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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日本旅游，语言交流经常会成为一个头疼项：日本人无论说日语还是说英语都差不多，反正都听不懂。 为什么日本人的外语口语能力这么差？当然还是跟本民族语言构成有关系。日语是“音节文字”，一个假名对应一个音节，比如“の”对应“NO”这个音节，而不是某个单独的字母，于是日本人就倾向于打乱英语的发音规则，强行按照音节来读。最典型的就是大家熟知的奥特曼（Ultraman），日本人无视“ul”发音类似“au”“tr”应该是复合辅音的事实，强行把两者分开，于是就变成了“五（u）鲁（l）托（t）拉（ra）曼（man）”。 日本人把“trade”念成“托雷德”，也让身经百战见得多的特朗普不得不投降：“我没太听懂你说什么”。 更麻烦的是，日本人还特别喜欢给英语搞原创。简单易懂的比如“office lady”（职业女性），就是日本杂志《女性自身》在1963年为“新时代劳动女性”创造的日式英语词汇，现在也逐步替代英语原本的“business girl”而更加广为人知。类似的还有“golden week”（黄金周）、“salaryman”（上班族）等等。 进阶版本比如“牛仔裤”一词，日本人也不用“jeans”，而是把“jeans”与“pants”合在一起创造了新词“jea-pan”（ジーパン）；订书机不用“stapler”，而是用了1903年进入日本的美国订书机厂商“hotchkiss”之名；更无厘头的则是“コンセント”（konsento，插头），这个词在英语世界完全不存在，也完全无法推测源头在哪儿。 《女性自身》1963年11月25日号，最右侧“オフィス·レディ”为 office lady 日本人这么会玩，那外国人该怎么跟日本人交流呢？ 这个问题不仅现在困扰着各路游客，在过去也困扰着各国商人，于是大家纷纷奇思妙想，发明出很多有趣的交流方式。 横滨日语：日英混合语 1879年，日本横滨出版了一本针对英美人的日语手册，叫做《横滨方言练习册》（Exercises in the Yokohama Dialect），目的是帮助刚来日本的外国人尽快学会日语，以便与日本人交流乃至通商。 明治维新前后，横滨成为日本最主要的通商口岸，往来外国人日渐增加。日本明治政府规定，普通日本人不得擅自进入外国人居留区，外国人未获许可也不能离开居留区，这就使得在横滨的日本商人圈子逐渐固化，外国人也只能与他们打交道，双方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尽可能简单却杂糅日英两种语言的“横滨日语”。 19世纪中后期的横滨港 两种语言最初碰撞时，形态总是很有趣。为了学日语，英美人搞出一套用英语词汇标音日语的方法，很类似中国人小时候都用过的“好嘛吃”（how much）。比如“よろしい”（yoroshii，好的）就被标记成your-a-shee；“悪い”（warui，不好的）直接写成worry，不仅音似而且还有几分意像；“大丈夫”（daijoubu，不错的）是die job，不是“死工作”；“おはよう”（ohayou，早安）是ohio，千万别以为是在说美国俄亥俄州。 不仅是英美人乱读日语，日本人也乱读英语，而其中一部分也进入了“横滨日语”。比如“Num wun”，这个词就脱胎于英语的“number one”，表示“最……”的意思；厨师（cook）、医生（doctor）甚至孩子（baby）也纷纷加上了一个日本化的“桑”（san），变成了“kooksan”“doctorsan”“babysan”。应该说，这些词语的诞生也为如今日本人创造英语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其中还有不少中文的影子。比如“mar”是汉语的马，“chobber”（吃饭喝水）来源于“吃吧”，“champone”（介入）来源于“掺和”。这些是英美人与中国人经商贸易时的常用语，到了日本以后依旧沿用，久而久之日本人也就懂了这些语言。顺带一提，在“横滨英语”里，中国人的代名词是“nankinsan”，也就是“南京桑”。 “横滨日语”还充斥着商人对官僚的讽刺。比如外交使节是“Yakkamash shto”，也就是日语的“やかましい人”（烦人的家伙）；寺庙、神社里的住持、宫司（均为官员）被称为“Takusan hanash bosan”，意思是“话多的和尚”；审查茶叶的行会代表则是“Oh char chobber chobber shto”，意思是“大口喝茶的人”。 像山p这么英俊的和尚还是有限的 现在看来，这种语言固然让人啼笑皆非，但当时横滨街头却每天都在实际使用。《横滨方言练习册》还给出了不少例句，不妨一看： “Oh my nangeye tokey high kin nigh. Die job arimas?” 要是按照英语看起来，这句话完全无法理解。但如果有一点日语知识，就会很好明白了：“oh my”是“你”（お前），“nangeye tokey”是“很长时间”（長い時），“high kin”是“看”（拝見），“nigh”是“没有”（ない），“die job”是“没问题”（大丈夫），“arimas”是“有”（あります）。所以连起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很长时间没看到你，还好吧？” 小册子一共有5课，分别是（1）代词、名词、动词，疑问句与打招呼；（2）否定式与多义词，形容词，买东西；（3）日本职业、工作与风俗用语；（4）交通、饮食、天气、家居用语；（5）日常会话。在整本书的结尾还介绍了英美人与中国人在说“横滨日语”时候的不同点，可以说很是贴近当时的实际情况了。 幕末至明治初期的英国外交官萨道爱之助（Ernest Satow），迎娶日本妻子，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像他一样，对日语这门陌生语言如此熟悉。 不仅如此，《横滨方言练习册》还注意到了日语本身的复杂性。书中专门抽出一个章节来讲“Wok-kallonai”与“Wok-kallimassing”的不同。在日语里，这两个词分别对应“分からない”与“分かりません”，意思都是“我不知道”或“我不同意”。但按照手册说法，前者是“I never intended to and nothing you can say will make me understand”，意思是“我不想做这件事，而且你说的任何理由我都不听”；后者则是“if you make it worth my while I will very quickly understand”，也就是“如果你能让提案更有价值，我会很快接受”。两者差异几乎是180度，也可见当时欧美人已经看明白隐藏在日语之中的“暧昧”了。 从1859年横滨开港算起，到1899年日本彻底放开贸易限制、允许外国人进入日本各地自由贸易为止，中间过去了40年时间，“横滨日语”在19世纪中晚期的日本一度盛行，也见证了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与近代工业化的完成。进入20世纪，欧美人不得不正视已经加入列强队伍的日本，也开始摒弃这种中间语言，直接学习起日语。 “协和语”：一种新型语言的初级版本 “你们滴，通通滴，死啦死啦滴！” 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日本人的第一印象都来源于小时候看的黑白抗战电影，老一辈电影艺术家也塑造一个又一个让人铭记的“鬼子”。伴随这些“鬼子”出现的，便是这种蹩脚的汉语，然而事实上，抗战期间所谓“协和语”才是日本人与中国人交流的常态。 老艺术家葛存壮先生饰演的“日本鬼子” 但有趣的是，这种介于汉语、日语之间的语言并不是抗日战争时期突然出现。早在1925年2月至3月，日本报纸《满洲日日新闻》就连载过一个专栏，前后共34期，最后9期集中记录了流传在旅顺、大连地区（日本租借地）的几十句这种汉日混合语，并将其命名为“日支合办语”。1926年，34期报道直接被编纂成一本小册子《从“日支合办语”走向“支那语”》（当时日本习惯用“支那语”称呼汉语），这也是“协和语”第一次亮相于世。 那到底《地道战》《地雷战》这种老电影里的日本人说话到底对不对呢？直接从小册子里摘例句： “煤炭通通的（dei）没有，少少的（xiaoxiaodei）拿来。”（没有煤了，拿一点来） “坏了（la）没有，你的（dei）一个饭饭（meshimeshi）看看。”（没坏，你尝一个看看） “我的（wuaode）今天朋友房子去，你的（niide）小心小心的（dei）房子看看。”（我去朋友家，你小心看家） 是不是很有黑白老电影里日本人的感觉？没错，由于日本人从20世纪初期就逐渐向中国东北渗透，中日双方交流非常频繁，这种用日语语法加入汉语词汇的方法就普及开来。按照小册子所说，当时不仅中日两国人之间的交流用这种语言，有时候日本人之间也会用，构成了一种奇特景观。 在“协和语”体系里，很多汉语词汇固化为其他意思。比如“买卖”变成了“买”的意思，“顶好”是副词的“好”，“干活计”是“做”“弄”的意思，“死了（la）”除去“死”的含义外，还演化出了“结束”“熄灭”的含义。所以如果想说“好好工作”，就可以用“顶好的干活计”来代替；而如果有人说“火死了（la）”，也不是真的死了，而是火熄灭的意思。 最开始学日语的时候，很多朋友都曾来问我一些词语是什么意思，比如“八嘎呀路”“米西米西”。这两个词很好理解，“八嘎呀路”就是日语的“马鹿野郎”（bakayarou），表示傻瓜的意思；“米西”则是日语的“饭”（meshi）的意思，读音讹变成了“米西”。但有些词的确让人难懂，比如“三宾得给”就着实让我苦恼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才明白：“宾得”来源于日语“binta”（巴掌），动词“给”要按照日语语法放在最后面，才能形成“给三巴掌”的说法。 由于汉语、日语之间的相似性很强，“协和语”也比“横滨日语”多了很多复杂句式。比如下面这两句就很有代表性： “我的（wuaode）靴（读作：kutsu）水大大的（dei），外边拿去太阳的（dei）给，慢慢的（dei）水通通没有了，顶好的（dei）扫扫。”（我的鞋有很多水，拿到外边晒晒太阳，等着水干了，好好刷一刷） “你的（niide）饭饭（读作：米西米西）完了的（dei），这个的（dei）他的（dei）房子拿去。”（你吃完饭，把这个拿到他家去）。 两句话里，除了“靴”“饭”保留了日语发音以外，其余词汇已经全部汉语化，同时整句话已经可以表达较为复杂的递进含义，描述出“晒太阳”与“刷鞋”、“吃饭”与“拿去”前后两个步骤，已经具有了更加实用的沟通能力。 在语言学里，两种不同语言的糅合对话被称为“皮钦语”（pidgin），这个词正是来源于早期中国人念英语“business”的发音，意思就是一种单纯的贸易交流语。这种语言一般词汇单一，语法简单，但经过一两代人的演化，“皮钦语”就会进一步复杂化，形成所谓“克里奥尔语”（creole），拥有更加生活化的词汇与更完整的语法。 目前塞舌尔共和国的官方语言之一就是基于法语的“塞舌尔克里奥尔语” 从定义上说，“协和语”当然是典型的皮钦语，但由于流传时间较长，加上汉语日语有很多相似词汇、容易理解，发展进化速度也比一般的皮钦语要快，甚至可以进行较为复杂的对话。在“协和语”最为盛行的伪“满洲国”地区，一部分官僚甚至开始尝试用日语语法+汉语词汇来写作，也可以看作“协和语”的一种书面化尝试。 最广为流传的一段话，就出自于当年的《满洲事情案内所报告（第58本）：满洲农业概况》：“福特汽车王曾经讲过，‘完全用大豆作成而使用豆油驱动的汽车，不久就可以出现了’，由这句话也可以窥知大豆的用处伟大了，大豆有以上的广范的用处，所以在小将来发展上有莫大期待的。”虽然读起来很不通顺，也存在错别字（“广范”应作“广泛”），但整句话意思已经比较清晰。 不过有趣的是，作为日本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官方并没有推行所谓“协和语”，甚至官方都没有将这种话命名为“协和语”，而是叫做“士兵中国话”（兵隊支那語）。至于“协和语”一词的来源，事实上是底层老百姓为了揶揄伪“满洲国”各级官僚说话“半中不日”而创造的说法。 “协和语”虽然只是短暂存在一段时间，但对中日双方都留下了一些影响。比如“协和语”经常使用“阿鲁哟”（aruyo）作为语尾助词，而如今日本动漫里的中国角色就大多会在一句话结尾带上“阿鲁哟”；至于中国这边，也大多能理解“八嘎呀路”“米西米西”“开路”“花姑娘”这些词的含义，中国东北方言也留下了诸如“马葫芦盖”（井盖）这种来自日语的痕迹。 动漫《银魂》一副旗袍打扮的神乐就经常以“阿鲁哟”（aruyo）作为结尾 但还是要明白，“协和语”毕竟是当年日本侵略中国时期的副产品，如今时过境迁，其中词汇早已不适用于现代日本社会，要是现在去日本旅游问“哪里的米西米西？”对方必然是会大挠其头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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