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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0日，“2019中青年语言学者沙龙”在商务印书馆召开，清华大学黄德宽教授做主题演讲。  黄德宽教授 参加今天沙龙的主要是语言学者，而出土文献是一个跨越了语言学的综合性学科领域。 近年来，以出土文献资料为研究对象的汉语史、语言学论著不断增多，我注意到商务印书馆就出了好几种。汉语史特别是上古汉语研究语料一直比较缺乏，而语言研究要想取得突破和进展，涉及上古时代，语料是很重要的。近些年来，大量出土文献资料的问世，极大地拓宽了古汉语、汉语史研究的语料范围，是语言研究的重要资源。利用中青年语言学者沙龙的机会，介绍一下出土文献语言研究的情况，有助于大家对出土文献有所了解，以便更多关注、利用这些新材料。当然，目前利用出土文献进行语言研究，也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也有必要做一些沟通。 一 关于出土文献 什么叫出土文献？出土文献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概念，它相对应的是传世文献。给一个简单的定义，出土文献一般指考古新发现的各种文物上的文字资料，如甲骨文、金文、货币文字、碑石文字、玺印文字，尤其是近些年大量发现的简牍文字，还有帛书等。出土文献这个名称是逐步确立的，早期不叫出土文献，王国维称作地下材料，把传世文献则称作纸上材料。王国维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研究方法叫二重证据法，就是以“地下材料”与“纸上材料”相互印证，来探讨古代历史的相关问题。（《古史新证》，第 2—4 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二重证据法提出后，陈寅恪予以了高度的评价，认为“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 。（《王静安先生遗书·序》）近百年来出土文献研究的快速发展，越来越证明这种路径是非常值得发扬的，所以二重证据法是一个对中国现代学术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方法。 关于中国历史语言的研究，日本学者太田辰夫曾提出了“同时资料”和“后时资料”的问题。他所讲的“同时资料”，主要是甲骨文、金石、木简、手稿等，20世纪50年代他提出这个概念时，很多新材料还没有出现。他认为“后时资料”是经过转写转刊的资料。他有这样一个论断，说中国语言研究的材料差不多都是“后时材料”，所以中国语言研究的资料问题是一个重要的障碍。（《中国语历史文法·跋》，第38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太田辰夫的看法很有影响，有学者就认为出土文献相当于“同时资料”。这个看法可能不一定符合“同时资料”的内涵。此外，还有以古文字资料、地下出土文献材料、简帛资料等来表述“出土文献”的。 “出土文献”这个名称的使用大约是从20世纪纪70年代开始的。70年代我国陆续发现大批古文献，出土了临沂银雀山汉简（1972）、长沙马王堆帛书（1973）、定县（现为定州）八角廊汉简（1973）、云梦睡虎地秦简（1975）、阜阳双古堆汉简（1977）等多种秦汉简牍帛书资料。当时，集中了全国的力量来整理研究这些材料。尽管是在“文革”这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但这些材料出现以后，依然推动了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和古文字学等相关学科领域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后，学术发展进入到一个新历史时期。1978年1月国务院批准文化部文物局成立古文献研究室，这是首家国家批准的出土文献研究的专门研究机构，这个机构的问世对出土文献这个名称的形成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这个机构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因为1991年它与中国文物保护科技研究所合并成为中国文物研究所，现在又发展成为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古文献研究室1982年创办了《出土文献研究》辑刊，“出土文献”首次作为刊物名称使用。由于这个刊物涉及的材料很复杂，80年代出版技术条件很差，出版困难。到1985年才出版创刊号。创刊号所收的文章包括甲骨文、金文、吐鲁番文书、敦煌写卷、历代石刻文字、古文字考释等，这大抵反映刊物主办者对出土文献的看法。裘锡圭则认为：出土文献指出自古墓葬、古遗址等处的古文献资料。从地下发掘出来的古文献，如汉简《仪礼》；后人发现的古人遗留在地上的古文献，如孔壁经书、敦煌莫高窟写卷等，都是出土文献。（《出土文献与古典学重建》） 90年代后期，随着战国秦汉简牍的不断发现，简牍文献研究成为学术界的热点，出土文献这个名称也逐渐流行开来。如：复旦大学成立了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编辑出版《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辑刊；清华大学成立了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辑出版《出土文献》辑刊；西南大学语言文献研究所成立出土文献综合研究中心，编辑出版《出土文献综合研究集刊》《简帛语言文字研究》。 从简单的回顾可以看出，出土文献是随着地下新材料的不断发现和研究的进展而逐步形成的一个新概念。出土文献是一个典型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它的研究主力是古文字学者、历史学者，真正语言学者进入出土文献领域的是比较少的。古文字学者、历史学者，研究出土文献不得不解决语言文字存在的问题，因此也会涉及语言研究的有关问题。 近些年是出土文献一个空前的新发现的时期。这些新发现主要有战国楚简，如：包山楚简（448枚，12500余字）、郭店楚简（804枚，12072字）、九店楚简（234枚，2384 字）、上博楚简（1700枚左右，35000余字）、葛陵楚简（1500余枚，约8000字）、清华楚简（2580余枚，字数待统计）、安大简（近1000枚，字数待统计）。这些战国楚简主要是先秦古籍，多为没有传世的古佚书。其次是秦简，如：甘肃天水放马滩秦简（460枚）、湖北龙岗秦简（293枚、138枚残片）、江陵王家台秦简（800枚）、关沮周家台秦简（390枚）、湖南里耶秦简（约20余万字）、岳麓书院藏秦简（2098枚）、北大秦简（763枚）等。两汉、三国简牍也有重要发现，如：敦煌汉简（1991）、居延新简（1994）、连云港尹湾汉简（1997）、张家山汉墓竹简（2001）、敦煌悬泉汉简（1990—1992）、随州孔家坡汉简（2006）、长沙五一广场汉简（1998、2002、2004、2010）、走马楼三国吴简（1996、2003）等。新近发现的出土文献材料之多，真可谓呈“井喷”之势。这些出土文献中，不仅有许多先秦佚籍，更重要的是大量应用性文献，如战国秦汉简很多是簿籍类、法律文书类、占卜类资料和官府档案，这些材料真正的都是“同时资料”。 除了上面这些以外，甲骨文这几十年来又有不少新发现，像小屯南地甲骨、花园庄东地甲骨、村中村南甲骨、周原西周甲骨等。青铜器也不断有新发现，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2012）收录铭文16703号，《续编》（2016）增收1509号。这些青铜器材料都是商周时代的“同时资料”。还有盟书、玺印、货币、陶文等，也是出土文献资料的重要组成部分。出土文献资料的一系列新发现，对历史学、古文献学、古文字学、语言学等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二 出土文献语言研究 早期的出土文献语言研究可追溯到王国维，他的《两周金石文韵读》（1917）就对金文韵文资料进行了整理。胡小石的《甲骨文例》（1928）是较早开展甲骨文虚词研究的著作。张宗骞《卜辞弜、弗通用考》（1940）、杨树达《甲骨文中之先置宾辞》（1945）是以甲骨文语料研究殷商虚词、句法等语言问题的。于省吾《双剑誃群经新证》（1934—1941）、《双剑誃诸子新证》（1962）以及后来结集出版的《泽螺居诗经新证》《泽螺居辞新证》（1982），是利用出土文献资料考索先秦古籍词语的，被誉为训诂学研究的“新证派”。 20世纪50年代初期，管燮初的《殷虚甲骨刻辞的语法研究》（1953）发表，这是第一部研究甲骨文语法的专著。其后，管燮初又撰写了《甲骨文金文中“唯”字用法的分析》（1962）、《殷墟甲骨刻辞中的双宾语问题》（1986）、 《甲骨文苜字的用法分析》 （1992）等文章，持续开展甲骨文语法研究。他的《西周金文语法研究》（1981）则是第一本西周金文语法研究的著作。管燮初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专注出土文献语言研究最多且有较大影响的语言学者。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文字”和“文法”两章（1956）、周法高《中国古代语法》（1959/61/62）也都从语言研究的角度运用了甲骨文、金文语料。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对出土文献的语言研究越发重视。裘锡圭专门著文倡导利用古文字资料研究古汉语，认为地下发现的古文字材料比传世古书有明显优越性：古文字资料年代绝大部分比较明确，屡经传抄刊刻的错误少，可以补古书的不足，能提供一些古书里比较少见的语言资料。因此，裘先生提出古文字资料“对于古汉语研究，绝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必不可少的”。（《谈谈古文字资料对古汉语研究的重要性》，《中国语文》1979年第6期）朱德熙是著名的语言学家和古文字学家，他的古文字研究体现了语言学家的思想、观点和方法。裘锡圭对出土文献语言问题的认识受到朱先生影响。裘锡圭的《文字学概要》（1988），是真正利用古文字资料研究汉字问题的著作，这部文字学著作对语言与文字问题有深入的研究。 赵诚也是这一时期开展出土文献语言研究的重要学者，他先后发表了《商代音系探索》（1984）、《甲骨文词义系统探索》（1986）、《甲骨文虚词探索》（1986）、 《甲骨文动词探索》（1989）（这些文章多收入《古代文字音韵论文集》，1991），他还撰著《甲骨文简明词典——卜辞分类读本》（1988）和《甲骨文字学纲要》（1993），这些论著涉及商代语音、词汇、语法和文字各个层面。 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几位致力于出土文献语言研究的青年学者，如师从裘锡圭攻读博士学位的张玉金，在出土文献语言研究方面出版著作多种，如：《甲骨文虚词词典》（1994） 、《甲骨文语法学》（2001）、 《甲骨卜辞语法研究》（2002）、 《西周汉语语法研究》（2004）、 《西周汉语代词研究》（2006）、《出土文献语言研究》（2006）、 《出土战国文献虚词研究》（2011）等。喻遂生也从语言学角度研究出土文献资料，发表了《两周金文韵文和先秦“楚音”》（1993）、《甲金语法札记三则》（1995）、《甲骨文“我”有单数说》（1996）、《甲骨语言的性质及其在汉语史研究中的价值》（1999）、《甲骨文动词和介词的为动用法》（2000）、《甲骨文语序问题札记二则》（2000）、《甲骨文单个祭祀动词句的转换和衍生》（2002）、《甲骨文“在”字介词用法例证》（2002）、《甲骨文的词头“有”》（2002）等甲骨、金文语言研究论文20多篇（多收入《甲金语言文字研究论集》，2002）。他培养的不少研究生也以出土文献语言研究作为学位论文选题。张显成则对秦汉简帛词语考释、量词、合成词、医药专门词汇等开展了专题研究，有《简帛药名研究》（1997）、《先秦两汉医学用语研究》（2000）、《简帛量词研究》（2017）等论著出版。沈培在出土文献语言研究方面开展了很深入的工作，出版了《殷墟甲骨卜辞语序研究》（1992），这也是他师从裘锡圭先生时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这一时期黄建中还在华中师范大学成立了甲骨语言研究中心，召开了“甲骨语言研究方法讨论会”（1990），出版了《甲骨语言研讨会论文集》。 进入21世纪，由于出土文献新材料的大量发现，出土文献语言研究引起更多学者的重视，语言学界、古文字学界出版了一批研究出土文献语言的新作。如：陈年福的《甲骨文动词词汇研究》（2001）和《甲骨文词义论稿》（2007）、杨逢彬的《殷墟甲骨刻辞词类研究》（2003） 、齐航福的 《殷墟甲骨文中句式使用的组类差异考察》（2014）和《殷墟甲骨文宾语语序研究》（2015 ）、王晓鹏的《甲骨刻辞义位归纳研究》（2018）、杨怀源的《西周金文词汇研究》（2007）和《金文复音词研究》（2015）、武振玉的《两周金文虚词研究》（2010）和《两周金文动词词汇研究》（2017）、周守晋的《出土战国文献语法研究》（2005）、王颖的《包山楚简词汇研究》（2008）、李明晓的《战国楚简语法研究》（2010）、刘凌的《战国楚简连词语体差异研究》（2017）、赵彤的《战国楚方言音系》（2006）、李明晓的《战国秦汉简牍虚词研究》（2011）、吉仕梅的《秦汉简帛语言研究》（2004）、姚振武等《简帛文献语言研究》（2009）、杨建忠的《秦汉楚方言声韵研究》（2011）、伊强的《秦简虚词及句式考察》（2017）、张艳的《帛书<老子>词汇研究》（2015）、周建姣的《东汉砖文语法研究》（2014），以及大西克也的《并列连词“及”“与”在出土文献中的分布及上古汉语方言语法》（1998）等和孟蓬生关于出土文献与上古音的研究，等等。这些论著涉及甲骨文、金文、战国秦汉简牍等各类出土文献资料，探讨了语法、词汇、语音、文字等各个层面的问题，虽然这里的列举是不全面的，但足以显示出土文献语言研究在21世纪初期呈现的良好发展态势。2016、2017年在华南师范大学和西南大学还召开了首届和第二届“古文字与出土文献语言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也是出土文献语言研究日益自觉、快速发展的一个标志。 三 出土文献语言研究的展望 出土文献语言研究虽然发展态势良好，但也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些问题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古文字成为利用出土文献语料开展语言问题研究的主要障碍。出土文献主要是用古文字书写的手抄文献，文本文字障碍使得语言学者对出土文献材料不能便捷、准确地使用，不少论著在使用出土文献材料时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些问题既有古文字辨识方面的，也有对古文字学最新研究成果吸收不够的。 二是出土文献性质复杂，对其时代、地域、语料价值的判定较为困难，容易落入新材料的陷阱。比如有的学者研究清华简语言问题，将清华简一律作为战国语料看待，这显然是有问题的，那里面有些是西周材料，是典型的出土文献中的“后时资料”；也有学者认为利用楚地出土的文献就可以研究楚国的方言，其实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因为楚地的东西有很多是中原传抄过去的。 三是出土文献多为残章断简，语料分布有其局限性，完全依据出土文献研究语言问题，尤其是语音、语法等问题，有时会出现偏差。 四是出土文献语言研究具有学科交叉性特点，需要研究者同时具备古文字学、古文献学和语言学等学科知识，一般学者很难兼具多学科知识，因而，形成高水平出土文献语言研究成果较为困难。 五是出土文献语料库建设滞后，新的语言学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尚未能在出土文献语言研究领域得到有效地利用，出土文献语言研究效率较低，研究成果的价值尚未能得到语言学界的充分认可。 出土文献语言研究虽然有上述这些问题，但我们认为其发展前景值得期待。这是因为： 第一，出土文献作为语料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尤其是商周时期的甲骨文、金文，都是可靠的“同时资料”，是研究当时语言唯一可凭借的资源，必然会得到更多重视和发掘。 第二，语言研究与出土文献研究需要相互结合。语言研究需要利用出土文献，以弥补汉语史语料的不足；出土文献研究目前面临的主要瓶颈，则是语言层面问题的突破。出土文献一些疑难问题的解决，既需要从文字、历史等方面下功夫，也需要依据语言规律做出准确解读。目前古文字学界对出土文献中的语音、词汇、词义、语法等疑难现象还不能做出科学分析，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文本的准确阐释。 第三，出土文献整理水平的全面提高，将为语言研究利用出土文献资料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有利于语言学者跨越文字障碍更好地研究出土文献语言。 第四，随着出土文献的不断增多和研究的不断深入，对其语料性质的认识水平将会不断提高，对各类出土文献语料产生的时代、过程、版本流传的线索认识会越来越清楚，这使得语言学者更好地利用出土文献资料开展科学的语言研究成为可能。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相信出土文献语言研究是一个值得开拓的新领域，将会获得更好的发展前景。 2019中青年语言学者沙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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