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敌的秦军有哪些常备军？编制是什么样？

上文中与“发弩”并列的“士吏”，其实是“屯卒”的基层管理岗，说得现代点，就是“军法官”，所以，无论是边境的屯戍，还是京师的屯卫，还是出征的屯军，都会有“士吏”的设置，他们用“法律”为大秦服务。

在曹操《孙子略解·作战篇》中的说法是：

陈车之法：五车为队，仆射一人；十车为官，卒长一人；车满十乘，将吏二人。

也就是说，打车战，5乘战车即为1队，队官为仆射，10乘战车则为1官，官长为卒长，每10乘战车，还要配备2名将吏，实际上就是“士吏”，因为卒长级别就安排上“将”，有点太高了。

这个编制名称与《大通汉简》对照看：

[以官]干行，五百将斩；以曲干行，侯斩；以部干行，司马斩；以校干行，军尉斩

其官吏卒长五百将当百以下及同……

也就是说，步兵中的“官”一级编制，主官叫“五百将”，身份上与“卒长”略同，甚至“卒长”还要高一些，而《二年律令·秩律》中，“卒长”的秩级为五百石，“候”为六百石，可见，西周、春秋时代遗留下来的乘车者高贵的观念，仍有所延续，只不过，随着车兵在两汉之际的衰微和消亡，“卒长”这个职务到《后汉书》、《续汉书》记载的东汉兵制中已经看不到了。

只不过，这个编制再往下，就难以确认了，参见《秦律杂抄》中规定：

徒卒不上宿，署君子、敦（屯）长、仆射不告，赀各一盾。宿者已上守除，擅下，人赀二甲。

不当禀军中而禀者，皆赀二甲，法（废）；非吏（也），戍二岁；徒食、敦（屯）长、仆射弗告，赀戍一岁；令、尉、士吏弗得，赀一甲。 军人买（卖）禀禀所及过县，赀戍二岁；同车食、敦（屯）长、仆射弗告，戍一岁；县司空、司空佐史、士吏将者弗得，赀一甲；邦司空一盾。

徒卒上值，署君子是管理者，屯长、仆射是管理者，不告，就要负连带责任；而不当在军中取食的，徒食、屯长、仆射，作为管理者，也要被罚；卖军粮，则同车食，也就是1车的10个人，与屯长、仆射不告，要一同被罚，“士吏”没抓到，也要受罚。

到底屯长、仆射是同级别的步兵、车兵管理者，还是屯长低于仆射，均为步兵的管理者，这是两种可能性，从“徒卒不上宿”一句来看，这段简文，实际上说的是步兵，也就是屯长为五十人首领，仆射为一百人首领，也就是《商君书·境内篇》中的“百将”。

再往下，《说文·金部》“鐸”字引《军法》：

五人为伍，五伍为两。

《后汉书·宣秉传》注引《军法》：

五人为伍，二伍为什。

两伍制和什伍制并存的原因，即前者为车兵编制，后者为步兵编制，一个是“五五编制”，一个是“五二编制”，而《商君书·境内篇》里实际上只记载了“五二编制”的步兵，而没有特别强调车兵的特殊编组，当然，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当时本就是“五二编制”，“五五编制”反而是汉朝用兵规模暴增之后，自行发展的产物。

事实上，《大通汉简》、《居延汉简》中的汉代中后期军制都显示出，哪怕步兵，也主要在使用“五五编制”，从而让“校”级编制，也就是“尉”指挥的部队，能够具备单独成军的规模，而非商鞅变法时代的附属单位。

“百将、屯长、什长、伍长”，这四个基层职务没有秩禄，则只能属于临时军职，事后以爵位酬赏，战时或也以爵位定职，他们也不存在于平时状态下的“养兵”序列，可以说是军功爵制与军事体系少有的交接点。

但是，作为个人，这些“士和卒”，终究要与国家产生联系。

在对嫪毐叛乱的记载中，《史记·秦始皇本纪》明确写道：

矫王御玺及太后玺以发县卒及卫卒、官骑、戎翟君公、舍人，将欲攻蕲年宫为乱。

这一处记载，也恰恰是三解细究嫪毐之乱的核心原因，就是这几个名词，包含了秦国“常备军”的几乎全部。

因为嫪毐谋反行为的特殊性，他不可能采取“正常”的经过“相国府”的公文程序，进行耗时过长的“兴发”，那不是叛乱，是打内战，所以，他最优的选择，即调动“常备武装”进攻秦王政，这样才能避免夜长梦多，而且，各部主官只要发动，也就很难下船。

也就是说，县卒、卫卒、官骑、戎狄君公舍人（不应断句，嫪毐本人舍人用不着矫玺，只能是这些有私臣的外族君长），这四支力量，就是内史地区除了秦王政身边的郎宦者之外的所有常备武装。

请注意，县卒、卫卒、官骑，这三个“官军”，其实归属于三个系统，所以在政治清算时，卫尉、内史、中大夫令都被车裂，按照《汉书·公卿百官表》，卫尉领卫卒，内史涉及到发县卒的伪造公文下达，官骑则可能归属于中大夫令统帅。

非常有意思的是，“中尉”并未名列其中，要么，就是“中尉”明智，没有卷入这场叛乱，要么，就是“中尉”根本没有“常备军”部下来参与这场反叛。

三解，其实倾向于后者，理由，即在于“县卒”和“佐弋”这两个名词，“县卒”，只能理解为内史属地下的各县“卒”，否则，就应统称为“发中尉卒”，这个词组，在汉高帝时代和汉文帝时代，都有使用。

也就是说，嫪毐并没有“发中尉卒”，却“发县卒”，唯一的可能性就是“中尉”在秦王政初年根本就没有“中卒”在手，而这部分“中卒”的去向，恰恰要看“佐弋”。

秦始皇的好儿子秦二世，“尽征天下材士五万人”到咸阳“屯卫”，主要任务就是“教射狗马禽兽”，也就说明，在秦二世之前，“天下材士”是不需要“尽征”，也就是全部到咸阳“屯卫”的，这支新屯兵，是秦二世创造的。

而他们的任务，就是“涉猎”，在功能上，恰与“佐弋”重合， 那么，在这之前，宿卫京师的屯卒，或称卫卒，是从郡县征发的普通的“卒”，那么，“中卒”们除了担任基层治安官吏的部分，在咸阳的任务是什么？

恐怕就是在“佐弋”的管理下，作为秦王的“私人”，侍奉射猎并维持技艺水平，这种安排，与“官骑”归属于“中大夫令”这样的私属重臣逻辑类似，即在和平状态下，由君王控制军中精锐，而非置于丞相为首的官僚系统之下，从而成为君权的军事保障。

也正因为如此，“佐弋”才有资格和卫尉、内史、中大夫令这样的二千石高官相提并论，排名第三的被腰斩，否则，仅仅是少府的属官之一，根本没资格列这个名字。

而戎狄君公舍人，其实是最特殊的一群人，不过研究也比较多，结论是属于秦的“属邦（典属国）”管理，《汉书·百官公卿表》也显示，汉代的“典属国”属官有“千人”，正是秦汉骑兵的“曲”级长官，说明秦的“属邦”很可能以居住在咸阳的臣服的“戎狄君公”部下的舍人，组成了一支“胡骑”。

作为定居文明并不熟悉的“特种兵”，“胡骑”和“官骑”，都是远远有别于商鞅变法时代制度底本的新事物，而本文中叙述的重点，实际上是以《商君书·境内篇》为起点，以《二年律令·秩律》为终点，自秦国变法之后至秦朝灭亡的军事制度变迁的一个还原尝试，对于“骑士”、“屯戍”等问题，将在下期重点讲述汉代军事制度变迁的文章中有所体现，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