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对于很多人而言,“小三线”是一个陌生的名词,而对一些上海人来说,这个词却有着非同寻常的含义。四五十年前,他们响应国家的号召,从都市走向山村,生产军工,一呆就是十余年。岁月无情,曾经的少年已然两鬓双白,回想起当年的奋斗历程,却依旧记忆犹新。温故过去,才能烛照未来。今天带来原上海胜利水泥厂职工蔡金根的口述访谈,听他讲述在胜利水泥厂艰苦又充实的日子。 口述:蔡金根 整理:周曼琳 命运的安排 我生于1942年的上海,我家里条件很差,虽然是上海的居民户口,但是没有自己的房子,家中母亲也瘫痪。1960年我成为上海胜利水泥厂的一名工人。不满20岁的我,身强体壮,选择在水泥厂里成为一名打铁工人。其实在宁国建水泥厂之前,我去过一次宁国。宁国的胜利水泥厂是上海老厂的分厂,仍属于一个单位,所以在1969年夏天,宁国的胜利水泥厂基本上定下来后,让我们厂派几个人过去看一下,选定厂址。1969年下半年,我们厂里派出一辆车,载着我们一群人到宁国,我们当时就住在宁国招待所。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和宁国胜利水泥厂是有一定的缘分的,也许就是在冥冥之中,我和这个水泥厂命运相系。 艰难中成长 我是在1970年11月,搭着厂里到安徽的一辆货运车到达宁国。我还清楚的记得,当汽车到达时,一位农民牵着老牛来看汽车,他问这个是什么家伙,吃什么东西的,还拿出一些稻草想要给汽车吃。当时的农村没有见过汽车,农民从来没出过山。我到宁国的时候没什么行李,身上只有一点点积蓄。当时家里穷,我还没有结婚,亲戚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是个农民。 1971年春节回到上海结的婚,当时也没什么钱,只有36块。结婚之后,我的老婆不能待在城里照顾我的母亲,因为当时计工分,一个工分就是几分钱,为了生活没办法,她也只能待在农村。对我来说,尽管自己有思想包袱,但是工作还得做,我就继续在厂里搞安装设备。为了响应毛主席“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号召,为了让毛主席睡得好觉,真的很辛苦。 乡亲间的摩擦与融合 水泥厂建成四周没有建围墙,厂里的路畅通无阻,农家老牛也常在我们厂区闲逛。厂里的设施便利了当地的农民,他们家家户户都挤到厂里的浴室洗澡,甚至,还有妇女把她的澡盆带到浴室里洗澡。厂里的锅炉房日常供应开水,附近的人都免费来打开水,我们的供应站免费开放。但是职工和当地农民的摩擦也存在,我们厂里会放露天电影,但是看电影要买票,农民都不想买,他们想看免费的,不给看就要打架。有时厂里浴室使用紧张或者开水供应不足,如果我们厂限制农民来使用,他们就会吵闹,甚至打架。对于这种情况,厂里无可奈何,厂领导开始想办法,坚持每天检查,建立起制度管理,情况就相对好一点。 回到上海 1976年安徽省在报纸上批我们,讲我们厂侵犯了他们,占有了他们的土地,因此,所有征地工人和技术工人停下来了,新厂建设就算下马了。筹建指挥部撤销了,第一批各单位调过来的干部也都撤了回去。安徽省对我们得态度是一边打一边拉,他们讲我们侵占他们土地,要撵我们走,但实际上又马上做工作,到我们厂里要调我们档案,要我们基本管理干部一个个都留下来,但是我们的档案已经转到上海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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