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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段尘封已久的历史： 许官春，1.8米的身材，面庞英俊，绰号：玉面郎君，手里有7条人命。下边文章是他的自述： 第一次杀人，我年仅19岁 1989年12月，我从广灵县一家小煤窑“赊”了两卡车煤（说是“赊”，倒不如说“抢”，以我的“威名”，就是给小煤窑老板钱，他敢要吗？），雇了两名司机来到河北省易县进行贩卖。没想到，因为煤的质量太差，人家不收。而我在路途中花天酒地，早已将身上带的钱花了个一干二净，到此时,连回家的路费也没了。 怎么办？抢！——这个念头在我的脑海中闪现出来。既然我靠拳头尝到无数的“甜头”，现在到了穷途末路，不靠它还靠啥？ 夜里，我和两名司机在下榻的小旅馆里喝了两瓶烧酒，把他们都灌醉了。待他们入睡后，我悄悄溜出旅馆。那两车煤，我不要了，反正也是白来的。至于两名司机的工钱，他们还到哪跟我要？嘿嘿，相反，他们还得给旅店老板付店钱和饭钱呢。 深夜11时，我沿着公路边走边寻找“猎物”。可是，老半天却没遇到一个行人。走着走着，突然发现路边有座小客栈还亮着灯，我心里一喜，翻墙头跳了进去。客栈里，只有一个30多岁的彪形大汉躺在热炕头上打呼噜，身上一股酒气。正是下手的好机会！我想，他的身形比我剽悍，必须一棒就把他“处理”掉。于是，我拎起一根打炭用的铁棒，对准他的脑袋就砸了下去。谁知他正好此时翻了个身，棒子砸在脸上，他满脸开花，疼得掉下炕，但很快爬起来怒吼着赤手空拳跟我搏斗。我玩命地挥棒猛击他的要害，打了100多棒，他终于躺在血泊里一命呜呼。我搜遍他的全身和箱箱柜柜，结果只搜出86元。 洗净身上的血迹，换上了从箱子里翻出的旧衣裳，我趁着茫茫的夜色，逃了出去…… 我在公安部挂上了“号” 回到广灵县，我继续重操旧业——帮人打架“出气”，隔三岔五有一二百块钱进账。1994年元月，我因打架被劳教了1年。1995年劳教期满后，没想到我的“生意”反而更火爆了，就连外乡的农民也来找我帮他们“出气”。仅仅1个月后，我再次因打架被劳教了两年半。 从“号子”里出来后，我思谋：靠这样小打小闹终究成不了“气候”啊，而且太容易暴露自己，索性不如当个“独行大侠”，到公路上去抢煤车司机的钞票。要干，就干他个惊天动地！在广灵县几条干线公路上，截住单行的司机，搞到钞票不成问题，因为他们都怕我手中的利斧。可是若遇到结伴而行的几名司机，我就对付不了了。于是，我物色了一个搭档——本村的“铁哥们儿”张顺（1970年生，已于1999年被枪决）。我们两人一拍即合，开始在公路上疯狂作案。 1998年8月18日深夜，我和张顺喝罢烧酒后，决定再上路抢劫。 在路边的庄稼地里埋伏了许久，竟没遇到一辆煤车。我有些气馁了，这时,突然传来一阵摩托车的马达声，一个男青年驾驶着金城90摩托缓缓驶来。我急忙冲着张顺一使眼色，他一个箭步冲上前拦住男青年。正当那小伙子愣神的时候，我蹿到他身后举起板斧照着他的后脑勺就是一家伙。当场，哼也没哼一声倒在地上就没气了。张顺第一次参与杀人，吓得不知所措。我骂他一句“孬种”，然后命他把死尸和摩托拖进了草丛间。但遗憾的是，我们仅仅从死者身上搜出了30元钱。好在摩托车还8成新，我俩连夜抄小道骑到应县，把它以500元的低价卖给了在当地开饭馆的杨树权。 事发第二天，刑警开始组织破案。张顺吓得要命，主张和我收拾点“细软”远走高飞。我告诉他，绝对不能跑，一跑就被警察怀疑了。不仅不该逃跑，反而还要到现场去看，要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来。接着，我拉上他去了作案现场，当时警察正在对死者拍照、勘验，四周围了很多村民。我挤上前看了看，极力做出一副“痛心”的样子，并随着围观的群众一起痛骂“凶手”的残忍和暴戾。由于我高超的“演技”，警察放弃了对我的怀疑。 后来我去了北京，我从工地上偷了一把板斧，磨得十分锋利，然后别在后腰裤带上，开始在北京城里物色“猎物”。第一步是“踩点”，转悠了几个月，终于把一些胡同的地形弄熟了。正当我踌躇满志、寻找时机准备对几个“猎物”下手时，北京市发生了聚众闹事事件，警察对外来人员的身份证查得特别严。我怕自己被查出什么，很快坐上南下的列车，奔赴上海谋求“发展”。到了上海，我傻眼了，这里的治安搞得特别好，街上到处是“大沿帽”。 在上海逗留数日后，我思忖再三，决定选择人口密度小的贫困山区落脚。1999年9月，我来到山东省沂蒙山区的沂水县王庄镇。在镇上，我认识了一个叫王恩河的孤寡老汉。他是个热心肠的人，我骗他说我来山东做生意，结果被人抢了，举目无亲，连回家的路费都没了。老汉很同情我，晚上把我领到他家，给我炒了几个菜，还拿出一瓶白酒陪我喝，并表示要送我回家的路费。在攀谈中，我了解到老汉存了一笔钱养老，心中顿时冒出一个念头……深夜，王恩河老汉睡着了...... 此后，我化名“王晓东”，又先后流窜到甘肃、内蒙古等地，立下誓言：咱也搞场轰轰烈烈的“西部大开发”。我这人运气总是不好，老实说，这10年来杀了7条人命，结果连5000块钱都没得到。最多的一次也只有960元；最惨的时候，连一分钱也没抢到。不过，到了兰州，却走了一次桃花运。那是1999年冬天，我在兰州市一家建筑公司打工，认识了该公司一名姓陈的女质检员。她被我的长相迷住了，给我买西装、皮鞋，还经常趁丈夫出差时把我领到她的床上。当时我想把她杀了搞几个钱，但一想，杀了她谁来解决我的性饥渴？于是我就不断向她要“零花钱”。后来，这事被公司的员工有所觉察，我怕暴露了身份，就向陈女士骗了2000元钱，逃离了兰州。 去年10月10日，我来到了内蒙古五原县套海镇，恐怕很容易被逮住的。旅店我是断然不敢住的，只好选择了一家“昼夜录像厅”，在昏暗的灯光下，我盘算着第二天如何去西藏………凌晨4时许，突然几束雪亮的手电光照到我脸上，我刚睁开眼，就见几支手枪对准了我的脑袋……我知道，我这回彻底栽了，我的人生也就将结束了。 今天之所以搬出这个刑侦故事，是想对这个案件进行反思，他为啥能骗这么多好心人上当，就因为长了一张可以欺骗人的脸，别的不说。（解红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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