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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国玺或传国玉玺，为中国皇帝的信物，历代正统皇权的象征。其方圆四寸，上纽交五龙，相传由和氏壁所雕成（一说是蓝田玉），根据记载和现存拓片，玉玺字迹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受命于天，既寿且康”以及“受（昊）天之命，皇帝寿昌”三种说法。 历史 秦汉 历史上的传国玉玺拓片 秦以前，民众喜欢用金属玉石雕刻为私人印信，按照个人喜好通常都有龙或者是虎作为装饰。秦以后，政府禁止皇帝以外的人以金玉作为私人印信，皇帝所用的印信被称之为“玺”。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统一中国后获得和氏璧（一说是蓝田玉），秦始皇将其琢为传国玺，替代遗失的“九鼎”作为天子的象征，又命丞相李斯在和氏璧（一说是蓝田玉）上写“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虫鸟篆字，由玉工孙寿刻于其上，又称之为“天子玺”。秦二世死后，秦王子婴将传国玺献于汉高祖刘邦。王莽篡汉后，向孝元皇太后逼索玉玺，皇太后大怒，掷玉玺于地，摔崩一角，王莽命人以黄金镶补，尽管手艺精巧，但玉玺终究留下缺角之痕。王莽败亡后，玉玺落入更始帝刘玄手中，后来刘玄被赤眉军打败，玉玺落入刘盆子之手，后赤眉兵败，献玺于汉光武帝刘秀处。[1] 三国 东汉末年各路诸侯讨伐董卓时，爆发董卓讨伐战，孙坚军率先攻入洛阳城，《后汉书》、《山阳公载记》、《吴书》、《资治通鉴》皆记载孙坚军进入洛阳后拾获传国玺，但后来被袁术夺取，作为称帝的凭据，袁术死后被荆州刺史徐璆携玺至许都，当时曹操挟汉献帝而令诸侯，至此玉玺得重归汉室。 《江表传》和裴松之认为孙坚发现传国玺之事为假，《江表传》案《汉献帝起居注》的文字“天子从河上还，得六玉玺于阁上”，又太康之初孙皓投降时送金玺六枚，没有玉，表明孙坚发现传国玺这件事是假的[2]；裴松之认为孙坚在反董义军中最有忠烈之称，若得传国玺而潜匿不言，则为阴怀异志，怎么能称得上忠臣，就算如虞喜所说天子六玺和传国玺不同，孙皓投降时确只有六玺没有传国玺[3]。 虞喜《志林》、赵一清则支持孙坚发现传国玺，虞喜《志林》认为天子六玺和传国玺并不是一个概念，传国玺不在六玺之列，皇帝平时使用六玺办公，并不使用传国玺[4]；赵一清批驳裴松之忽视了范晔《后汉书》中徐璆盗袁术传国玺献给曹操一事，还以吴亡不见传国玺为由反驳是得其一而忘其二[5]。 不论如何最终传国玺仍从汉室手中传给曹魏，三国一统于西晋，玉玺归晋。 两晋与南北朝 西晋以后传国玺的下落有多种说法： 西晋永嘉之乱后，晋怀帝被俘虏，玉玺归前赵，后赵石勒灭前赵得此玺；其字迹为“受天之命，皇帝寿昌”，后于玉玺右侧加刻“天命石氏”，并于五胡处流传，最后传到冉魏[6]。冉魏因战祸求乞东晋军救援，玉玺又归于东晋。东晋时从五胡处夺回后便流传于南朝[7]。 前秦符坚被姚苌所杀时，玉玺被符坚所埋藏。 北魏太武帝时于泥像中找到二方玉玺，字迹皆为“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其中一方旁边还加注“魏所受汉传国玺”[8]。 北齐在侯景败亡后辗转得到他在南朝梁所夺取的“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玉玺[9]。 隋唐五代 传国玺印文之一：毕景儒本 传国玺印文之二：向巨源本 传国玺印文之三：蔡平仲本 传国玺印文之四：蓝田县志本，以上四图来源：北京晚报“传国玉玺”之终 隋朝统一后，传国玺为隋朝所承袭[10]。后来隋炀帝杨广被杀于江都，萧皇后带玉玺逃入漠北突厥处。唐贞观四年（公元630），李靖率军讨伐突厥，同年，萧皇后与隋炀帝之孙杨政道背返归中原，传国玺归到唐朝，至五代十国之后失去踪影。 失踪 有关玉玺的失踪之说，现时有多种说法： 五代十国后唐末帝李从珂自焚之时失踪。 五代十国后晋出帝被辽太宗在公元946年俘虏时丢失。 辽朝保大二年（1122年），辽天祚帝遗失传国玺于桑干河[11]。 元顺帝逃回漠北时失踪，元朝皇室曾有玉玺之记录，清朝史料亦有记载[12][13]，但元编《辽史》并不支持此说法[14]。且清乾隆也否认自蒙古得到的是真正的传国玺。 北宋哲宗曾宣称有人发现了传国玺，送至朝廷，直到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破汴京，除了徽钦二帝被掠走，“传国玉玺”也被金兵掠走，从此销声匿迹。 明军攻入元大都，“俘获诸王子6人，玉玺两枚，元成宗玉玺一枚，元朝共11个皇帝，其它皇帝玉玺均没有缴获。” 据《二十五史纲鉴》载：公元1370年5月，明军横扫漠北直捣应昌之时，缴获元顺帝出逃所带到漠北的一批珠宝。其中既没有元朝的诸帝之玉玺，又没有传国玺。 由于传国玺下落不明，明、清两朝均没有传国玺。是故明朝开国时，明太祖朱元璋有三件憾事，其中首件就是“少传国之玺”[15]。 再现 北宋绍圣三年时，农夫段义宣称无意间发现了疑似传国玺的玉印，经十三位大学士依据前朝记载多方考证，认定是始皇帝所制传国玺，但是朝野不少有识之士怀疑它的真伪。靖康之乱时，金兵进入汴京，这块“传国玺”也消失无踪。 明弘治十三年，陕西巡抚熊翀进献白玉玺一方，书小篆“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礼部尚书傅瀚奏曰其不合《辍耕录》所载传国玺受命宝，且人君治天下以德不以玺，高皇作玺亦足以为一代受命之符而垂法万世，请不用此印。明孝宗从其言，藏而不用。 后金天聪九年（明崇祯八年），多尔衮出兵蒙古林丹汗部，苏泰太后持元传国玺出迎并投降，次年皇太极据此称帝，但该玉玺于乾隆时期鉴定为赝品。事实上这方常见于皇太极圣旨的宝玺，印文是小篆文“制诰之宝”，应当是林丹汗仿明朝的“制诰之宝”伪造的，而并非《辍耕录》所载之鸟虫篆文“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传国玺受命宝，也非元朝常用的迭篆印玺，一切都是标榜身份正统性的政治操作，此印于乾隆朝废而不用，但后又宝于盛京凤凰楼，为盛京十宝之一。 清乾隆三年，督河高斌进献碧玉玺一方，书鸟虫篆“受命于天，既寿永昌”，雕刻古泽可爱，颇有秦汉古意，与《辍耕录》所载传国玺受命宝也颇为吻合。然清高宗认为此亦非秦传国玺，只是好事者仿古所作，且“即使尚存政、斯之物，何得与本朝传宝同贮，于义未当”，而当作玩物始终未用作国宝。[16] 相关文学作品 《斧声烛影》，吴蔚著，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和氏璧》，吴蔚著，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参考文献 《文献通考》卷一百十五·王礼考十引注卫宏曰：“秦前民皆佩绶、金、玉、银、铜、犀、象为方寸玺，各服所好。秦以来天子独称玺，又以玉，群下莫得用。其玉出蓝田山，题李斯书，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高祖入咸阳，秦王子婴以玺降，其玺乃始皇蓝田玉玺、螭兽钮，在六玺之外。帝既诛项籍，即天子位，因服其玺，世世传受，号曰'汉传国玺’。平帝崩，孺子未立，玺藏长乐宫。及王莽即位，请玺，太后不肯授莽。莽使安阳侯舜谕指，太后怒骂之，且曰：'若自以金匮符命为新皇帝，变更正朔服制，亦当自更作玺，传之万世，何用此亡国不祥玺为？我汉家老寡妇，旦暮且死，欲与此玺俱葬。终不可得。’太后因涕泣，左右皆垂涕，舜亦悲不能止良久，乃谓太后，'臣等巳无可言，莽必欲得传国玺，太后宁能终不与邪？’太后闻舜语切，恐莽欲胁之，乃出汉传国玺，投之地以授舜，曰：'我老且死，而兄弟今族灭也。’舜既得玺，奏之。莽大说。”、《后汉书》卷四十八：“秦以前以金、玉、银为方寸玺。秦以来天子独称玺，又以玉，腢下莫得用。其玉出蓝田山，题是李斯书，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号曰传国玺。汉高祖定三秦，子婴献之，高祖即位乃佩之。王莽篡位，就元后求玺，后乃出以投地，上螭一角缺。”及莽败时，仍带玺绂，杜吴杀莽，不知取玺，公宾就斩莽首，并取玺。更始将李松送上更始。赤眉至高陵，更始奉玺上赤眉。建武三年，盆子奉以上光武。孙坚从桂阳入雒讨董卓，军于城南，见井中有五色光，军人莫敢汲，坚乃浚得玺。袁术有僭盗意，乃拘坚妻求之。术得玺，举以向肘。魏武谓之曰：'我在，不听汝乃至此’。时璆得而献之。”；《应氏汉官》、《皇甫世纪》则称“汉传国玺”字迹为“受命于天，既寿且康” 《三国志》卷四十六裴松之注：江表传曰案汉献帝起居注云“天子从河上还，得六玉玺于阁上”，又太康之初孙皓送金玺六枚，无有玉，明其伪也。 《三国志》卷四十六裴松之注：臣松之以为孙坚于兴义之中最有忠烈之称，若得汉神器而潜匿不言，此为阴怀异志，岂所谓忠臣者乎？吴史欲以为国华，而不知损坚之令德。如其果然，以传子孙，纵非六玺之数，要非常人所畜，孙皓之降，亦不得但送六玺，而宝藏传国也。受命于天，奚取于归命之堂，若如喜言，则此玺今尚在孙门。匹夫怀璧，犹曰有罪，而况斯物哉！ 《三国志》卷四十六裴松之注：虞喜志林曰天子六玺者，文曰“皇帝之玺”、“皇帝行玺”、“皇帝信玺”、“天子之玺”、“天子行玺”、“天子信玺”。此六玺所封事异，故文字不同。献帝起注云“从河上还，得六玉玺于阁上”，此之谓也。传国玺者，乃汉高祖所佩秦皇帝玺，世世传受，号曰传国玺。案传国玺不在六玺之数，安得总其说乎？应氏汉官、皇甫世纪，其论六玺，文义皆符。汉宫传国玺，文曰“受命于天，既寿且康”。“且康”“永昌”，二字为错，未知两家何者为得。金玉之精，率有光气，加以神器秘宝，辉耀益彰，盖一代之奇观，将来之异闻，而以不解之故，强谓之伪，不亦诬乎！陈寿为破虏传亦除此说，俱惑起居注，不知六玺殊名，与传国为七者也。吴时无能刻玉，故天子以金为玺。玺虽以金，于文不异。吴降而送玺者送天子六玺，曩所得玉玺，乃古人遗印，不可施用。天子之玺，今以无有为难，不通其义者耳。 卢弼《三国志集解》卷四十六：赵一清曰孙坚于井中得传国玺。坚死，袁术逼其夫人而夺之。术死军破，徐璆得而献之。《后汉书徐璆传》云得其盗国玺，及还许上之是也。章怀注引坚事以证之。而裴世期犹以吴亡不见此玺相诘难可谓得其一而忘其二也。 《晋阳秋》曰：“冉闵大将军蒋干以传国玺付河南太守戴施，施献之，百僚皆贺。玺光照洞彻，上蟠螭文隐起，书曰'（旻）〔昊〕天之命，皇帝寿昌’。秦旧玺也。”、《后汉书》卷三十引注徐广曰：“传国玺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 《宋书》卷十八：“高祖入关，得秦始皇蓝田玉玺，螭虎纽，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高祖佩之，后代名曰传国玺，与斩白蛇剑俱为乘舆所宝。传国玺，魏、晋至今不废；斩白蛇剑，晋惠帝武库火烧之，今亡。晋怀帝没胡，传国玺没于刘聪，后又属石勒。及石勒弟石虎死，胡乱，晋穆帝代，乃还天府。” 《魏书》卷四下、《北史》魏本纪第二：“夏四月甲申，车驾至自长安。戊子，毁邺城五层佛图，于泥像中得玉玺二，其文皆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其一刻其旁曰'魏所受汉传国玺’。” 《北齐书》卷三十八：“获传国玺送邺，文宣以玺告于太庙。此玺即秦所制，方四寸，上纽交盘龙，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二汉相传，又传魏、晋。怀帝败，没于刘聪。聪败，没于石氏。石氏败，晋穆帝永和中，濮阳太守戴僧施得之，遣督护何融送于建邺。历宋、齐、梁，梁败，侯景得之。景败，侍中赵思贤以玺投景南兖州刺史郭元建，送于术，故术以进焉。” 《隋书》卷十一：“天子六玺：文曰'皇帝行玺’，封常行诏敕则用之。'皇帝之玺’，赐诸王书则用之。'皇帝信玺’，下铜兽符，发诸州征镇兵，下竹使符，拜代征召诸州刺史，则用之。并白玉为之，方一寸二分，螭兽钮。'天子行玺’，封拜外国则用之。'天子之玺’，赐诸外国书则用之。'天子信玺’，发兵外国，若征召外国，及有事鬼神，则用之。并黄金为之，方一寸二分，螭兽钮。又有传国玺，白玉为之，方四寸，螭兽钮，上交五蟠螭，隐起鸟篆书。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凡八字。” 《辽史》卷五十七‧志第二十六 仪卫志三符印 旋自察哈尔得元传国玺，承先请命工部制玺函，卜吉日，躬率戝臣郊迎入宫，仍以得玺敕示满﹑汉、蒙古《清史稿列传十九》；九年，平察哈尔林丹汗，得元传国玺《朝鲜列传》 庚辰，出师和硕墨尔根戴青贝勒多尔衮……等征察哈尔国，获历代传国玉玺。先是，相传此玺藏于元朝大内，至顺帝为明洪武帝所败，遂弃都城，携玺逃至沙漠，后崩于应昌府，玺遂遗失。越二百余年，有牧羊于山冈下者，见一山羊三日不啮草，但以蹄跑地，牧者发之，此玺乃见。既而归于元后裔博硕克图汗，后博硕克图为察哈尔林丹汗所侵，国破，玺复归于林丹汗。林丹汗亦元裔也。贝勒多尔衮等闻玺在苏泰太后福金所，索之，既得，视其文，乃汉篆“制诰之宝”四字。璠与为质，交龙为纽，光气焕烂，旬至宝也……《清实录·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二四 《辽史》卷五十七‧志第二十六 仪卫志三符印 见明 陈建《皇明通纪》：“高帝谓天下一家，尚有三事未了。一，少传国玺；一，王保保未擒；一，元太子无音问。” 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传国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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