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聂耳也生活在今天这个移动通讯发达的年代，大概很难通过《聂耳全集》中的书信集，重新解读这位伟大的人民音乐家炽热、纯真、有趣、深情的一面。从书信集中我们不难看出，聂耳能够在如此短暂的、23年的人生中取得为世人所景仰的成就，也是一种必然。 聂耳有着极其丰富的情感，且非常善于表达。在他写给母亲的信件里，字里行间毫不掩饰他对母亲的依恋、思念和感恩之心，这些字眼都坦诚得让人感动，而这种坦诚在某种程度上还有些许撒娇的成分，读来甚是有趣。 《聂耳全集》中卷，145页，“亲爱的妈妈，您的信我已接到了，我看了，流了不少的眼泪，我也不知道到底为了什么？”1933年5月28日，端午节那天给母亲的信：“在我写这信的现在，我的泪在流着，我的心在跳着。”还有116页记载的一封信当中，讲述了聂耳18岁，在广州的一个旅社里给自己的母亲写信，他孤身一人，经济窘迫，连路费都所剩无几，回想着妈妈曾经在自己读书的时候，差人雪中送炭，是真的给她送来了一个烧着炭的炉子，还加上了不熏眼睛的上等黑炭，直接送到他的宿舍里，解救了正在用木柴取暖，被烟熏得流眼泪的聂耳。他在写信的时刻，触景生情、情动之处，便抱着旅社里惟一的毡子，连声叫着：“我亲爱的妈妈，世界上只有你是惟一爱我的人。”如今我们很少会如此直接地表达我们对母亲的爱。抑或是因为聂耳就是聂耳，他就是拥有着比常人更为丰富的感情、更为敏感的体验，他的情感世界与客观世界之间的通道，似乎比普通人要宽好几倍，这也是成为作曲家的必要条件之一。 当然，聂耳也有着我们当代年轻人的烦恼，也会遇到妈妈向她催婚的时候，然而面对催婚，他以极高的情商陈述了一套崇高且完整的理论来化解妈妈的焦虑：“一个人结了婚，他和她便减少了对社会上的使用性，这话说起来虽然抽象一点，然而它也有着它的实际性，我一向总是抱着一个正当宗旨：‘我是为社会而生的，我不愿有任何的障碍物阻止或妨害我对社会的改造，我要在这人类社会里做出伟大的事业。’”这份言论的理论高度和道德起点，在现在看来是偏高了一些，但是在战乱四起、变革巨大的年代，具有进步思想的年轻人有这样的觉悟也是顺应时代潮流的真情流露，我们不得不承认“时势造英雄”的合理性。 然而，聂耳却热衷于跟自己的朋友们谈论他的爱人——“小春晖”（他在昆明读书时认识的女朋友袁春晖），也热衷在信件中花大量的篇幅同友人澄清和解释自己与王人美的绯闻，也会在自己的日记中深情地写下：“民国十九年（1930年）一月一日，开始输爱给她。”纵然是如此深情，他却丝毫没有向他的母亲提起。由此看来，聂耳对妈妈的爱是经过一个独立的通道进行传输的，他似乎在潜意识当中为这份爱和感恩打造了一个真空的环境，他自己的儿女情长和对母亲的感情之间有着一条泾渭分明的分界线。聂耳的爱情虽然是一项重要的人生内容，但是在冥冥之中却一直在为聂耳的事业和人生理想做出让步。他与女友袁春晖的通信都在日本轰炸昆明时毁于战火，留下的只有回忆。似乎，他的人生被一只看不见的大手打造成一位人民音乐家，打造成为音乐、为社会、为中国而存在的作曲家。也就是这样一个拥有这如此浓烈的爱的年轻人，才会对敌人和侵略者有着如此强烈的恨，这份和爱一样猛烈的恨化作音符，化作鼓舞，化作催人奋进的《义勇军进行曲》，响彻中华大地。 文 | 冯乙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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