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永朝 | 互联网？命联网！（在2017年7月1容弘道书院沙龙上的发言速记）

【按】2017年7月1日，北京雁栖湖，弘道书院举办的“儒家伦理与人工智能“在这里举行。与会者有弘道书院创办人秋风，以及张祥龙、盛洪、梁春晓、姜奇平、周子衡、刘鹰等诸位老师。我因事未赶上上午的会议。以下是本人下午的发言速记稿。此外，附上与张祥龙、盛洪两位老师对话的内容。敬请大家对本人观点批评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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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遗憾，上午没有听到，上半场很重要，本来特别想听奇平和盛洪老师的话题，没有听着，回头补课学习。

这个报告的这个题目，有一个小渊源，去年年底的时候，跟春晓去台湾阳明山未来学社交流，第二天有一个发言，头一天晚上把PPT改成这个名字了。这个题目是去年正好圣诞节的时候，在台湾讲的。

讲完之后的反馈，我觉得还是挺让我受教育的。特别是台湾著名的紫藤庐主人周渝老师跟我说的，他说你讲的这个东西本来是“不确定性”，但是听你说起来的口气，怎么那么言之凿凿、那么“确定啊”！所以今天20分钟时间，我要注意这个问题，用商榷的口气、用“猜测”的口气，跟各位大咖请教。

这个题目的确挺刺激的，《互联网？命联网！》，这个很短的命题，概括了我对这几年、甚至这十年，对互联网的思考。

 

这是我自己搭建的一个理解互联网的四块石头，构成的一座“房子”。

地基是“千年大事”——这已经被春晓升级为“万年大事”，我是接受的。

我个人认为互联网带来的最重大的变化，体现在我们的史观上。互联网是一个旧史观向新史观转型的过程。当然我本身也不是搞历史研究的，所以这些词可能也都是望文生义了。

然后，这个房子有两个柱子：1）拥抱不确定性。

我自己理解，传统文化最重要的一个基石就是确定性，我把它叫“定数崇拜”。就是说，我们大家都喜欢确定性。这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也不知道，没有考证过，我只能说大概猜一猜，最起码是从轴心时代开始的，最起码是2500年以前的事。如果再往前推，对确定性的崇拜，应该是人类一万年以来，定居文明的一个特征。

互联网与此不同，互联网带来的一个巨变，是“拥抱不确定性”。我的意见是，要把不确定性摆在比确定性更基础的位置上思考。可是在工业时代，我们对不确定性的处置方法，往往看成偶然性、噪音、干扰、风险，这是我们过去的看法。我觉得这些都是权宜之计，虽然这些看法也肯定是“对的，但是不够”。

2）悖谬丛生的世界。

听上去有一点诗意。就是说，这个世界的本质充满着悖论，悖论是这个世界的本质。但过去各种思潮，都致力于消除悖论，追求一致性、统一性、普遍性。好像悖论是一个“坏孩子”。

悖论思想，典型就是数学上的哥德尔定理所揭示的那套东西。所以我认为，不确定性、悖谬丛生，是互联网思想的两个台柱子。

最上面的屋顶，叫“意义互联网”。我对意义互联网的思考，大概萌发于5年前。2012年，与胡泳、王俊秀、包括奇平，我们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我把它提炼成“意义互联网”这么一个说法。这个“意义”我不加前置词，比如说人生的意义、世界的意义，我就说“意义”，抽象的讲，意义对人的重要性。我的问题是，互联网对“意义”带来的改变是什么？

这四个板块，构成我自己对互联网思想的一点理解，下面花点时间把每一个板块略微解释一下。

 

第一、史观的问题。

我把旧史观总结为三条：1）定数崇拜；2）定居文明；3）生产方式是“先～～后～～”。

我还是非常同意赫拉利那本书《人类简史》的论断。当然不止他一个人，很多人都在反思人类史、反思文明是个什么东西。按照我自己过去读书的体验，包括涂尔干这些人，他们在概括文明的时候，把文明的特征总结成三个：1）有书写记录；就是出现了文字，有了书写，人类从此进入了文明时代，没有书写之前，人类是语音时代或者体态语言时代；2）有了部落，或者聚落，特别是有了墓葬；3）有祭祀。所以我们统称定居文明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定居文明或者说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也可能交替演进，也可能平行演进，但都有偏好确定性的特点。剩下的事是我猜的。

在这之前，特别是从万年史的角度，比如去年第35届世界地质学大会地层学委员会，通过一个决议，建议把“人类世”这个名词纳入到地质纪年，按照我们现在地质学的地质纪年方法，从震旦纪、寒武纪、志留纪、奥陶纪、泥盆纪、石炭纪到现在的第四纪，覆盖范围大约10亿年，每一纪大概是六千万到八千万年。为什么把人类世放到一个地质纪年呢？就是因为人类的活动对地质构造有不可逆的影响。

在过去100年到500年间是一个深刻的变化；所以地质学家已经觉醒了。10多年前，在佛罗伦萨第32届地质学会议上，有一个口号叫“地质学的文艺复兴到来了”。第四纪的起点是258万年，到农业定居的11500年之间，我们要想像直立人、智人、能人，这都是上百万年的进化史。在这个过程中，人干了什么、遭遇了些什么、人的心智结构是什么？这些问题至关重要。

所以我把它叫人类经过上百万年的迁徙移动、四海为家、走哪儿吃哪儿，当然也有战乱恐惧、各种各样的天崩地裂，形成的心智结构，是一种非确定性的心智结构。但是定居文明之后，情况大不一样了。简单就是说，今天种下去明天吃不上，因为过去四海为家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我猜，出现了两大心智结构的变化。第一、必须仰仗神灵保佑，得学会求神，因为今天种下去明天吃不着，所以需要神灵保佑；第二、也是今天种下去明天吃不着，六个月间会发生太多的事情，被野猪拱了、麻雀吃了，隔壁部落抢走了，所以要学会防御。所以我个人觉得，人类的定数崇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把它叫做人类的第二次觉醒。

为什么不叫第一次觉醒？我个人觉得，不能把定居文明看成人类的第一次觉醒，因为上面有257万年的空白，不能说对人类的心智贡献一点都没有，说它是空白。我们今天人的心智结构里面有一些远古时期的心智的遗存，DNA可能是一个研究路径，所以我把它叫旧史观。

那么，到了文艺复兴之后，旧史观越来越清晰，清晰到什么程度？叫进步史观，也就是我们说的，有一个叫时间箭头的指向，英国的学者厄里讲过，西方的逻各斯传统的“两希文明”，有一个清晰的时间指向。它是时间偏好的哲学，这其实也就是定数崇拜是这么来的。但实际上人类文明有进步论、退步论、循环论，东方文明跟这个还是有区别的。这个就不展开说了。

第三、生产方式是“先什么、后什么”；预设一个“先”，然后才有“后”，先生产后消费，先播种后收获。这是很重要的。我把它叫“旧史观”。

那么互联网带来的新史观，就是拥抱不确定性，这种刹那间的未知，或者偶遇，其实是正常状态。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西方有一本很著名的书《驯服偶然》，解释了西方路径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收编”，把偶然事件“收编”到必然事件中，或者叫“降服不确定性”。这作为一种方法论，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我们说本来问题是否如此，还得打一个问号。

所以我认为互联网带来的史观革命有一条：1、拥抱不确定性；2、重思（原来叫“重回”，这个说法有争议，现在改过来），就是重新思考游牧、农耕时代给我们带来的心智结构的变化是什么；3、它的生产方式，我个人认为是平行的、并发的。

 

第二是来剖析不确定性。举例：互联网、智能科技有9个流行词，我把它们概括成“九件套”：分了三个层次，1）新的基础设施，是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2）新的交互界面（机器人、人工智能、虚拟现实）；3）新的认知结构（分享经济、区块链、GIS）。

这三个层面的东西是最近五年内非常火爆的东西；这个“九件套”共同指向了一件事情，就是“万物互联”。今天的互联网，包括智能科技，都是许诺一个“万物互联”的世界。我们思考一下远古时代的心智结构是什么？还是用猜的办法，我认为在四海为家、四处迁徙、天崩地裂的情况下，其实“万物互联”是人的本真态。我们想象一下，男猴子、女猴子抱着小猴子跑的时候，它们本来就是万物互联的。

从马林诺夫斯基、列维-施特劳斯所做的“人类学田野研究”来看，他发现在太平洋南部的岛国上，在非洲或者说拉美的一些原住民的地方，在那些地方一个蘑菇会有三、四百种叫法。今天都有抽象名词了，比如芭蕉、香蕉、蘑菇、西瓜，我们都是用一个抽象名词概括一个族类，但是对于原始部落来讲，没有抽象名词，非常具像的。早上八点的蘑菇是一种发音方法，一种叫法。到中午12点的蘑菇又是另外一种叫法。幼年期的蘑菇是一种叫法，长成又是另外一种叫法。所以我猜，那时候人与自然是万物互联的，是心心相印、息息相关、生生不息的关系。所以说，游牧时代的心智结构或者说游牧之前（采摘狩猎时代）的心智结构，本来就是万物互联。

所以，我觉得在万物互联的形状下，第一次人的觉醒就是突然意识到，“我怎么突然有了这种觉醒？”实际上就是“发呆”。人突然有了一种陷入发呆、犯傻的境地，就是瞎狗看星星的状态和情状，而且心智的塑造在几十万年中给人带来了说不上来的某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第一次觉醒。

第二次觉醒出现了自我的认知。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偏爱确定性？我猜，确定性背后是一种图谋，也就是说，其实确定性不是人的心智结构的底层，它只是图谋。因为担心今天种下去明天吃不到，所以要寄托于某一种外在的力量，并乞求外在力量有效，所以就是对操控命运的渴望，图谋。

所以当我们把确定性当成偶然性，概率事件的时候——比如说，哈金写的《驯服偶然》，在十七、十八世纪之后，对于偶然的认识和降服，是研究概率论的原始冲动，希望把偶然性用数学公式表达出来，转换成另一种的确定性。所以我觉得，确定性恰恰是我们致命的心魔。“我执”是什么，就是对确定性狂热的偏好。

什么是不确定性？我又是猜，它的本质特征就是可能性。不确定性就是可能性，就是我们能不能同时面对多种可能性？当你同时面对多种可能性而又进行取舍的时候，就已经进入确定性了。确定性是降维空间，就已经进入到了“我执”（价值判断）。保留不确定性，保留像鸭子一样的感觉。鸭子我们赶它的时候它会逃命，它会左右逃跑会很惶恐，对它来讲有一万种路径的可能。

第二，不确定性是赫拉克里特“流动性哲学”的回归。我们今天的西方哲学，是柏拉图占上风，柏拉图的理念论。赫拉克里特实际上是被边缘化的。实际上流动性哲学，强调的恰恰是可能性和多重可能平行存在的情形。这些事情，再想一下，正好跟今天物理学讲的超弦理论、平行空间的探索趣向相一致，这是一个蛮有趣的问题。

 

第三、悖谬丛生。悖论是一个硬骨头。而且在哥德尔以后，西方数学思想已经不再往前走了，因为走不动了。无论是几何学传统、还是代数学传统、还是新型的数理逻辑传统，在哥德尔以后基本上做了“结扎手术”。因为任何一个数学分支，根本趣向都是追求确定性和清晰、光滑、可见的图景，都是这么一个路径。但是哥德尔明确告诉大家，一致性和完备性，鱼和熊掌不能兼得。所以在这种情景下，当代数学方法和思想是难以支撑悖论的，或者说悖论的合法化、合法性得不到肯定。

当然这50年里很多人在研究，比如康宏逵的“多重可能世界的逻辑”。但他是从数理逻辑的多值逻辑入手，还是逻辑衍生的思路。包括模糊逻辑，三值逻辑，想找一条新的路，搞三值，不搞两值，都是术的层面的改变。

那么，悖谬丛生是什么含义？我结合互联网说，我把它总结成“人有八条命”。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正在发生的事情，今天的90后、00后、甚至10后，或者还没有出生的20后的孩子们、30后的孩子们，她们跟我们的不同，在于我们今天手里头只是捏了多个账号，但是未来的孩子们会拥有多重人格。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赛博空间是数字生命生长的空间。

今天大家工具已经都有了，虚拟眼镜戴上试试看，我们现在只能戴五分钟就放下了，未来的孩子们可能戴一辈子，可能虚拟眼镜要戴一辈子，就像我们今天的手机是人的器官的延伸，手机已经变成了一个外化的器官。那么在这种情景下，未来的人，互联网的原住民有八条命应该是不稀奇的事情。

所以我借用荷兰学者约斯. 德. 穆尔十年前有一本书《赛博空间的奥德赛》，这也是很强的隐喻。《赛博空间的奥德赛》里面有一句话“精神分裂症的春天到了？”我去年跟他交流，还是有一点不同意见，因为这句话后面是问号，我觉得根本不是问号的问题，而是惊叹号，是“精神分裂症的春天必须到来！”精神分裂症不是病，这种情况下，悖谬丛生是我们生存的真实状态。

只能先这么说，但是关于悖谬丛生世界的刻画、表征逻辑，现在还没有，今天的数学在这里已经是荒芜一片，物理学也没有。这个话可能说的太狂妄了，大家可以批评。

第二个是鸡同鸭讲，受春晓的启发。春晓有三大思想：1）鸡同鸭讲（井底之蛙）；2）后天论；3）葫芦理论。这些不展开说了。

鸡同鸭讲是什么意思？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鸡同鸭讲几乎等于骂人，说这人不可理喻，就是鸡同鸭讲。可是仔细想一想，如果大家认同我刚才这个判断，鸡同鸭讲在日常语境中是骂人的话，要想一想潜台词是什么？潜台词是，我们喜欢鸡同鸡讲、我们喜欢鸭同鸭讲。这事实上是一个错觉。就是说，从百万年前的人的心智结构猜测，鸡同鸭讲才是常态。我们想一想生态中如果真是鸭子只和鸭子玩，黄鹂鸟儿只跟黄鹂鸟儿玩，不理麻雀、苍蝇和蚊子，这个世界会是多么的无趣。

这里面背后的假设，就是“什么是共识”？我们过去假设的共识叫同意。也就是，同意之后才有共识。怎么才能“同意”？只有两个办法：1）逻辑思辨；2）数学演算。莱布尼茨当年讲，从此以后两个人有分歧不要紧，拿个数学本和笔算一算，算完之后肯定有一个人不对，有一个人对。但是鸡同鸭讲的本质不是同意，而是会意。就是通过某种心灵感应，我们承认认知上是有鸿沟存在的，但是跨越鸿沟，是靠意会不是靠言传。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是可以建立天然的信任和情感的。

所以我的问题就是，互联网带来的真正挑战并不是说互联网的秩序是什么，而是“在没有共识的时候，世界的秩序是什么？”我们已经对这个世界泰然处之了，因为传统的言说方式走到了死胡同，在我们关于悖谬丛生的世界尚未达成一种表征体系的时候，在没有共识的情况下，这个世界不要崩盘，说白了就是不要把船给造翻了。

用张翼成老师（瑞士弗里堡大学教授，阿里商学院复杂科学研究中心主任）的话说，我们共处一个“独舟”，地球就是我们的独舟，说好听一点叫家园。所以为什么，艾伦. 马斯克会有“星际互联网”的畅想，他的胸怀为什么大，就是因为他觉得地球这么个玩意是我们的独舟，我们现在都在一条破船上，我们不要因为没有共识给他凿穿了，浑球儿才会这么干。

在后面，我也写了一句：3000年来的所谓文明，达成共识的机制，骨子里面就是“吵架 打架”，因为我是逻各斯，因为你是佛陀，咱俩看谁牛逼咱们就说，其实谁也听不懂谁，然后吵不赢就打架。不管是十字军东征，还是ISIS崛起，就是这个道理。

最后一句话，改一下儒家老祖孔子的“五十而知天命”，我觉得，对于未来的孩子们来讲，三十必须知天命，三十要知道悖谬丛生，三十要知道不确定性，三十要知道生活的丰富多彩、婀娜多姿；三十要知道每分钟都要活出滋味来，不要等到五十岁之后才明白这个道理，黄花菜都凉了，晚了。所以孔老夫子讲的三十、四十、五十这个概念，就是我前面说的“先什么、后什么”，这是有问题的。

 

最后就是“意义互联网”，这是受启发于维纳的那本书《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与社会》，维纳的书里引用了“神奇的单马车”这首诗，作者是英国一个诗人叫赫尔墨斯，“神奇的单马车”就是讲，工匠做的一个单马车，我们总是追求它经久耐用、百年不坏，这是工匠精神。我们追求经久耐用，但是维纳说这个故事还有另外一个寓意，就是这个马车如果坏了，它会怎么坏？我们过去的马车怎么坏呢？车轴断了，但是，车辕还完好无损，车棚皮革内部非常好，也就是说车轴、车辐、车辕、车座、车棚，它都不是同时坏的，所以这是一个糟糕的设计。赫尔墨斯说，好的设计是什么？是所有的东西都匹配的那么好，以至于这个马车坏的时候，夸叉一下！所有的地方都坏了，这多棒！

当然这非常理想，但这里头非常有启发。我把它总结叫“恰当社会”。其实我们今天应该追求的社会匹配结构是这样的，而不要过度生产，现在我们生产的粮食、面包、西瓜、房子，其实够全世界每一个人折腾100年、200年了，关键我们都想屯，都想攒着，所以一个人总想要是攒八套房、五辆车等等，这不符合恰当社会的理想。

所以我觉得，“恰当社会”事实上是互联网带来的远景，未来的孩子们真的是，我们以后当了爷爷奶奶之后，房子都在我们的手里头，因为我们的孙子们没有买房子的欲望，当然也买不着了，而且他们已经铁了心认为这个世界是不需要买房子的，买房子是我们这些祖先们玩的最丑陋的一件事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世界的意义，要从“预制罐装”到“共意涌现”。

“预制罐装”就是我们过去玩的这个“意义”都是写在书本上的，凝结在经典中，我们天天都去解读它、诠释它，这就叫“预制罐装”。我们都假设这些意义都凝结在瓶装水里头，这是对的，不能说错的。但是意义还有另外一种生产方式，就是，因为互联网之后，大家相互连接、交互，关于世界的意义是涌现的，叫“共意涌现”。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关于欲望、快乐、利益、关于律法、关于解脱，恐怕都需要重新理解。所以，“意义”就是命理。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互联网会带来一个升维的世界，就是后天的想象力，一定要想象虚实有无，充满一个多重可能性的世界，它是怎么运转的。如果我们对多重可能的世界的运转，总是想把它降维化，就是我们固然可以想像多重空间，但是我们想象的出发点总想把它降维化、缩编，投射到现实世界，我们是把现实世界看成投影，这样的话，使得意义的论域大幅度缩小。

最后，我总结互联网一个字就是“玩”。互联网就是学会玩，因为人类定居之后，按照波兹曼《童年的消逝》里讲的，工业革命使得成年人和儿童分离，这是西方世界的说法，当然这个推延到定居之后，可以发现人这个动物很奇怪，怀孕期比较长，哺乳期比较长，所以成年物种和幼年物种一直以来是剥离的，孩子们会玩，成年人是不会玩的，所以我觉得返璞归真，应该在玩上体现出来。未来，在几代人的迭代之后，等互联网的原住民成为爷爷奶奶之后，玩就是常态、玩就是世界的权利。

 【补充：以下是本人在与张祥龙、盛洪两位老师谈论时的发言内容；张老师和盛老师的发言内容，本人未敢做文字编辑，纯粹引用文字速记原稿，相信其中会有个别词句，属于录入错误，不应据此作为判断两位老师意见的准确依据，特此说明，仅供参考】

段永朝：物质、能量、信息这三件事情，现在看起来对信息的研究是非常缺乏的。维纳在《控制论》里面讲的本来信息、物质、能量三件事是等量齐观，但是今天的世界对于能量和物质的认识还是比较有深度的，但是信息往往是变成了一个物质和能量的属性，是测量的结果。所以也就是说信息在过去的思想史上当做附庸来看的，这其实迄今为止，相同的信息根本就是工具信息，不具有太多的思想价值。

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奇平所说的艾迪米修斯的技术和普罗米修斯的技术非常有意义。法国思想家皮埃尔-阿多（参见《伊西斯的面纱》）讲的，西方思想观念主要是普罗米修斯技术和俄耳甫斯技术，它是这么分的两类，一类是理性的技术（前者），另外一类是灵性的技术（后者）。

但是我对奇平后面讲的经过阐释这一点，我要打一个问号。因为什么是阐释？是伽达默尔的阐释学？我自己觉得如果说阐释，最大的风险应该是“过度阐释”，就像桑塔格讲的反对阐释，为什么反对阐释，因为我们现在很多都是被过度阐释了，我们穿上衣服的人这个物种有一种过度阐释的倾向，不可遏止的过度阐释的倾向，这个过度阐释带来的损害就晚了，由于阐释而耽误了体验。阐释恰恰是走向反面的开始，阐释恰恰是带毒的东西，因为阐释是信仰驱动，阐释背后它是一种捍卫、预设，甚至更多的是说服和服从这样的事情。

我们为什么要阐释思考？所以我觉得奇平说的意思我理解，但是我觉得这件事能不能改一个方向，其实我们人开口讲话的目的，如果仅仅是为了阐释就是误入歧途，我想改一个词叫鉴赏。

我们已经不能回到我们不说话的年代了，用我的话说，就是说我们脑子里面是遍布着脏词的，我们是被脏词包裹起来的人，我们浑身上下长满了脏词的物种，可是我们又不能回到靠肢体语言的那个年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从功能角度看，阐释如果还有目的和意义的话，我觉得他的目的和意义宁可认为是鉴赏，而不是为了说服和认同，更不是屈从。

当然也有另外一种阐释，它是像祥龙老师特别了解的海德格尔这样的阐释，批评式的阐释、监督式的阐释，过去的阐释是旧的阐释可能是算法驱动，新的阐释应该是一种比较松驰的美学驱动的，应该是一种鉴赏式的驱动。

那么旧阐释更多的想论对错，它本质是信息收割；所以这就像相同的信息论其实是工程信息论，他只是经过测量之后编排，实际上旧的阐释是分类学，是零乱的分类法，它的目的是捍卫。但是新的阐释应该是磋商和对谈，包括呈现、磋商、问答，并不追求答案的达成，不是套答案，好比航天飞机和航天器的交汇对接这种事情，所以新阐释具有临时性，是一种无奈之举，而只是一种建筑物的脚手架，我们只是把这个脚手架立起来了。

那么，关于信息，我觉得是“德尔塔 1”，德尔塔是工业时代的色彩，我们不能把它排除在外，一定有功能性的东西。但是“细微的那个”是什么东西？结合刚才几位老师谈的技术中性与否的问题，我个人认为这个讨论是没有意义的。

好比我们从本体论上讨论意义的本体，我认为这种问题应该驱逐出思想的殿堂，应该让它遭到流放，因为这种本体意义上的讨论，意义到底是内省还是外放，类似于象牙塔式的讨论，反过来对人来讲，我觉得关于意义的探讨应该从生产方式去探讨，意义到底是如何生产的以及意义如何消减，甚至如何消费，包括交流。

我们如何使用意义，这个比意义到底本体论上是什么东西显得更重要。举例说明。当年罗素要写数学原理，是豪气冲天的理想，他认为这个数学原理写完之后，天下数学家就绝种了，因为他写的是最后一版，他可以把已有的数学定理和未知的数学定理就统一在这本书里头，就是数学的终结，这显然是一个笑话。

我们前人的无论是爱因斯坦还是罗素统统被历史嘲笑，背后的缘由我觉得他们弄了一个不恰当的问题，太多牛逼，几乎是一个神启式的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是否搞一套包打天下的话语体系，这种“狂妄”本不应该是人所应有的一种姿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反而刚才子衡发言中他从角色、冲突协调，从猴子被枪毙这个角度，子衡今天没机会展开讲他的帐户体系，我觉得从子衡的帐户体系这一段时间的阐述来有一点启发，这个“账户”，其实是重新来思考把信息时代跟现实“肉”的时代如何放再一个层级上思考的话，子衡是在思考人的存在和存在的形态以及人的存在形式。它不是本体论形式，因为本体论总是想拷问“肉”从哪儿来的，当然这个问题继续讨论也没有什么问题，继续说反正总得有一个工种，哲学家就得讨论这个问题，这个物种一定会继续存在。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未来的功能意义上的存在方式就是帐户体系下的数据的集合，人就是数据的集合，不得不认这个帐，现在不认恐怕是有问题的。

 

张祥龙：我觉得技术中性这个讨论没有意义，我觉得有一点过于确定化。比如道家后来发明量子力学的海森堡，他引了庄子天道天那里面反对当时的新技术就是技好，说了一段很有名的话，还海森堡全文引用而且大家赞赏，认为刻画了我们人类现在的状态，如果用了机械就有机心、机心则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道之所不纯也，你看在道家看来，技术就不是中性的。你用了某种技术你就会影响你的心灵，最后导致身神不定，整个人类的信仰和生命都受到威胁，所以由此看来像这种讨论怎么能说没有意义呢？可能它2000年中被大家忽视了，觉得可能认为没有意义或者说太老旧的。总是依恋传统和原始的社会，但是像这种很敏感的科学家和哲学家又发现了这个；当然海德格尔也大量讨论技术是不是中性问题，我觉得当代的很多反思现代社会的，都要从讨论这个问题开始，如果说技术这个问题没有意义的话，那么就等于说，我们对技术只有从实用角度看待的一个可能了。等于说剥夺了我们从根本上反思技术对人类的影响的可能和权利，这可能也不是一个中性的结论了。

 

段永朝：我可能没有表达清楚，我觉得话语本身在有限的时间和有限的词语中，一定不会表达的很好；我稍微柔和一下。我个人是这么看的，中性与否不是说不能讨论，而是不应该以这种方式讨论。因为中性与否的问题，首先就变成非常简单的两分法，很显然不够。用我的常用的语式来说，就是“对，但是不够”。很多问题探讨起来，不是对不对的问题，而是这样讨论“够不够”的问题。

人们说中性，一定会说出一大堆道理，还能举出很多的学者、前人、大咖，他们有什么思考，有什么见解；我也同样可以举出一大堆来，并不弱于回答“是”的大咖。这个永远可以讨论下去。这个问题我是这么看的。

那么，我本人关心的是，我们为什么要讨论技术中性？我想提另外一个角度的问题。我们探讨技术中性与否，如果我们把潜台词说出来，那我们讨论这个东西的心因性的动机是什么？为什么技术中性与否这么重要？为什么非讨论不可？我个人的解答是，我自己在年轻的时候思考这个问题，我承认我当时有一个心机，这个心机就是“推卸责任”。我现在才把它总结出来。

什么叫“推卸责任”？如果技术是中性的话，我会在伦理上好受一点，这就是“推卸责任”。

有一本书，美国圣塔菲研究所早期的一个创始人阿瑟，写了一本书叫《技术的本质》，包括凯文凯利的《失控》这本书，他们对于技术的诠释跟我们中国人对技术的诠释完全不同。

在我们中国人来讲，技术是外生的东西，外在于我的，中国人思考的是肉乎乎的东西，凡是在我的皮肤以外的东西我们都把它看成技术，技术就是一个工具性的延长。我抓住这个就延长了我的胳膊。

凯文凯利还有一本书《技术元素》，把技术当做第五元素、第六元素，甚至讲技术是第七王国。在他眼里，技术是活的，技术是有活性的，技术本身就是生命，生命就是技术。所以这么一来，总结一下，“技术观”本来就不一样，东方人的技术观就是一个舶来品。孟子、庄子怎么说技术？其实孟子、庄子本身就没有这个词，跟西方的词汇不是一回事。

我们说老庄的“技术”，就不要扯逻各斯的技术，现在讲人工智能显然是逻各斯技术的传统。但西方的逻各斯传统也在深化，已经不是我们过去100年前翻译西方经典的时候，所认为的那个冷冰冰的、工具性的、外在于我们人体存在的那个技术。

拉美特利《人是机器》，说的是机器就是无生命的东西，但现在西方技术观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甚至可以说西方的技术观已经在吸取东方智慧中带有温度的感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技术是否中立不是不能讨论，而是可能要换一个姿态，来提出更有挑战性的问题，这样是不是有助于对技术中立的认知，更加能够往前推进，而不是重复先人们已经谈过N多次的套路。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只能有一个回答：我们同意它（技术中立）吗？认同它吗？如果不同意、不认同怎么办？我觉得这个时代需要提出我们自己观点的时代。对不起，一点点粗浅的认识。

 

 

【对盛洪老师问题的一点思考和回应】

盛洪老师的问题（概括）：

1、假如人本质不变的话，拥抱确定性还是对的。

2、我的感觉在人类历史中，可能人类在努力达成某种统一的理论结构，但事实上好像一直也做不到，这个事情以后也是这样，因为人类本来就很多变，新史观如此重要我觉得还是有疑问的。

盛洪：第一、强调确定性；新史观就是在这样互联网、人工智能的大时代以后，是要拥抱不确定性，当然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理解的。这我还是有一点疑惑，不确定其实我们也可以叫不确定好或者坏；是很中立的。以外的好和坏都是一样的，但是人的本性没有变，我要是意外的好，我其实我获得的意外的收入或者效益，其实人的本性如果没有变的话，现代技术上的变化能不能改变一个人，其实人还是期望要有确定性，我的表达就是说假如人本质不变的话，拥抱确定性还是对的。但是人类倾向于确定性，包括金融上所谓为确定性做的各种各样的创新，金融工具、制度安排、包括保险等等，因为我们今年刚研究完了保险，我发现保险带来了更大的问题，好像表面是不确定性，包括很多金融工具的创新、期权期货，实际上这样一种努力只能是说人类还没有实现或者说实现了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这个问题还是挺疑惑的。

第二、人类达不成共识，多元化的、互相矛盾的一些判断；我的感觉在人类历史中，可能人类在努力达成某种统一的理论结构，但事实上好像一直也做不到，这个事情以后也是这样，因为人类本来就很多变，新史观如此重要我觉得还是有疑问的。

 

段永朝：感谢盛洪老师的问题。因为时间关系，没能和盛洪老师进一步探讨，请教，非常遗憾。下面根据我的一点理解，回应如下：

1、且不论“人的本质”是什么，“拥抱确定性”是对的，这一点我本人没有任何意见。我所提“拥抱不确定性”的基本含义，是说“可能”在确定性的“底层”，还涌动着某种更加复杂的心智结构，这种结构对应的是“不确定性”。

普利高津在《确定性的终结》一书中，谈到那种无法“化约”到清晰、明确的牛顿体系的“复杂性”，他认为传统基于“确定性”的科学表述方法，已经遇到了根本性的挑战。我认同这个基本判断。除此之外，我也认同从方法论角度说，还原论、本质主义、两分法的“破产”（法国，Edgar Morin）。

不确定性，不能缩编为确定性语境下的“噪声、干扰、多余的东西、令人生厌的东西”，然后“必欲去之而后快”。如果这样，这其实是柏拉图理念论的翻版。柏拉图理念论最大的好处，是进行了一次形而上学的抽象，定义（或者说假设）了这个世界存在抽象的“本质”。这一点，已经从哲学的现象学、语言学转向，从后现代哲学的批判中，被彻底消解。这一点，我认为是西方思想近30年转向的最重要的特征。换句话说，西方主流思潮，已经在面临如何既要保留逻各斯传统，又要面对无法强行装入一个模子里的挑战。

过去30余年，我觉得最重要的转变，表现在“认知科学”的诞生（1978年斯隆报告）。认知科学，将“认知”作为弥补“认识论”的重要视角，将感性、基于交互、共生演化的思想，作为传统逻各斯的理性、基于测量、构建一致性理论体系图谋的反拨。或者换句话说，认知思想，开始注重东方文化中的“因缘”，而不是执着于“因果”。

通过充分互联、社交网络、赛博空间、数字货币等，互联网将人类认识／认知的视角升维，似乎预示着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从“自我为中心”到“关注他者”，再到“关注万物互联意义下的‘我们’”，这场深刻的变革，无疑需要拓宽传统认识论、本体论、方法论的藩篱。

在思想突破的进程中，我认为“重新审视不确定性”，重新“拥抱不确定性”，或者将不确定性，视为更加基本的问题，是至关重要的。顺便说，我认为这也是从东西文化融合的角度看互联网的一个路径。

 

2、同意盛洪老师关于“人类在努力达成某种统一的理论结构”，但事实上一直没有达到的基本判断。我的粗浅的思考是：为什么“一直没有达到”？是目标太过宏伟？还是目标本身就暗藏缺陷？我猜是后者。

不知为何，希望“一揽子”攫取这个世界的终极解释，是轴心时代文明的共同特征。从积极的一面看，或许这可以被理解为“历史发展的动力”。但这一“动力机制”在面对纷繁复杂、日益多元的世界，以及面对前所未有的互联网巨变面前，似乎显得力不从心。

也就是说，恐怕将“螺旋式上升”作为思想演进的一个根本特征，本身就大大缩小了思想的“丰度”，就将思想对话先天地局限在“非此即彼”的两分法的泥淖之中。

这个问题的确非常有趣，我也只是一点皮毛的想法，向盛洪老师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