽默，以其智慧震撼了我。“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婚姻像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等关于婚姻的比喻，仍然是现在的流行语。我已搞了所谓的文学创作几年，这样的好作品竟然不曾读过，使我稍感不好意思。尽管这部作品因为书写知识分子的灰暗心理过重而受到诟病，但其细腻绵密，对人性、心理揣摩的准确，表达的趣味，让我好生喜欢。

使我更感惊讶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严家炎编选的《新感觉派小说选》。以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为代表的新感觉派是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在他们笔下，表现的是都市发达的商业文化和成熟的欧洲生活方式，都市人在物欲诱惑下的内心世界，被生活挤压、抛弃因而寂寞、悲哀的精神生活。他们把小说写得如此纵横捭阖，把人的心理描写得如此细微，把分裂状态写得如此奇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我知道他们运用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也知道一些作品搞了意识流，但让我大开眼界的是，它发生在几十年前的中国文坛。人们习惯说新时期文学有拓荒之功，当然这是不错的，我们用了十来年时间把世界上近世以来重要的文学流派几乎都尝试了一遍，颇有些创新的勇气。但得承认，20世纪最初30年，这些玩意儿也都有前辈试过，而且一点都不比我们现在差。对《新感觉派小说选》，我觉得很好玩。

我的阅读史里还有一本书不能不说，甚至可以说是我的文学生涯和职业生涯，乃至心灵的历程中绕不过去的一本书，那就是《李健吾创作评论选集》，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灵魂在杰作之间的奇遇”的文学评论准则让所有评论家心向往之。李健吾的美文式、贴切感悟式的文学评论，让我如痴如醉。这部书至今仍是我的案头必备。

上述四本书在一定意义上弥补了我此前阅读的遗憾，对我的文学修养产生了很深的影响。这些书让我对20世纪的文化和历史进程有了新的认识，让我知道中国20世纪之初文学就有过很好的创新、实践和书写。过去，我们佩服鲁迅式的深刻冷峻、巴金式的道德激情、茅盾式的社会分析、老舍式的市井幽默，并愿意以他们为学习和借鉴的文本，接受他们的影响。在上鲁迅文学院和北京大学中文系作家班时，我发现许多同学大体如此。读这四本书，当然，还包括后来接着读废名、萧红、胡适、林语堂、张爱玲、林徽因等，逐步完善了我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认识。原来，文学这座大厦是可以有许多窗口进入的——这是一位大作家说的。

三

我从最初的《金城》文学杂志到漓江出版社，继而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再到中国出版集团公司，都时刻没有忘记这四本书，我从作家到一个编辑再到一个国企高管，这四本书对我影响的痕迹随处可见。

沈从文、钱钟书、李健吾以及新感觉派作家是长达几十年的岁月里，文学史上几近消失的人物，他们并不被大众所熟知，当时的文学理念也很少提及。但在改革开放初始，人民文学出版社就钩沉了现代文学的奇葩，这种创新的勇气让我佩服不已，也影响了我的写作观和出版观，他们提醒我要始终保持一种创新追求。后来我在北京大学上严家炎先生的课，我特意向他表达了感激之情。

或许正因为我深切认识阅读对人生的影响，所以一直在努力寻找并出版更好的作品提供给读者，我以为这才是一个出版人应有的职业境界。我的出版文化观的一个基点是“敬惜字纸，敬重读者，敬畏历史”。作为一个生产精神产品的出版人，要做到这“三敬”。现在有一些人是“三不敬”。“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我要说，只要进入传播领域，就是“文章千古事，得失天下知”，我们要有为天下人做出版、替万世人留文章的责任感。

我现在依然在读书，再忙也得读。只是现在的阅读分成了三种：一是兴趣阅读，是满足自己的兴趣选择读一些书，文学作品自然为主，一些口口相传的书籍也设法找来一睹风采；二是专业阅读，主要跟我的工作有关，譬如出版研究和文化类、经管类等方面的图书；三是涉猎阅读，由于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是出版门类比较多的出版单位，各方面的书我都得涉猎一些，社科、文学、音乐、美术、历史等方面的书都要翻看。

尽管渴望阅读，事实上许多时候我无法长时间地悠游从容地阅读，时时要放下读到一半的好书去上班，去解决许多解决不了的问题，但我总要读下去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老社长楼适夷给出版社的同事们讲过一个关于读书的故事：在20世纪20年代，他坐过监狱，监狱里难友们经常传阅书籍打发坐牢的时光。一天早晨，有一本书传到楼适夷同监室的一位难友手上。这位难友已经被判死刑，而且那天早上就要被执行，可他还是很专心地去读这本书。楼适夷当时就想，他马上就要结束生命了，读书还有什么用呢？后来他理解了，读书是一个人生命的需要。这个故事很是让我感动。生命不息，阅读不止。在海量信息的今天，似乎要经常这样来要求我们自己了。

作者简介：聂震宁，男，江苏南京人，作家、出版人，曾任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总裁，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漓江出版社总编辑、社长，曾出版小说集《长乐》《暗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